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謝買過我書的朋友們：我唯一不心虛的身份就是“讀書人”

文丨將爺

今天全民閱讀日，我想把這篇文章用來致謝所有買過我書的朋友，他們現在一共有5萬人了。在我心中，毫不夸張地說，是最想感恩的人了。

說來很慚愧，在30年前，我就開始在報刊發表文章了，直到去年，才出了第一本書，叫《不負經典》。

其實，早在十幾年前，就有很多在出版社的朋友要出我書，但我都沒能最終落實。

這讓我錯過了靠出書掙錢和成名的最好時機。因為十幾年前，我文章經常被搬到各大門戶網站首頁，又在很多報刊開了專欄，多少也算有點薄名。那時候，圖書市場也好，但，我只知道埋頭狂寫，從不去盤點梳理。

后來，我很吊詭地又重新回到體制內單位，從那天起，所有的至親至友給我最多的人生建議就兩字——低調。不要說出書了，很多時候我寫文章，都不敢署上自己的名字。

這些年，喝醉的時候，我經常這樣調侃自己——我對魯迅最大的致敬，就是在發表文章的筆名，應該超過老人家了。

回到看看這段十余年時光，我在前途和收入上幾乎沒有任何進步，唯一變化，就是漸然成了一個隱姓埋名的人。有時搜索到一篇舊作，看著詭異的筆名，我知道，就如同”證明我媽是我媽“一樣，要證明”我的文章是我寫的“，太難了。

隨著傳統媒體式微，社交媒體時代來臨，作為一個創新表達的實踐者，我也選擇在”人格志“等很多公號寫了至少500篇以上的10萬+，但，沒有一個平臺是屬于我自己的。包括這個”人格志“賬號，也不是我注冊的，從法律身份角度，我或許連“將爺”這個名字都不能擁有。

在自媒體最火爆的年月，我也沒有選擇出書。事實上，如果放在5年前，僅通過”人格志“等賬號，我隨便出一本書，至少會賣到10萬冊以上。我總是覺得，推出人生第一本書過程，要一直保持著朝圣的心態。

《不負經典》確實就是在這樣心境下完成的。迄今，每一條超過5千冊的銷售鏈接下面的好評率，都超過了97%。

時間倒帶到2024年12月30日凌晨3點，在報社燈火通明的夜班大廳，我簽完年底最后一期“讀書版”大樣，頭條的標題叫“真正的塵埃落定是走向和解”，這是我的“寫在茅獎邊上”專欄的最后一篇。

那一刻，我長舒了一口氣，覺得終于不用再為這場文學讀寫苦旅萬般糾結了，可以放下包袱，輕快人生了。

車開出報社后，我放了一首歡快的歌，是陳奕迅的《我的快樂時代》，聲音很大，大到讓我覺得，這是世界上最安靜的夜晚。只是，聽到最后那句歌詞“時間夠了，時針偏偏出了錯”時，我突然又有了一種深沉的悲傷 ，仍在對偏離理想的人生難以釋懷。

大多數像我這種在上世紀讀大學中文系的人，都曾有過作家夢，而我的夢想很熾熱和至純，以至于我不敢用任何偏離文學修辭表達的文章來出書。

大學四年，我在報刊上就發表過上百篇散文。1999年，大學畢業后，我回到故鄉淮安，一邊做高中語文老師，一邊給各種文學報刊寫稿。我供職的學校對面是一所師范學院，那里，年輕的作家徐則臣正在憋著文學大招；幾年后，我進入南京日報工作，部門領導指著座位對我說，畢飛宇剛從那里離開，去專心搞文學創作了。

從故鄉到省城，我唯一能安身立命的工作，是新聞。文學門檻太高了。此后，我一路前行，一路轉身，漸然丟掉了最初的文學夢想，踏上漫長的新聞之路，一條謀稻粱的苦旅。從南京到長沙，從長沙到重慶，多年漂泊的人生，我最難心安的不是因為失去了故鄉，而是丟掉了當初的文學夢想。

這些年，我一直在媒體做職業評論員，在很多報刊開設過各類評論專欄，從博客到公號，我其實都寫成了流量博主。但，有一點我從來沒變，就是始終覺得，所有背離文學的寫作，離現實太近，離夢想越遠，總是難以祛除內心的遺憾。

就如同我一直認同，不寫傳統文學的人是配不上叫作家的。這種價值觀念當然是有錯位，是有偏狹片面的。不過，對文學寫作的尊崇和偏離，又在我內心也劃下了一道隱蔽而又深邃的傷口，一直難以愈合。想來，所有夢想不曾開花的日子，也都算不上是陽光燦爛的人生。

閱讀是對這種傷口最好的撫摸。過去20多年，不論生活環境如何變化，書房都是我的靈魂棲息地，文學則是我永遠都離不開的枕頭。無數個夜晚，我都在和文學大師們對望，在書海里打量著那些文學逐夢人。

文學永遠不會辜負才華和努力，只會讓人們見證夢想如何長成參天大樹。多年以后，當年我擦肩而過或有過交集的很多文學追求者，很多都已經光芒萬丈。徐則臣筆下的淮安花街已經被無數人看見，畢飛宇將蘇北那個“地球上的王家莊”變成了他的文學原鄉，他們成了魯迅文學獎和茅盾文學獎的得主。還有太多不忘文學初心的堅定寫作者，也都從故鄉起步，像他們一樣實現了人生和理想的雙向奔赴。

人生注定是一場漫久的修行，文學則是永遠值得托付的存在，閱讀和寫作能夠幫人們走進禁閉地帶，擺脫薩特說的那種“他人就是地獄！”，從而打開通往夢想的大門，一路向前，走向遼闊。

最近幾年，我漸然從時事評論向文學評論轉身，在文化評論寫作中植入太多文學的元素，在銳利的社會批評中帶入更多人性的悲憫，在評論寫作中主張向“跨文體寫作”轉身，其中最大原因，就是因為基于文學的初心。沒有什么比夢想更能驅動人的腳步，也沒有什么比理想的召喚更值得追隨。

從媒體人轉身為小說家的同城好友宋尾，在贈送他的新著給我時，專門在扉頁上寫下這樣鼓勵我的話：“士兵，回歸文學，再遲也不晚”。但，歸來，必須是要有儀式的。《不負經典》這本書，我是把她作為文學回家的起步。

寫作這本書，也是源于我和現實越發緊張的關系。毫不諱言，和很多媒體人一樣，我現在也在面對失去理想主義和專業主義的雙重困境，強烈感受著“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正在成為職業寫作的難以承受之重，經常會為傳統評論在追求真相和傳遞正義上力量式微感到沮喪。

說白了，太多現實問題難以“脫敏”，這在倒逼我去尋找一個更適合時下表達的寫作突破口——到虛擬世界去，找到表達的安全由頭。

顯然，小說能夠提供的時空架構要遠遠大于新聞場景，藝術想象也可以突破太多現實表達的局限性，虛構的故事情節可以容納更有深度的批評與反思，這一切都可以為觀照歷史和時代提供更多的視角。正因如此，從新聞向文學轉身，這幾年才成為很多媒體人尋找自我價值實現的路徑。

長期以來，我的小說閱讀主要集中在外國文學，沉迷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伊薩克·巴別爾、胡安·魯爾福、加西亞·馬爾克斯、卡夫卡、福克納等人的經典敘事中，在太多奇妙的故事和深刻思想中穿梭。外國經典文學作品幫助我打開了一個看世界的視野，帶來了巨大的審美愉悅和價值體驗。

不過，或許是因為自己長期作為時評人的身份，我又總有一種遺憾，覺得那些世界經典文學作品與中國歷史和現實之間沒有形成足夠的強關聯，不能為認識我們這個國家的歷史演進提供更多的直接參考。

這些年，我一直在報社分管文化副刊業務，長期編審“讀書版”，閱讀了大量書評作品，其中大多數都和學術期刊上的學院派文章是一樣的，多是注重對作品進行技術分析和理論闡述。這些作品當然有其價值存在的理由。

但，我也覺得這類書評對普通讀者并不夠友好，文本生澀和理論艱深，特別是“圈子化”吹捧現象，不利于讀者真正發現經典，不利于提升人們對經典的價值認知，不利于推動全民閱讀走向高質量。

重新發現中國文學經典，梳理當代作家如何看待我們的歷史，找到這些作品與時代痛感的聯結點，需要書評人提供更加符合大眾閱讀的文本，需要從作品中提煉出更多符合我們時代發展的價值元素。當我們把目光投向當代小說來尋找經典，聚焦到茅獎作品自然也就成為應有之義。

茅盾文學獎是中國具有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之一，茅盾文學獎作品也通常被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經典。40多年來，一些茅獎作品已經完成了經典化過程，有些作品仍然行走在通往經典化的路上，還有一些已經被淘汰出經典作品范疇。當然，也有一些作品并沒有被評選為茅獎作品，但經過時間檢驗，仍然完成了經典化。

這一切，都意味著透視茅獎評選的細節過程，講述茅獎作家的人生故事，評析茅獎作品里的人物命運，梳理茅獎作品對于歷史的反思，總結茅獎作品的時代價值，既需要立足文學本身，也需要跳出文學，以更加自由和隨性的筆觸，通過政經的、社會的、文化的視角，來為大眾閱讀提供一個體系化的認知判斷。

這是一項既有價值但又極具挑戰的工作。我產生給全部茅獎作品寫書評的念頭，不僅是因為長期專注于文學閱讀，更重要的是，想以茅獎作品書里書外的故事為切入點，把自己這些年在新聞評論和網文寫作上的經驗移植到書評中，來寫一部屬于我自己的“一個人的經典”。

于是，從2022年開始，我用了兩年時間，深度閱讀了迄今評出的53部茅獎作品，同時認真準備相關學術材料，從整體上構架好觀點框架后。從2024年的第一周開始，我在報紙上開設“寫在茅獎邊上”專欄，每周一期，每篇三千余字，從無間斷，用了整整一年時間，完成了這部作品的初稿發表。

這期間甘苦，如同飲水，冷暖自知。比如，我天天都靠眼藥水維持著看世界的清晰，我長年靠扎針緩釋手寫出腱鞘炎的痛楚。

在這個專欄刊刊發期間，我還與東西、喬葉等多位茅獎作家一起舉辦了線下對談活動，和作家和讀者面對面交流，也讓我不斷完善從評價茅獎作品的觀點閉環。這些專欄文章刊發后，也得到遲子建、徐則臣等多位茅獎作家的認同表揚，不少茅獎作家還把我稱為是他們的“理想讀者”，而我也從這些理想作家身上感受到很多作品之外的文化力量。

在完成全部專欄發表之后，我又用了將近半年時間，對這些文章重新進行修改整理，從文本到觀點都進行了迭代升級，就是想讓這部隨筆體書評集更加符合當下的閱讀潮流，讓文學與現實形成更為緊密的連接。

文學也是記錄歷史的一種載體，文學介入現實從來都是文人的使命擔當。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經常感嘆今天的大眾媒介和書評人，在很多時候真的辜負了作家對歷史的記錄和反思。

現在很多人對早期的茅獎作品已經不以為然，其實，早期的“尋根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不論對待歷史的態度，還是反映現實的力度，都可以作為一面文化的鏡子。

比如，《芙蓉鎮》《將軍吟》《白鹿原》等茅獎作品提供的歷史敘事，現在看來，既是勇敢的，也是深刻的。在當前很多文化場景中，我們甚至難以直接復述這些原著的內容，自然也就很難找到對特定歷史年代進行文化評述的合適角度。

可以說，每一部茅獎作品都在呼應著特定的年代，包括一些被標注為“主題先行”的作品，也都需要拋棄被隨意定義的標簽，回到具體的社會場景，回到文學本身，來進行理性審視。不負經典，首先應該不辜負的，還是經典作品的歷史記憶和現實反思。

我還閱讀了大量茅獎作家的人生故事，經常在想，如果能夠寫一部茅獎作家的創作史，那一定是一部激蕩人心的作家奮斗史，也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家心靈史。

經典都是來之不易的。

熊召政早年以詩成名，后來投身商海，頗有成就。后來，他放棄生意，回歸文壇，關門謝客，青燈黃卷，十年磨一劍，寫出皇皇四卷本的《張居正》。期間，他將第一卷燒了重寫，將第二卷燒了一半重寫，上演了現代版的“黛玉焚書”；姚雪垠從1957年秋動筆寫《李自成》，直到1999年8月這部作品第四、五卷才出版。一部《李自成》，從開始創作到完全出版，長達42年,堪稱文學馬拉松；徐懷中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寫出了《牽風記》的雛形，而在上世紀六七年代的特殊歷史階段，只能把近20萬字小說手稿全部銷毀。后來，重新創作這部作品，九旬高齡徐懷中“抱著必死的決心在寫”。

最讓我感動的是路遙，他更像是以一場生命獻祭的方式完成了《平凡的世界》寫作。在那個物質匱乏年代，寫完第一部，路遙身體已經嚴重透支；寫完第二部，路遙大病一場，嚴重吐血，差點死去；寫完第三部，路遙形容枯槁，兩鬢斑白，雙手如同雞爪。完成這部作品時，路遙還不到40歲，卻像個頭白背駝的老人。

《平凡的世界》發表后不久，路遙就離開了人世。甚至，他生前都沒有等到獲得茅獎的消息，只是收到妻子要求離婚的信息。文學當然不值得拿命來拼，但敷衍和投機永遠不可能創作出真正的經典。茅獎作家創作經歷本身也是一種文化精神財富。而對很多作家來說，最終沒有辜負他們的，也只有作品。

我寫批評文章近三十年，越來越懂了，文學批評不是為了批評而批評，文學批評的價值也從不局限于“否定性批評，但是，一味贊揚的文化評論是很值得懷疑的，只有客觀公正地直面問題才能讓批評具有正當性。

茅獎是一個極其重大的文學榮譽符號，但，茅獎評選本身也是有遺憾的，也是有遺珠的，一些文本和價值都很低劣的作品擠進茅獎作品陣營，歷來為讀者詬病。

在我看來，茅獎作品確實存在一些作品質量堪憂，甚至可以說是粗制濫造。對這樣的作品，我從作品本身到評獎過程都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分析，也是希望能以銳利的批評帶來一定的文化警示，助推相關評獎體制機制的不斷完美，改變一些評委審視文學作品時的傲慢與偏見。

我就是要告訴大家，茅獎作品是評出來的，但評上茅獎作品不代表最終的價值判斷，反而成為一個能否完成經典化的全新開始。

出這本書之前，我采訪了李敬澤老師，他當時也強調說：“偉大的持久的經典都是爭辯的產物”“經典是爭辯出來的，不爭辯，無經典”“文學經典化離不開讀者閱讀，文學批評也是這個過程中的重要一環”。不負經典，說到底，就是要經得起批評，真正不辜負讀者。

我這本書的編輯楊陳琰峰先生，根據53部茅獎作品內容反映的歷史年代，對作品進行“內容編年體”的順序排序，由此，讓53部茅獎作品從整體上形成一個體系，從這本書可以看到中國歷史社會文化的變革史，作為一部中國人數千年來的心靈史。這，也成了我在“長江論壇”等平臺演講的一個重要主題。

各位朋友，這本書其實并不只是一部書評集，更應該視為是一部文化隨筆，它評析的內容包羅萬象，有史詩神話，有歷史變革，有革命戰爭，有改革建設，有文化發展，而這一切的深度都在故事中，都在一個個人物命運中。

我其實就是想通過這本書，見眾生，見自己，在現實和夢想之間，找準自己應該如何存在。

半生為人，我之前只有兩個職業，一是老師，二是記者。毫不諱言地說，我的課是特別收歡迎的，曾做到過五百人三小時全程無尿點，我的新聞作品也得過中國新聞獎一、二、三等獎。但，直到現在，我依然覺得，我配不上這種職業身份的高貴。

余生，我還有一個身份夢想，就是做個真正的作家。極到原創，不負經典。盡管我現在已經發表了三四千篇文章，出了一本賣了快5萬本的暢銷書，甚至也成了中國作協會員，但是，我必須坦誠地告訴大家，當別人說我是作家的時候，我內心極為惶恐，甚至臉上發燒。

我唯一覺得能讓自己不心虛也不虛的甚至有些體面的身份，也就只有一個“讀書人”了。

所以，在今天這個全民閱讀日，我這個讀書人，內心最大的感恩，就是“讀我書的人”了。

全文完：共5762字！今晚是讀書日，發篇超級長文，主要想通過這些綿密的文字，把往事揉碎了，向所有買我書的朋友表達感恩。

本周六，25號上午11點，我會在重慶的鉆石廣場有場演講，歡迎重慶的朋友來現場，我會帶上印章給大家補印補簽。屆時，我會開通“人格志”視頻號以及某音“單士兵”直播，對所有支持過我的朋友表達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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