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政壇，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是當之無愧的“常青樹”，四次出任總理，執政時間超過15年，幾乎以一己之力塑造了以色列近三十年的政治走向。

但很少有人知道，真正把內塔尼亞胡一次次拖入貪腐泥潭、讓整個以色列為之側目的，不是他的政治對手，而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薩拉·內塔尼亞胡。

從用公款點十萬美金的豪華外賣，到主動向富豪索要奢侈品，從干預媒體操控輿論，到恐嚇證人、虐待員工，薩拉的名字，早已和以色列政壇的權力濫用、貪腐丑聞牢牢綁定。

她的故事，不僅是一個女人的欲望史，更是以色列權力階層腐敗的鮮活縮影。

薩拉1958年出生于特拉維夫的一個猶太教家庭，父親是以色列知名的猶太教拉比、宗教學者，母親是一名教師。

薩拉內塔尼亞胡

在宗教氛圍濃厚的家庭里長大，薩拉從小就養成了強勢、說一不二的性格，用身邊人的話說，“她從來都是那個說了算的人”。

薩拉在特拉維夫大學拿到了心理學碩士學位，畢業后做過一段時間的兒童心理學家，原本可以過著安穩的中產生活，但命運在1991年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

這一年，她遇到了當時已經是以色列政壇新星的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彼時的內塔尼亞胡剛剛結束第二段婚姻，正處于政治生涯的上升期，從駐聯合國大使卸任回國，成為利庫德集團的核心議員。

兩人在一次政治活動中相識，薩拉的強勢和精明，很快吸引了內塔尼亞胡，而內塔尼亞胡的政治野心，也讓薩拉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權力機會。

1991年，兩人正式結婚，薩拉·本-阿茨拉，從此變成了薩拉·內塔尼亞胡，從一個普通的心理學從業者，一躍成為以色列最有權勢的女人之一。

兩夫婦

婚后的薩拉，很快就展現出了對權力的極度渴望。她不再滿足于做內塔尼亞胡“背后的女人”，而是直接干預內塔尼亞胡的政治決策，甚至插手利庫德集團的人事任命。

內塔尼亞胡的幕僚們都清楚，得罪薩拉，就等于得罪總理，哪怕是內塔尼亞胡本人，也常常要讓薩拉三分。有一次，內塔尼亞胡的一名高級顧問因為在會議上反駁了薩拉的意見，第二天就被內塔尼亞胡找借口開除了。

薩拉的強勢，不僅體現在政壇，更體現在生活里，她把總理官邸當成了自己的私人宮殿，把所有員工都當成了自己的仆人，這也為她后來的無數丑聞埋下了伏筆。

2009年，內塔尼亞胡第二次出任總理，薩拉終于名正言順地住進了總理官邸，她的奢靡和貪婪，也徹底暴露在了陽光下。第一個讓她身敗名裂的，就是震驚整個以色列的“公款點餐案”，也就是后來人們口中的“外賣門”。

按照以色列《總理官邸預算法》的明確規定：如果總理官邸配備了全職的行政總廚，就絕對禁止用公款從外部高檔餐廳訂購餐食，這條規定的初衷，就是為了防止總理及其家人濫用納稅人的錢，滿足個人私欲。

內塔尼亞胡在自己官邸里

但在薩拉眼里，這條規定形同虛設。她吃膩了官邸廚師做的家常菜，一心想要吃耶路撒冷最頂級的餐廳的美食，于是想出了一個極其拙劣的騙術：故意向財政部隱瞞官邸已經有全職廚師的事實，用“官邸舉辦公務活動、招待外賓”的名義，從耶路撒冷的多家頂級餐廳，訂購豪華外賣。

從2010年到2013年，整整三年時間，薩拉用公款點了無數次豪華外賣，累計花費高達35.9萬新謝克爾，換算成美元差不多10萬，這相當于一個以色列普通家庭一到兩年的全部收入。

這些外賣根本不是什么公務招待，全都是薩拉自己、內塔尼亞胡和他們的家人吃的，從頂級的干式熟成牛排、法式鵝肝、新鮮海鮮，到昂貴的法國粉紅香檳、年份紅酒，每一頓都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奢華。

直到2015年，財政部的審計人員在例行審計官邸賬目時，發現了這筆異常的餐飲支出，順藤摸瓜之下，薩拉隱瞞廚師、濫用公款的事實才徹底曝光。

2018年，以色列總檢察院正式對薩拉提起訴訟，指控她犯有欺詐罪和違背公眾信任罪，這兩項罪名如果成立，薩拉最高將面臨5年的監禁。

大餐吃多了腦滿腸肥

面對鐵證如山，薩拉不得不低頭，在2019年6月和檢方達成了認罪和解協議：為了換取檢方撤銷最嚴重的欺詐罪指控，她承認了較輕的“利用他人錯誤”的罪名，同時向以色列國庫繳納了5.5萬新謝克爾（約1.5萬美元）的罰款和賠償金。

這場官司雖然以薩拉的認罪告終，但她也因此成為了以色列歷史上第一個留下刑事犯罪記錄的總理夫人，哪怕她依然住在總理官邸，依然是以色列第一夫人，她的貪腐名聲，已經傳遍了整個以色列。

但“外賣門”僅僅是薩拉貪腐生涯的冰山一角，真正讓她成為以色列政壇公敵的，是她深度卷入了內塔尼亞胡的三大貪腐案，甚至在其中扮演了主導者的角色。

在以色列檢方針對內塔尼亞胡的1000號、2000號、4000號三大貪腐案中，薩拉的名字幾乎無處不在，每一個案子里，都有她的身影。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1000號“禮品案”。檢方指控，內塔尼亞胡家族在2011年到2017年間，收受了多名以色列富豪的價值近30萬美元的禮品，包括奢侈品、珠寶、免費度假住宿等等。

珠光寶氣

而在這個案子里，薩拉才是真正的核心人物。多位證人在法庭上的證詞，徹底撕開了薩拉貪婪的真面目：她不僅是這些禮品的直接接收者，更是主動索要的那一方。

比如以色列裔好萊塢富豪阿農·米爾坎，這位曾經拍出《史密斯夫婦》《洛城機密》等經典電影的制片人，和內塔尼亞胡家族有著數十年的交情，薩拉就把他當成了自己的“移動錢包”，經常主動打電話、發消息，向米爾坎索要各種奢侈品。

從法國頂級的粉紅香檳、高端珠寶、名牌包包，到限量版雪茄，只要是薩拉想要的，米爾坎就必須滿足，否則就會遭到薩拉的抱怨和施壓。

米爾坎的前助理哈達斯·克萊因，在法庭上詳細作證了薩拉的索賄過程：薩拉會直接列出自己想要的東西，讓米爾坎按時送到，甚至會因為米爾坎送的禮物不夠貴重而發脾氣，當著內塔尼亞胡的面指責米爾坎“小氣”。

除了1000號案，薩拉還深度卷入了4000號“貝澤克電信案”，這是內塔尼亞胡面臨的最嚴重的貪腐案之一。

自身難保

檢方指控，內塔尼亞胡利用總理職權，為以色列最大的電信公司貝澤克的老板沙烏爾·埃盧維茨提供監管便利，比如放松電信行業監管、批準大型并購，換取埃盧維茨控制的Walla!新聞網，對內塔尼亞胡家族進行正面宣傳，打壓所有負面報道。

而在這個案子里，薩拉的角色至關重要，檢方拿出了大量的通話記錄和郵件，證明薩拉直接和埃盧維茨的妻子伊娜特進行幕后溝通，直接指揮Walla!的編輯團隊：

要求刪除所有關于薩拉本人的負面報道，包括她的“外賣門”丑聞、虐待員工的新聞，同時強制要求發布大量美化薩拉的正面文章，比如她做慈善、關愛兒童、慰問軍人的通稿，甚至連她的穿搭、出行都要進行美化。

除了這些刑事貪腐案，薩拉多年來還面臨著無數起前官邸員工發起的民事訴訟，幾乎每一個在總理官邸工作過的員工，都對薩拉的暴躁脾氣和精神虐待深有體會。從廚師、管家到秘書、保鏢，幾乎沒有人能逃過薩拉的辱罵和刁難。

還有不少員工因為長期遭受薩拉的精神虐待，患上了嚴重的抑郁癥和焦慮癥，不得不辭職。這些員工紛紛向法院提起訴訟，指控薩拉的精神虐待，而在絕大多數案子里，法院都判決以色列政府向員工支付賠償金，少則幾萬新謝克爾，多則十幾萬，而這些賠償金，最終都是由以色列的納稅人買單。

無題

薩拉的這種行為，把總理官邸變成了自己的私人宮殿，把公職人員當成了自己的仆人，完全無視他人的尊嚴，也無視納稅人的血汗錢，讓整個以色列都為之憤怒。

薩拉的這些丑聞，從來都不是她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內塔尼亞胡家族的問題，更是以色列政壇的問題。

內塔尼亞胡作為總理，不可能不知道薩拉的這些行為，從“外賣門”到禮品案，從干預媒體到恐嚇證人，每一件事，內塔尼亞胡都看在眼里。

但他始終選擇包庇、縱容薩拉，甚至為了薩拉的案子，不惜攻擊以色列的司法系統，把自己塑造成“左翼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煽動自己的右翼支持者上街抗議，反而把薩拉的丑聞變成了凝聚自己基本盤的工具。

未來，不管內塔尼亞胡的政治生涯走向何方，不管薩拉最終會不會面臨牢獄之災，她的這些丑聞，都將永遠刻在以色列的歷史上，成為這個國家權力腐敗最鮮明、最刺眼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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