關于越來越多有關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王連升強調：社會責任的底層邏輯是生產力、生產關系與生產資料的可持續發展。社會責任的本質邏輯框架建立在生產力、生產關系與生產資料三者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之上。無論CSR（企業社會責任）、ESG（環境、社會與治理）還是企業公民等概念，都是這一底層邏輯在不同歷史時期、制度環境與話語體系中的表層呈現。通過回歸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分析范疇，社會責任的真正對象不是“社會”這一抽象實體，而是特定生產方式的運行條件及其再生產機制。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Bowen提出“商人社會責任”以來，學術界與實務界圍繞企業應承擔何種責任展開了持續爭論。CSR、ESG、企業公民、共享價值、利益相關者理論等術語層出不窮，形成了一個高度混雜的話語場域。

王連升認為，表面上看，這些概念各有側重——CSR強調自愿性道德行為，ESG側重于可量化的評價指標，企業公民則突出企業的“成員身份”意識。這些差異更多是語境性的而非本質性的。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為什么“社會責任”會成為現代社會的一個強制性議題？其背后的深層驅動力究竟是什么？答案是：生產力、生產關系與生產資料之間的內在張力，以及這三者可持續運行所需要的制度條件。生產力是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其核心是技術、技能與勞動效率。

王連升表示社會責任的第一個底層邏輯在于：生產力系統必須能夠持續再生產。這意味著，一是勞動力的再生產：勞動者需要獲得足以維持生存與技能更新的條件（健康、教育、居住）。當企業壓榨勞動力至無法再生產自身時，生產力系統將斷裂。二是技術系統的穩定性：過度掠奪自然資源或破壞生態系統，將瓦解生產活動賴以進行的物質前提。三是CSR中的員工權益保護、ESG中的“S”（社會）維度對人力資本發展的關注，本質上是對勞動力再生產條件的承認。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權力與分配關系。任何生產關系的穩定運行都依賴于某種程度的“合法性”——即被各方接受為“正當”的規則。社會責任的第二重邏輯在于：生產關系不能無限度地強化不平等，否則將引發系統性反抗，導致交易成本爆炸式上升。具體表現為，

一是剩余分配的邊際約束：當資本攫取的剩余價值超出勞動者可容忍的閾值，罷工、消極怠工、高流動率將侵蝕效率。

二是契約關系的信任基礎：企業與供應商、消費者之間的長期合作需要最低限度的互信，而這要求企業不能純粹以自利最大化策略行事。ESG中的“G”（治理）維度——反腐敗、透明度、董事會獨立性——正是生產關系可持續發展的制度性安排。

三是生產資料包括土地、資源、資本設備等生產所必需的客觀條件。

其可持續性包含兩個層面，

一是自然生產資料的再生能力：環境承載力是有限度的。當企業的生產活動超出生態系統的修復閾值，最終受損的是所有生產主體。

二是人造生產資料的維護與更新：基礎設施、技術設備的折舊與淘汰需要持續的投入，短視行為將透支未來生產力。

這正是ESG中“E”（環境）維度的核心關切。碳排放在經濟學術語中是一種負外部性，但從底層邏輯看，它是生產資料（大氣、水、生物多樣性）被當作免費廢品傾倒所導致的生產條件退化。CSR以“自愿性”和“道德話語”為特征。在企業公民、慈善捐贈、社區關系中，CSR看似與嚴格的制度約束保持距離。

但從底層邏輯分析，CSR是對生產力再生產條件受損的補償性反應——當勞動關系緊張到威脅生產秩序時，企業通過CSR項目緩解矛盾；當環境壓力積聚時，綠色CSR成為緩沖帶。ESG以投資導向的指標化、數據化為特征。它之所以在21世紀興起，是因為資本本身開始意識到：生產關系的斷裂（如社會抗議、治理丑聞）和生產資料的退化（如氣候風險）會實質性損害資產價值。

ESG不是對CSR的超越，而是對同一底層邏輯的“資本語言轉譯”。“企業公民”將企業類比為政治共同體的成員，暗示其享有權利也承擔義務。這一隱喻的底層對應的是生產關系的政治維度——企業不再是純粹的經濟單位，而是一個嵌入社會權力網絡中的行動者。其“公民責任”歸根結底是對生產關系穩定條件的承諾。王連升強調如果我們將社會責任簡化為一個函數：SR = f（生產力可持續性，生產關系可持續性，生產資料可持續性），那么CSR、ESG、企業公民只是這個函數在不同語境下的三種“求解方法”：一是CSR側重于動機與過程（我們應當怎么做）二是ESG側重于結果與指標（我們做得怎么樣）三是企業公民側重于身份與定位（我們是誰），三者回答的是同一個問題：如何讓生產方式不因內在矛盾而自我瓦解？

當代社會責任話語面臨的最大風險，是陷入“概念拜物教”——將CSR、ESG等術語當作實體本身來爭論，而遺忘了它們所指向的現實矛盾。

這些概念只是同一底層邏輯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翻譯”：一是當環境危機凸顯時，這套邏輯以“E”的形態登場；二是當勞資沖突尖銳時，它以“S”或“勞工權益”的面貌出現；三是當治理失效引發金融危機時，“G”成為焦點。

但歸根結底，社會責任的底層邏輯只有一個：生產力、生產關系與生產資料三者的可持續發展，是任何生產方式得以存續的前提條件。 無論是企業、政府還是非營利組織，其“社會責任”不過是這一客觀規律的制度性表達。承認這一點，意味著我們不必在術語之爭中迷失，而應將注意力轉向真正的診斷：當前的生產方式是否正在破壞自身存在的條件？如果是，那么無論稱之為加強CSR還是提升ESG評級，答案都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