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聊袁崇煥的“五年平遼”時，很多朋友都會提到另一句話 – “聊慰圣心耳”。那么是不是心無定計的袁崇煥，欺負天子年少無知，一時口嗨吹過了頭呢？

首先，“聊慰圣心”一說可信度不高。

崇煥謝恩歸班，上暫退少憩。給事許譽卿，面叩五年之略。崇煥言：“聊慰圣心耳。”譽卿言：“上英甚，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撫然自失……
《烈皇小識》

雖然這個說法被清修《明史》所采信，但同時期的史籍里除《烈皇小識》，再無類似記載。而且剛吹完牛，轉身就承認是忽悠皇帝，這是怕崇禎不知道被耍了么？所以袁崇煥是不是真說了這話，大家各抒己見吧。

不過說“五年平遼”是吹牛也不算錯，因為“吹牛”對明末封疆來說可謂是基操。

薩爾滸之戰前，經略楊鎬雖對開戰有顧慮，但不妨礙豪言一戰滅敵，“犁庭掃穴、蕩平赫圖阿拉”。繼任經略熊廷弼上呈了非常喪氣的《遼左大勢久去疏》，但后金在他口中仍越年即滅，“挨到明春二三月間，大兵一集，何慮不能制之”。

其后遼沈大潰敗，明廷上下皆言遼西亦不可保時，遼東巡撫王化貞仍稱“以六萬眾一舉蕩平”。被王化貞一手提拔起來的毛文龍，在這方面也不遑多讓。天啟三年開鎮東江時奏稱“明年可滅奴”，天啟五年又云“二年之間有不平遼、滅奴、復三韓之舊業，甘治欺君之罪” ……

袁崇煥之后類似的例子也多的是。

崇禎十一年，宣大總督盧象升帶著數千本部人馬，就去硬杠入寇的后金主力，“愚意唯以一戰決之”。崇禎十五年皇帝問計孫傳庭時，他說“臣星馳入關，得精銳五千人足矣”。其后被迫出潼關決戰，仍奏稱“不出一月，賊可盡殲”……

能說他們各個都是口嗨上頭么？

天啟元年六月，復任遼東經略的熊廷弼針對遼事提出“三方布置”。這方案在朝廷和皇帝眼里最大的毛病就是“牛”吹得少，不僅用兵數由18萬（初任經略時）暴漲為24萬，而且沒期限。

明廷無法接受這種底氣不足且嚴重拖累財政的平遼方案，所以才會傾向支持敢吹的王化貞。因為他的方案既便宜又符合天朝的“氣度”，也由此才帶出了“經撫不和”。

很多人詬病毛文龍虛報軍功，以及夸大東江鎮作用。但從他的角度，不借主戰以及朝堂輿論（軍功）的東風，東江不僅設鎮難、索要軍餉難，讓朝廷支持發展更難（明廷一直想東江移鎮歸并入遼西）。

崇禎十一年的盧象升雖持有“總督勤王兵馬”之權，但真正聽命于他的部隊還是從宣府、大同（含部分山西兵馬）帶來的兵馬。既命令不了保定總監方化正，也指揮不動關寧總監高起潛。

只是明廷和崇禎不在意這些，你不主動出擊、奮勇殺敵就是故意“縻餉逗留”。為了敲打盧象升，崇禎先是下旨將盧象升革職聽勘，后又令其戴罪立功 ……

至于孫傳庭，不說他的遭遇和盧象升近似。崇禎把他從牢里放出來，也不是后悔冤枉了忠良，只是朝廷已無人可用。這個時候孫傳庭如果嫌棄朝廷兵馬錢糧太少，除了回牢待死，也不會有別的選擇 ……

這些封疆看似手握“便宜行事”之權，但真正拿主意的還是朝廷和皇帝。說他們愛口嗨，還不如說他們不吹牛朝廷就不答應（不干也不是件容易事，比如熊廷弼拒絕朝廷起復后天啟連發三敕逼他出山）。

除此之外，很多人在說“五年平遼”時，忽略了它對應的出發點和基礎。袁崇煥的所有謀算，都是基于其去職遼東巡撫時（天啟七年）對遼事的認知。

彼時明軍在關外復推至錦州、右屯一線，構筑起了“關寧錦防線”。而且經寧遠、寧錦等戰的實踐，明軍也找到了依托防御保護自己并消耗后金的方法，而不是像薩爾滸、遼沈、廣寧那般損兵折將、失城陷地。

已至暮年的努爾哈赤也在用自己的方式“配合”大明。他倒行逆施的剃發、遷居、合屯、殺無谷人等政令，在氣候災害的加持下，把遼東霍霍的破敗不堪、社會秩序大亂，“盜賊蜂起，偷竊牛馬，人相殘殺，致國中大亂”。

后金之外，除了朝鮮站在大明一邊，蒙古諸部也依舊被大明用撫賞綁在自己的戰車上。正因這些外部屏障存在，袁崇煥才會在天啟六年反駁后金會繞開關寧錦防線的觀點，“說者俱慮其席卷西虜，遂越遼而攻山海、喜峰諸處 … 然料其斷不越關外而他攻”。

注：崇禎元年明廷暫停針對蒙部的撫賞后，東蒙諸部開始倒向后金（還有明廷不愿意出兵制止林丹汗侵占各部草場的原因）。袁崇煥又推翻前言開始憂心后金繞道了，“惟薊門，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萬一夷為向導，通奴入犯，禍有不可知者”。

此外大明還經歷過更壞的情況。比如正統朝，二十萬精銳在土木堡喪盡、皇帝被俘、蒙古人包圍京師，明廷也險些被逼得南逃。但也就六年的時間，不僅瓦剌部再次分裂，也先本人也因內亂身亡。

最后袁崇煥從天啟七年六月去職到崇禎元年七月被起復，也就一年的時間，正常來說明朝和后金的態勢變化不會多大。所以從袁崇煥的視角以及掌握的信息來看，關外形勢不說好，起碼是有可為。完全可以一邊練兵、積蓄實力。一邊將防線繼續向廣寧、遼陽防線推進，以擠壓、蠶食后金在遼東的地盤 ......

而信心的表現則是，袁崇煥一反歷任遼督對遼餉的態度，主動奏請將總額由584萬兩削減至480萬兩（崇禎二年實降至513萬兩）。筆者個人認為這點對明廷和崇禎的吸引，還要大于“五年”。

但現實是這一年的變化翻天覆地。首先，由于遼督的更換，明廷針對關外的策略又出現反復。

新上任的王之臣對于遼事持保守態度。撤防錦右的方案雖未被明廷批準，但他也在事實上將關外軍事資源向寧遠、山海關收縮。后金不僅趁機搗毀了錦右一線的工事，事實上中止了明軍向廣寧推進的謀劃（錦右防線至孫承宗復出也未能恢復）。

其次，皇太極在極短的時間內不僅制止了努爾哈赤惡政對遼東的破壞，恢復了生產和社會秩序。還利用明廷暫停了對蒙古諸部撫賞，各種拉攏、結盟蒙古諸部，并擊敗科爾沁、趕走察哈爾（林丹汗），讓薊鎮的門戶洞開。

最后，大明自己在加速朽爛。比如負責京師安全的薊鎮，其防線和防區在己巳之變中如同紙糊一般。別說被后金閃電般的攻破邊墻，連巡撫坐鎮的重鎮遵化也沒守住半天 …… “五年平遼”不吹牛也成口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