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在南斯拉夫解體前不久，塞爾維亞漫畫家“科拉克斯”畫過一幅圖，幾乎概括了當時的普遍情緒。

夜里，一個男人坐在家里看電視新聞。就在他頭頂上方，一枚導彈即將穿過屋頂落下。電視屏幕里，他看到的卻是同樣的畫面：同一所房子，同一枚導彈。后來，一位人類學家為戰后讀者解讀這幅圖時解釋說：“這個悖論由兩個看似矛盾的部分組成。

下落的炸彈是動態的，男人是靜止的。沒有什么能阻止炸彈擊中目標；沒有什么能阻止象征著南斯拉夫共同國家的房子被摧毀，也沒有什么能阻止象征著共同南斯拉夫身份的男人死亡。”命運的不可逃避性因此被強調出來。照這種理解，唯一的選擇似乎就是什么也不做，靜靜等待事情發生。

不必認同右翼中那些關于英國近未來末日景象的想象，也能看出，我們面對自身國家解體時，同樣陷入一種近乎夢游般的癱瘓。事實擺出來，前景很暗淡。

斯塔默是以“重振英國”為承諾當選的，如今卻成了英國歷史上最不受歡迎的首相，而他所在政黨的壓倒性勝利，甚至可能成為終局。若我們假定斯塔默的執政期已經接近尾聲，那么他這段首相生涯的開頭和結尾，恰好都發生在兩起持刀傷人案現場，他都被憤怒人群圍著喝倒彩：第一次在紹斯波特，第二次在

戈爾德斯格林。北倫敦那段畫面里，路燈桿上飄著英國國旗；這已經成了如今遍及英格蘭的景象，而這一變化是在紹斯波特事件以及隨后爆發的族裔騷亂之后才出現的

。它說明，我們已經多快就滑向一種仿佛香克爾路的景象，甚至連那些忠誠而安靜的英國郊區猶太人社區也不例外。這兩起襲擊都不是斯塔默的直接責任；他的命運只是要去代表那個現代威斯敏斯特國家，而這個國家正被自己的人民厭惡。

斯塔默似乎從一開始就帶著某種詛咒。人們很難不對這個“執政兩年”的斯塔默生出一點勉強的同情。不錯，無論從意識形態還是性格上看，他都不適合把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重新攏在一起。但還有誰能做得更好呢？每一條新聞、每一個標題，看上去都像是未來某部紀錄片里關于一個國家解體的片段。

就在選舉前幾周，斯塔默發布的圣喬治日視頻致辭，再次帶著一種晚期帝國官僚試圖安撫首都外族裔騷動的全部特征。說到底，這樣做也并非沒有道理：圣喬治日如今的政治分量完全是新的，它象征著英格蘭人民與威斯敏斯特所代表的政府形式之間的斷裂。

這種斷裂，其實更接近正在復蘇的凱爾特民族主義，而不是它的反面。把它理解為同一進程的一部分，更為貼切。正是這一進程，讓三個權力下放地區的政府都由急于終結聯合王國的政黨執掌。站在國家政治的另一端，綠黨由于支持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士民族主義，實際上成了威斯敏斯特唯一一個在邏輯上真正認同獨立英格蘭國家的政治力量；

從技術上說，它因此比改革英國黨更像一個英格蘭民族主義政黨。改革英國黨表面上舉著聯合主義的旗幟，態度卻頗為曖昧，但它的支持基礎終究建立在英格蘭對威斯敏斯特的不滿之上。黨派政治的碎片化邏輯，也就是國家解體的邏輯，無論是否出于刻意，都是如此。

英國大眾民主的兩大傳統政黨，如今已縮成威斯敏斯特小國的倫敦地區性政黨。保守黨失去了鄉間富庶選區，轉而被自由民主黨拿走；郊區則被改革英國黨奪走。如今的保守黨，成了梅特蘭德地區印度教徒、社會保守的西非人和克拉珀姆“愿景派”的政黨。

工黨也不再是全國性的群眾政黨，而是變成了一個以倫敦為基地的工人聯盟，服務對象是那些真正運轉威斯敏斯特國家的人——公務員、律師和智庫人士，如今他們構成了工黨的選民基礎；此外，還有那些領取社會住房的人，至少是那些還沒有被自己的族裔政黨吸引走的人。

塔哈姆雷茨那樣公開的族裔政黨如此，沃爾瑟姆森林那樣打著綠黨旗號的族裔政治也是如此。政治上，英國國家的權力中心如今反倒成了邊緣地帶，被它再也無法控制的事件不斷沖擊。

而且，和幾個世紀以來相比，倫敦如今顯得更像邊緣地帶；決定國家未來的地方，正是這些外圍地區。北愛爾蘭正在等待明年的權力下放選舉。自從它倉促誕生以來，它一直是個異類，英國觀察者很難理解，愛爾蘭共和國的政治精英則往往以恐懼和輕蔑交織的態度看待它。

事實上，愛爾蘭聯合政府內部對法拉奇的擔憂——擔心他會“把愛爾蘭推向一場它還沒準備好的公投”——聽上去更像是害怕邊界民調成功，而不是失敗。至于新芬黨對蘇格蘭和威爾士選舉結果表現出的欣喜若狂，也很難反駁；正如我那位主張棄權的議員所說，這些結果說明：“人們正在越過威斯敏斯特，走向一個更光明、更積極的未來，一個擺脫英國政府束縛的未來。”

盡管蘇格蘭民族黨內部爭斗不斷，執政記錄也一塌糊涂，但它在蘇格蘭的勝利再次說明，那里確實存在一個無論其他因素如何都堅定支持獨立的核心選民群體。

即便如此，這一群體仍被一個微弱的聯合主義多數所壓過，而后者又像北愛爾蘭一樣，內部同樣分裂成對立陣營。在威爾士，最初對權力下放態度曖昧的威爾士黨，如今在尋求獨立的同時已經成為執政黨，但它只比改革英國黨領先一點點，而后者現在則承擔起了捍衛聯合王國的責任。

不過，簡單地把頭條理解為“兩地如今都有親獨立政府”，會掩蓋更重要的政治現實：和北愛爾蘭一樣，蘇格蘭和威爾士現在大體上也是勢均力敵地分成兩半，一邊想保住這個共同國家，另一邊想把它拆掉。

由于兩地都沒有馬上通向獨立的路徑，短期內最可能出現的，不是迅速脫離，而是重演斯托蒙特式的功能失靈僵局，治理的具體工作會讓位于民族認同的象征政治。政治癱瘓，以及選民基礎向兩種截然對立的國家認同不斷極化，如今似乎已不可避免。凱爾特民族主義者的希望，在于把一個如今很可能上臺的改革英國黨塑造成英格蘭民族主義政黨，讓威斯敏斯特國家最終呈現出最簡化、最漫畫化的形態。

但改革英國黨在蘇格蘭和威爾士的希望，則在于這兩個地方不斷加速的移民流入——這一點分別得到了威爾士黨和蘇格蘭民族黨的支持——最終會促使凱爾特民族主義陣營中那些更偏族裔而非公民認同的人倒向它。

英格蘭人口結構變化那種新鮮而迅速的外圍擴散，最終也許會在當地引發相應的政治反應。事實上，改革英國黨在蘇格蘭12%的得票，現已被判斷來自倒向它的蘇格蘭民族黨選民。可是在北愛爾蘭，聯合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拉扯卻正好相反：新芬黨贊許的大規模移民，反而會增強聯合主義選票，因為它帶來的是一些與愛爾蘭民族主義沒有特別情感聯系的人，其中很多人其實是威斯敏斯特國家的“被安置者”，是被白廳官僚的表格和數據送去阿爾斯特的，而不是出于個人選擇。

英國各地正在交織的，是同樣兩極：一邊是英國國家的傳統民族主義，另一邊是大規模移民催生的新民族主義。它們長期會帶來什么后果，很難預測；但可以確定的是，苦澀而失靈的極化，以及民族主義內在那種反直覺的曖昧性，遠比昨天選舉結果表面上的同步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