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華裔作家李翊云的《萬物自然生長》獲得了回憶錄\自傳類別的普利策獎。

本來，獲獎這個事情，不太好評價。

普利策獎原本是新聞獎，后來也增加了創作類，也就是小說、戲劇、傳記之類的也能獲獎。

但李翊云獲獎的這個回憶錄，講的是她兒子自殺……而且是兩個兒子臥軌自殺的故事，2017年，她的大兒子文森特臥軌自殺；2024年，她的小兒子詹姆斯亦選擇用同樣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就非常離譜，一個母親，靠自己回憶自己孩子臥軌自殺的故事，獲得了普利策獎。

最大的問題不是這個，而是李翊云的文字，那是一種極其冷靜的文字，她幾乎是以一種旁觀者的視角觀察自己兩個兒子的死……她表現出的不是悲傷，甚至是“贊美”，甚至是對孩子“終于解脫”的羨慕。她這本書，幾乎全篇都在講，她孩子的自殺是個“必然”，因為這個世界是“悲涼”和“無望”的。

她在訪談中說：“所以，當詹姆斯去世時，我尊重他的決定，我會替他們著想，而不是替我自己著想，所以我愿意相信理解我的孩子們，并且理解他們的決定”。

我把這段話反復讀了三遍，確信她說的就是我理解的那個意思……“我尊重孩子們去死”！

這TM是人話嗎？

她書里還寫道：“是的，我愛他們，我現在依然愛他們，但比愛更重要的是理解和尊重，這理解和尊重，也包含最難理解的一點——尊重他們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很多人對自殺的理解是錯誤的，自殺并不是不想活，也不是不愛母親，不愛朋友，真正的問題是，正在承受的那種痛苦無法停止，唯一停止痛苦的方法，就是讓身體消失，我自己曾經嘗試過自殺，所以我知道，那并不是一種拒絕生活的姿態，而是一種對痛苦無能為力的結果，我看著文森特痛苦了六年，當他最終做出那個決定時，我選擇尊重他，他盡力了。詹姆斯在文森特去世六年后離開，那六年里，他是孤獨的，那種孤獨，不是一個母親可以幫他解除的”。

“詹姆斯離世前幾個月，他告訴我，自己一直在重讀加繆的戲劇《卡里古拉》，“有點著迷”。他在網上看過好幾個改編版本，包括兩部英文版、一部日文版、一部西班牙語版。我告訴他，劇中有一句話深深觸動了我：人終有一死，且一生難歡愉”。

“文森特去世兩個月后，詹姆斯問我要那本《安娜.卡列尼娜》，我猶豫了一下，盡管我從未擔心孩子們讀什么書，都是尊重他們，讓他們自由探索……但我還是問詹姆斯，是否知道小說的結尾安娜臥軌自殺了，詹姆斯溫柔地笑了笑，說他知道”。

這些話術簡直讓我毛骨悚然，如果她的描述是真的，她不是不知道孩子們心理上的困境，但對于七年級三觀還沒有成型的孩子，她所做的不是正面引導，而是放任厭世情緒的滋長。她從小就和小孩聊有關“人生在世，苦多樂少”，“死亡是解脫”這種悲觀的哲學話題。

我們都知道，孩子青春期的時候，激素分泌不穩定，讀多了文學作品，容易傷春悲秋，容易情緒激烈或者抑郁，在這個時候，應該陪他們去運動、玩耍、吃好吃的，培養樂觀情緒……而不是像個神經病一樣和他們談什么生死，甚至還夸他們“你真聰明，把人生看得很透，人生確實痛苦，毫無意義，不如一死”。

這是親手把孩子送上不歸路。

一個正常的父母都知道，對孩子過早地進行生與死的哲學探討無異于是誘導孩子向往死亡。孩子年幼的時候需要的是日常的關愛和溫暖，而不是什么玄之又玄的生死哲學。

連母親都當不好，還當什么精神導師？連人都做不好，還談什么思想和哲學？

我大概能夠猜到她孩子們的生存環境，華裔離開故國，失去了根，融不進白人的圈子，母親又極其冷漠，既丟掉了東方溫良靈活的生活哲學，又學不會西方利己而偽善的實用主義，在學校得不到友情，在家得不到親情……那當然是很孤獨的，母親不但不幫助自己走出困境，反而以“尊重”為借口，眼睜睜看著自己孤獨地走進深淵，甚至將其美化為“給予自由成長的空間”。

生得隨機，死得自由，難怪能獲獎，西方那些偽善的白左們，愛死這個故事了。

我不是文學專業的，但我也是個文學愛好者，古今中外大量作家的作品和生平我也了解一些，我從未在正常作家身上看到這種氣質……一個作家，首先是人，人就有人性，母親就有母性，我從未見過一個母親如此去描述自己孩子的死亡。

有人說，這可能和李翊云的個人經歷有關，李翊云一直在怨恨自己的出身和原生家庭，她說成長于一個并不幸福的原生家庭，母親是個“控制狂”，被她形容為“家里絕對的暴君”。童年的創傷深刻影響了她，40歲前后，她兩次因抑郁癥自殺未遂入院治療……那么有沒有一種可能，孩子就受她的影響走向絕路呢？有沒有一種可能，她平日里就把這種悲傷、絕望的情緒傳遞給孩子呢？有沒有一種可能，她自己就是她所描述的那個“控制狂”和“暴君”呢？

我們都見過這樣的人，有些所謂的現當代“女性作家”，其實有著妄想癥，分不清幻想和現實，她們自己才華和天賦有限，老天爺不賞飯吃，根本不是搞文學的料，然而卻滿腦子的文青病，渾身的反社會人格……總覺得是時機未到，偉大的作品還在等著自己；總覺得自己是被什么迫害了，家庭和和社會擋住了自己走向不朽之路。他們自己寫不出優秀的文學作品，干脆就倒行逆施，把自己活成一部文學作品。

這還不夠，她們還會把朋友家人孩子也拖進去，她自己痛苦，她還要其他人陪她痛苦，她自己“渴望解脫”，于是幻想自己的孩子也“渴望解脫”。

我不憚以最大的惡意揣度一些文青小布爾喬亞，但事實往往比我想象的更惡劣，他們身上根本沒有他們標榜的自由和包容，他們往往是生活中最獨裁最偏執的人，而且時刻散發著負面情緒和自毀傾向。

從他們的氣質和思想就可以知道，他們身邊的親人朋友都沒法幸福，因為他們是吞噬快樂的黑洞……不僅李翊云的兩個孩子自殺了，就連她家的保姆都自殺了。

這類人非常具有迷惑性，他們滿嘴尊重和包容，實際上極其冷漠自私，他們的世界里，沒有親情、愛情、友情，他們自己是“空心人”，他們喜歡看到他人痛苦和絕望，那都是他們的文學素材。

很多人第一時間可能會責怪李翊云沒有引導好孩子，但有沒有一種更可怕的可能——兩個孩子的自殺，正是她引導的結果呢？

說得難聽點，獻祭自己的親人，換取文壇的名利，這件事本身，比她的作品更有文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