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輝

盧梭

在對中國曾產生過重要影響的諸位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中，恐怕沒有哪一位能比盧梭更有感染力和吸引力了。不僅僅在于他對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基礎的分析和批判，曾是"五四運動"青年一代反對專制、反叛封建家庭、走向社會的思想旗幟；他在《愛彌爾》中闡述的尊重人性的教育理念，曾啟發過一代又一代中國教育家，至今更具振聾發聵的作用……更在于，他熱情擁抱自由，他高喊"回歸自然"，他在《懺悔錄》 中體現出自我解剖的勇氣，他的生命總是漫溢著詩意，散發出浪漫氣息。

這樣的人格魅力，一旦與思想和精神的力量相交融，其影響必然是強烈而長久的。甚至可以說，浪漫的、激情的盧梭，一直是中國青年的知音，無論何時，只要閱讀他，走近他，人們都會產生共鳴，從中獲取面對現實的力量。

安徒生

在中國，人們太熟悉安徒生的童話故事了。那位可憐的賣火柴的小女孩，那位凄婉的海的女兒——美人魚，那個改變命運的丑小鴨……都成了"五四"以來一代又一代中國兒童的好伙伴，用人性的美麗滋潤他們的情感，伴隨他們長大。

其實， 安徒生的意義不限于此。他筆下的那位大膽地說出"皇帝的新裝"真相的小男孩，早已超越了童話的文學范疇，成為人們自律、反省、沉思的參照，從而更具歷史的深刻。安徒生就是這樣帶著他的童話走進了中國，跟隨他前行的，有翻譯家葉君健，有冰心、葉圣陶、陳伯吹、嚴文井等一個又一個兒童文學家，有閱讀著他的童話長大的讀者群。

對于許多人來說，因為有了他，兒時生活的回憶多了一些溫馨與快樂。在網絡游戲鋪天蓋地、低俗娛樂化四處蔓延之時，安徒生還會像以往那樣與人同行嗎？

丁韙良

一個美國傳教士卻成了中國近現代教育的先驅之一，本身就是值得重視的特殊現象。丁韙良在中國生活將近六十年，其使命本是傳播基督教，但他多年從事翻譯、教育的實際工作， 卻使他無意之中在中國近代教育的醞釀和形成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一個歷史場景至今耐人尋味：1898年，當中國的第一所大學——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成立時，丁韙良被光緒皇帝任命為首任總教習（即校長），授二品。開學之際，他當著全體中外來賓的面，向中國的圣人孔子鞠躬致意。 此舉使丁韙良被一些基督教人士視為神的叛徒，但也正因為如此，他才以這樣的方式融入了中國，成了中國教育的一分子。 中國從近代走向現代、從封閉走向世界的進程中，多了一位同行者。

如今，我們回顧中國近現代教育的百年變遷時，會覺得他的身影總是清晰地在眼前閃動。

明恩溥

隨著時間的推移，明恩溥的明智和遠見愈加令人信服。作為一個美國傳教士，他熟悉中國的國情，了解中國民眾的生存狀況，因而他知道如何以恰當的方式影響中國的未來。

1906 年，當他向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建議，將清王朝支付給美國的"庚子賠款"用在中國興學、資助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上時，他大概已經意識到了實施這一計劃所能具備的歷史意義。 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后改名為清華大學）的成立，為中國留學生赴美打開了大門，一批又一批年輕學子從封閉的國度走向世界，他們中間涌現出眾多優秀人才，歸國后成為不同領域的精英。

明恩溥的建議不僅僅落實于教育方面，北京協和醫院和協和醫學院的建立，則在與民眾生活關系更為密切的領域，滲透于中國人生活方式的變革。如今，在中國教育界和醫學界，清華大學和協和醫院仍是公認的佼佼者，占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走進它們的大門，怎能不想起它們的催生婆呢？

泰戈爾

同在亞洲大地，同屬殖民主義壓迫下的東方民族，同有著東方文化細膩、靜穆的特點，這就使得印度詩人泰戈爾很容易在現代中國找到知音。

他大力渲染和推崇母愛和童心，于微妙處顯出人類的博大胸懷，對于"五四"時代急于擺脫專制、封閉、壓抑的中國人而言，泰戈爾無疑是一位非常可親可愛的哲人、詩圣。

無論如陳獨秀類型的革命家，還是冰心類型的作家，都以各自的理解把泰戈爾及其作品介紹進中國，讓更多的讀者從中得到精神的鼓勵和情感的滋潤。泰戈爾又是少有的幾位親自訪問過中國的世界文豪之一。

他在1924年訪問中國的轟動，使他不僅僅屬于文學，而成了社會各界紛紛關注的焦點。泰戈爾來到北京時，為他擔任翻譯和陪同的是詩人徐志摩和美麗的林徽因。如今再欣賞他們三人的那張合影， 仍能感覺到撲面而來的詩情畫意。

托洛茨基?

十月革命期間的顯赫——1927年的被清除——流亡他鄉最終被暗殺，托洛茨基?命運的大起大落的悲涼，使他對中國的影響也涂上了神秘色彩，或者說，曲折復雜處充滿難解之謎。

1927年中國大革命由盛及衰，國共之間的第一次合作以失敗而結束，其背景是斯大林與托洛茨基?關于中國革命指導思想之間的沖突、較量與斗爭。但這只是一個開始。留學蘇聯乃至在中國國內的中共黨員，因各自擁戴不同對象，信奉不同理論，結果導致中國革命過程中尖銳、復雜的政治派別之間的斗爭。 "托派"——這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形成的特殊名稱，竟在很長時間里變得極為敏感和棘手。

在中國，“托派”人數不多，陳獨秀等中共重要人物的加入卻使之備受關注。從這一角度來說，當我們掃描二十世紀的中國時，命運多舛的托洛茨基?的影響的確不應忽視。

富蘭克林·羅斯福

1932年首次當選、1945年在第四屆總統任期之初因病去世，羅斯福擔任美國總統的十三年，正是中國遭受日本侵略并進行抗戰的十三年。

在戰爭風云變幻中，羅斯福不斷調整著方針和策略。有起伏，有波動，但總體上他的天平是朝著中國傾斜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同一敵人、同一命運的現實，把美國與中國前所未有地聯系在一起，中、美第一次成了盟友。

務實而具有戰略眼光的羅斯福，曾一度不顧丘吉爾、斯大林的反對，執意將一直獨立抗戰的中國納入"大國"行列，并會同英國一起，宣布正式廢除所有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放棄在華特權。

抗戰前弱小的中國，在抗戰期間結束了鴉片戰爭以來的百年屈辱，繼而，又成為創建聯合國的一個主要發起國，并出任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對于中國，這無疑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情。在這一重大歷史變化中，我們不難看到羅斯福的個人影響力。

哈默

這個人身上具有的歷史感和傳奇色彩，是一般西方企業家所無法比擬的。在其人生的兩極——青年和老年，他分別直接參與了蘇聯、中國這兩個"紅色國家"的經濟建設，遂有"紅色資本家"之稱。

年輕的他，第一個到蘇聯創辦工廠，受到列寧接見，把對蘇聯的經濟封鎖撕開了一個缺口；老年的他，應鄧小平直接邀請訪問中國，隨后即積極參與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建設。他代表西方石油公司，簽定協議與中國聯合開發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山西平朔安太堡煤礦，曾引起世界性的震動。

當他乘專機飛往平朔，與鄧小平一起出席煤礦的開工剪彩儀式時， 他的創業精神被歷史烘托得無比耀眼。在這種場景里，他簡直就像一個英雄，在中國最需要的時候，出現在最需要的地方。 盡管這一壯觀的破冰之舉因哈默去世而沒有延續下去， 但對于他，瞬間的燦爛，足矣！

托夫勒

當電子網絡以其核裂變一樣的威力沖擊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開始改變人們的生存觀念和生活方式時，我們不能不嘆服于托夫勒理論的前瞻性。

1980年，他在論著《第三次浪潮》中把人類歷史歸納為三次浪潮：農業文明、工業文明、計算機文明。他認為，由于新技術浪潮的出現，發展中國家可以重新和發達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

曾記否？《第三次浪潮》在中國引起的巨大反響？托夫勒的論述多么振奮人心，多么誘人！新技術浪潮為民族的崛起帶來了新的契機，更為無數年輕人提供了更具激情、更有想象的空間。

"就像革命的先輩一樣，我們的使命注定是創造未來。"——托夫勒書中的煽情一時間令多少中國莘莘學子豪情滿懷。事實也如此，正是他們中的不少人后來成了中國網絡世界的佼佼者。幾十年來，中國乃至整個世界電子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已經印證了托夫勒的預見。

有人這么說過："托夫勒并沒有給中國帶來直接的財富，但他給了人們一個夢想和實現夢想的方法。" 此言甚是。

斯皮爾伯格

在人們印象中，好萊塢似乎永遠是娛樂化的代名詞。人們津津樂道的是明星身上說不完的花邊新聞，這就難怪有人將其歸之為淺薄而嗤之以鼻。斯皮爾伯格卻如同天馬行空一般，瀟灑地揮出了驚世駭俗的一劍，令中國觀眾和電影人刮目相看。

從《大白鯊》、《外星人》、《侏羅紀公園》，再到《辛德勒名單》、《拯救大兵瑞恩》，他不斷變化著招式，如一個出色的魔術師，把娛樂性、題材的嚴肅性、虛幻的美妙詭異、細節的逼真渲染等要素拿捏得恰到好處。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他的電影改變了眾多中國觀眾對好萊塢的看法，他的成功也為中國導演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本。問題隨之而來。他的大片吊高了中國觀眾的胃口，他們有充分理由對中國電影寄予厚望，對蹩腳的中國導演評頭論足。斯皮爾伯格成了壓力，那些導演要想站起來不趴下，也就不得不殫精竭慮，如履薄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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