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中旬，香港特區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悄無聲息地把2026至27年度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的獲批名單掛上官網。名單一共95個項目，覆蓋五大洲45個國家——德國、匈牙利、哈薩克斯坦、韓國、馬來西亞、美國、烏茲別克斯坦、越南，甚至連一些過去并不常見的小國都被列了進去，唯獨原本幾乎每年都占有一席之地的日本，連一個項目都沒批。這個計劃從2017年正式啟動到現在的近十年里，除了少數因故停辦的年度，每年涉日項目少則兩項、多則九項，從來沒斷過線。

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公開聲稱“臺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明示日本可據此行使所謂集體自衛權介入臺海。這是日本現任首相頭一次把軍事干預意圖明擺在國會議事錄上，而非以曖昧的“私人言論”形式表達。中國駐日大使館當晚就提出嚴正交涉，外交部發言人毛寧、郭嘉昆、林劍此后近半年內反復要求高市撤回錯誤言論，得到的卻是一句反復粉飾的“立場未變”。

大陸高校的動作比香港更早。日媒抽查的27所中國重點大學里，已有21所明確暫停赴日交換留學項目，復旦、上海交通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這幾所對日交流的“老主力”全部在列。從去年11月到今年5月這半年里，暫停范圍從校際項目蔓延到幾乎所有官方合作通道。日本高校自己心里清楚：日本本國新生規模到2050年要比現在縮水三成，他們的“30萬到40萬留學生”自救計劃里最大的一塊拼圖就是中國生源。東京一家干了二十五年的留學中介對外抱怨，往年4月能送六十名學生去日本，今年只剩五名；專門做中國生源的機構出現近二十人集中退學，幾十年沒見過這種數字。

香港這一筆“清零”的份量，正在于補上了對日施壓鏈條的最后一環。去年11月高市發言出口后第三天，香港“教育局”就以安全理由退出了日本官方主辦的“21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把原定12月派中學生赴日的行程整體取消。這個項目從2008年運行至今，機票食宿全由日方承擔，香港連續參加了十三屆，今年第一次直接拒絕赴宴。緊接著，又有香港中學取消了日本鳥取縣一所高中預定來港的交流活動。半年之間，從拒邀到退邀，再到把整張年度資助名單上的“日本”二字一筆劃掉，節奏一環扣一環。

2026年1月27日，高市又被外媒爆出宣稱“臺海發生危機美日可能聯合行動撤僑”，再次踩線，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記者會上明確指出日方“沒有任何資格對中國臺灣置喙”，并提醒日本作為對臺灣地區殖民統治半個世紀的國家，對中國人民負有嚴重歷史罪責。這之后，高市的“涉臺失言”就從一次孤立事件變成了一連串政策信號——東京已經不打算只在“安倍論述”的框架內試探，而是要把武力介入臺海的可能性正式寫進話語體系。北京和香港的反制力度，也就跟著上了一個臺階。

2026年5月初，自民黨選舉對策委員長西村康稔跑了一趟北京，這是高市上臺以來自民黨高層首次訪華，結果連一位能拍板的中方高級官員都沒見上，行程低調到幾乎沒有公開報道。日本內閣府官員黃川田仁志想借5月APEC婦女與經濟論壇在華舉辦的機會打開一個口子，登機前刻意表態“訪華圍繞主題交流，不過度在意日中關系惡化”，潛臺詞就是“別的我都不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2月10日就把口徑定死了：真正的對話應建立在尊重對方、恪守共識的基礎上，喊著對話、手上忙著對抗，這種戲不會有人接。

很多日本政客和部分西方觀察家長期抱有一種幻覺，以為臺灣地區議題可以打、香港牌可以打、稀土賬可以拖、安保動作可以一意孤行，只要在峰會場合擺個握手姿勢就能維持“戰略互惠”的門面。這一年中方的做法，正是要把這種僥幸心理逐條拆掉。

日本2026年版《外交藍皮書》把對華表述從上一版的“最重要的雙邊關系”降為“重要鄰國”，調子降了不止一檔；4月又解禁了對外殺傷性武器出口，中方隨即表達嚴重關切。日本一邊降調一邊推墻，中方就一邊對應降溫、一邊在每一個具體合作項目上做減法。

但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后，香港的對外交往邏輯早已重置，所謂“側門”從制度層面就已經不存在。這一次連十五歲香港中學生的一張出國交流申請表都對日本說不，等于把這道門焊死了。日本拿不出任何把柄到聯合國或者G7場合去告狀，因為評審規則白紙黑字擺在那里，按規則落選就是按規則落選。

這種“以規則反制”的手法，比關稅戰、領空摩擦更難化解，也更難給國內右翼提供煽情素材。它的傳導鏈條又慢又準，從一筆筆留學申請、一張張簽證、一份份資助名單中扣分，幾個月下來就足以把一個產業鏈拉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