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 社交網絡 》 ）

今天我們的生活離不開各種社交媒體，它們改變我們的衣食住行、社交方式，甚至社會結構。哪怕許多人現在不再更新社交動態，也依然會勤勉地打開各個社交媒體，了解社會生活發展的一切。在當下，我們應該怎么理解技術和生活的關系？

人類學家丹尼爾·米勒（Danier Miller）在最近出版的《人間煙火2.0：人類學家眼中的數字中國》一書中認為，理解數字生活其實并不需要宏大敘事，而需要持續進入現場、反復校正判斷的能力。

“我們將數字化工具轉化為一種創造途徑，使其更具個性化，但也會嘗試繞過算法、避開它，這其實是人之常情。我們在人際交往中總希望有一定的阻礙，避免一段關系過于親近，對AI的態度其實也是如此。”

?作者 | 錢德勒

?編輯 | Felicia

2025年10月，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人類學系教授丹尼爾·米勒決定開通小紅書賬號。在第一篇小紅書筆記里，丹尼爾手里拿著一條未拆包裝的果丹皮，興奮地向鏡頭打招呼：“我在中國竟然是有粉絲的！”當時，他自嘲就算有粉絲，大概也只有兩個。

據說，“果丹皮”是中國年輕人在社交媒體上自發創立的“丹尼爾學術粉絲團”的粉絲代號。這一群人之中，既有在倫敦大學學院上過他研究生課程的中國學生，也有借鑒數字人類學理論從事研究的年輕學者。在算法的助力下，這條“報到”視頻迅速傳開，很快，評論區里擠滿了不同IP地址的“果丹皮”。更有網友震驚地直呼：“有生之年，讀書時候天天引用的人居然開了小紅書。”

老外涌入小紅書并非稀奇事，但數字人類學的奠基者進駐小紅書，并在這里分享自己的學術、思想、生活、愛好，實屬罕見。現在，丹尼爾在小紅書已經擁有5萬多名粉絲，起號速度之快讓不少人隔著屏幕都倍感羨慕。

丹尼爾·米勒是數字人類學的奠基者。在他的第一篇小紅書里，他興奮地和當時自己僅有的兩個粉絲打招呼：“我在中國竟然是有粉絲的！” （ 圖/小紅書@Daniel Miller）

包括小紅書在內的各種社交媒體，是丹尼爾的重要研究對象。2012年，丹尼爾和團隊開啟“社交媒體影響人類學全球比較研究”項目，并在世界各地開展田野調查，關注不同文化群體在社交媒體上的使用行為差異。這項研究在2016年正式上線，主題非常通俗——“我們為什么發帖”（Why We Post）。

大多數“果丹皮”認識丹尼爾，除了因為他的學術思想，還因為他出版的Tales from Facebook（《臉書故事》）。該書取材于他在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田野調查，構建了12個當地臉書用戶肖像，探討臉書對當地生活的影響。他發現，社交媒體既為人們建立和發展新關系，也成為許多婚姻的隱患；既能幫因疾病、年齡、性格等無法出門的人找到新出口，也帶來隱私泄露引發的麻煩和丑聞。這本書的中文版由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董晨宇和他的學生們翻譯，并于2020年面世，讓更多中國讀者讀到了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社交媒體世界。

2010年上映的電影《社交網絡》，講述的是臉書創建人馬克·扎克博格和埃德華多·薩瓦林的發家史。（圖/《社交網絡》）

這套模式已經徹底融入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改變我們的衣食住行、社交方式，甚至社會結構。哪怕到現在，許多人即使不再更新自己的社交動態，也依然會勤勉地打開各個社交媒體，了解社會生活發展的一切。

數字時代里，我們應該怎么理解技術和生活的關系？在最近出版的《人間煙火2.0：人類學家眼中的數字中國》中，丹尼爾及其團隊描繪了8個不同的數字生活故事，從普通人的生活日常了解中國社會。在他們看來，理解數字中國的核心不需要宏大敘事，“而是持續進入現場、反復校正判斷的能力”。

《人間煙火2.0：人類學家眼中的數字中國》[英]丹尼爾·米勒(Daniel Miller) 王心遠 編著 新世紀出版社，2026-4

2026年4月，我在廣州見到了丹尼爾和他的“小紅書搭子”、倫敦大學學院數字人類學中心博士后研究員王心遠，一起聊了聊數字人類學，以及他們眼中的數字中國。雖然是學術權威，但丹尼爾對社交媒體的熱愛和普通人別無二致：上班摸魚時愛看足球賽況分享，睡覺前習慣性看一會兒熱帶魚視頻，“不看睡不著”。這讓“搭子”王心遠大吃一驚：“我竟然不知道他有這種愛好！”

雖然來過中國多次，但丹尼爾對中國的一切依然感到好奇，更特地去廣州大學城打卡自動駕駛車輛。我問丹尼爾的體驗感受，他這樣形容自己的震驚：“我仿佛被外星人綁架了。”話音剛落，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都哈哈大笑——是個“活人感”滿滿的人類學研究者了。

2026年4月，丹尼爾·米勒（左三）和王心遠（左二）在廣州接受《新周刊》專訪，左一為《人間煙火2.0》第八章著作者、北京師范大學人類學系在讀博士林依依。（圖/新世紀出版社）

以下對話基于《新周刊》對丹尼爾、王心遠的采訪整理而成。

新周刊：就個人而言，你們一天會花多少時間使用手機，通常會用手機來做什么事情？除了學術研究之外，你們會有特別關注的興趣話題嗎？

丹尼爾：每天醒來，我會拿起手機瀏覽新聞，隨后用它處理工作。和大多數人一樣，閑暇無聊時，我也會刷社交媒體。倘若錯過足球比賽，只要有空，我便會掏出手機查看比賽結果，抑或觀看比賽回放。睡前，我也會刷手機半小時左右來放松身心，看看推文、聽聽音樂，還會習慣性地刷一會兒熱帶魚的視頻。

我認為，關鍵并不在于使用手機的時長，而在于用手機做了什么。畢竟，不同的人使用手機的原因各不相同。例如，有些人熱衷游戲，玩手游是家常便飯；有些人正在戀愛，會時不時點開手機與對象聊天，總而言之就是將手機變成生活的一部分。人們可以借助手機排遣無聊、不錯過重要信息或完成必須要做的事情，讓手機更好地融入自己的生活。

往大了說，我們很多時候只關注手機本身，但是忽略了普通人得到手機后，他們的行為和創造力。比如每個App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而將其組合起來、共同構建起每個人的生活日常，這可以理解為另一種日常生活的空間。

王心遠：我結合自己的田野調查補充一點。我經常會問非常具體的問題，比如直接問對方“能告訴我你一天中哪些時候會用到手機嗎”，讓他們回憶過去24小時內所做的事情。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問題，因為我們會發現，這并非僅僅是人與手機本身的交互，而是日常生活如何通過手機緊密相連。

這就涉及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問題。我們很少會問類似“你覺得這個好還是不好”的問題，而是具體詢問對方“你究竟用它做了什么”，然后根據回答得出結論。這時我們就會發現，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事情都可能與手機緊密相連，這也是人們安排生活的一種方式。另外，詢問“你可以多久不用手機”，或許更能體現手機的重要性。

今天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都離不開手機，丹尼爾曾將手機比作是人的“便捷傳送之家”，“每個人的手機和現實生活中的家幾乎相似”。（圖/《雖然只是弄丟了手機》）

新周刊：丹尼爾在去年10月底擁有了自己的小紅書賬號，你們在小紅書的個人簡介里互相稱對方是“搭子”，它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

丹尼爾：我們開通小紅書，其實是希望讓我們的學術研究能夠實現大眾化傳播。事實上，學者（的研究處境）非常孤獨，尤其是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者，他們的作品、論文寫得非常難懂，內容高深且語言晦澀，普通人只會覺得“他好像很厲害，但是看不懂他寫什么”，給不了任何反饋。所以我們開號的目的就是，以有趣的方式讓人看懂我們在做什么，這是我認為最重要的。

王心遠：小紅書的受眾其實很像我們在大學課堂里面對的學生，而且和對社會感興趣的人群的重合度還蠻高的。從事人類學研究最怕的是了解了很多內容，但只能寫成學術論文，最后被束之高閣。人們常說“做學術要甘坐冷板凳”是有道理的，因為他們長時間處于沒有獲得反饋的狀態。為什么大家會對游戲上癮呢？因為游戲有即時反饋。

我們反而希望，對人的了解能回歸人群中，所以我和丹尼爾有時候想做一些研究，會先在小紅書上錄個短視頻試水，這種感覺特別好。小紅書能讓我們以一種比較輕松的方式分享自己關心的內容，于是我們把它當作不那么嚴肅但能更快得到反饋的學術生產工具。有時候我和丹尼爾常常為了今天在短視頻里輸出什么觀點爭得面紅耳赤，但其實這也是在做學術，我們需要有這種觀點（討論）的雙重性。

在線上，丹尼爾和王心遠互稱對方是“小紅書搭子”，而在線下他們經常為了爭論某個觀點而面紅耳赤。（圖/受訪者提供）

新周刊：依托新書《人間煙火2.0》，作為一位英國人類學家，丹尼爾在和中國學者共同研究中國本土數字生活時，有哪些意外發現？

丹尼爾：《人間煙火2.0》是指人間煙火加上了數字濾鏡，但是不代表它取代了之前的人間煙火，只是說社會在數字生活的加持下出現了新層次。

我們之前的項目是做全球比較研究，能看到數字技術給中國普通民眾的賦能是巨大的，一個典型例子是老年人對智能手機的態度。2012 年，我們啟動“社交媒體影響人類學全球比較研究”項目，并前往一些國家開展田野調查，當時絕大多數受訪者認為40歲后的人是不會想用智能手機的，覺得它是年輕人專屬，更別提社交媒體。近年來，在其他國家或地區調查時，仍有許多老年人抗拒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盡管它們已深度融入許多人的生活。

然而在中國，情況不同，許多老年人不僅會用智能手機，還認為其與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這表明，老年人是否使用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與技術可控性和自身能力并不必然相關，而更與文化認知有關：中國老年人對科技普遍持有積極的態度，但許多外國老年人則需被逼迫才愿嘗試。

王心遠：我在中國開展老齡化智能手機的田野調查時，一些三四十歲的受訪者常常問我：“你研究智能手機和老齡化現象，能治治我爸媽的網癮嗎？”這類問題在國外幾乎不會出現，實際上是因為老一輩中國人經歷的社會變革速度相當于西方200年甚至500年的進程，極為迅速。此外，他們這一代人身上有著深刻的時代烙印，秉持著“作為好公民就要擁抱科技，成為時代新人”的理念，這種敘事方式是中國所獨有的，也讓中國老年人對數字科技持有更開放的態度。

丹尼爾團隊針對老齡化智能手機的全球性研究發現，中國老年人對數字科技持有更開放的態度。2026年4月22日，新疆烏魯木齊市天山區幸福路街道北三巷社區黨群服務中心，老年人使用手機掃碼免費聽有聲圖書。（圖/視覺中國）

新周刊：新書其中一個章節專門講到數字時代的新型關系——現在很多人流行與AI聊天。這種“人與非人”的情感聯結，會逐漸取代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系嗎？

丹尼爾：以我們團隊成員、北京師范大學人類學系在讀博士林依依研究乙女游戲中的“男友”為例子，該研究深入剖析了數位女性如何將乙女游戲中的“男友”視作親密愛人，并由此找到了真實的慰藉。其實，這種現象在人類歷史上并非罕見。

幾千年前，人類就通過宗教來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并讓宗教活動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當然，“虛擬男友”和宗教是截然不同的，但這恰恰表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非人類存在之間的關系更像一種互補關系，包括現在流行的AI工具。在不同文化傳統中，人類長期以來都在與超越個體生命的對象建立依附關系、道德承諾與意義聯系，而AI的出現，正是這一歷史傳統用新技術形態延續而來的一種當代表達。這種關系看似很新，但實際上還是離不開人類對理解、陪伴與意義的持續追尋。

王心遠：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在數字技術出現之前，人與人的關系無比真誠，因為沒有中介。但實際上，人情、面子與人際關系緊密相連，在人情債和面子問題的影響下，很多人會發現AI更像一股清流，大家更樂意接受它。所以在中國，原本被當成“工作搭子”的AI慢慢地變成他們的“嘴替”。

很多人在職場或生活中遇到難題，感到喘不過氣、不敢說真話，抑或不被理解、不被傾聽時，AI的陪伴對他們而言是最為鮮活、真實且令人放松的。你無須擔心AI會泄露你的秘密，也不必憂慮AI會對你進行評判。

人很難做到絕對真誠，但數字技術反而能讓人更加坦誠。我們在香港大學做分享時，有位教授認為“AI并非中立的，而是會一味地迎合你”，我就反問她：“那人與人之間是中立的嗎？”你所面對的每個人都并非中立的，相比之下，AI在這種情況下還算比較客觀。舉個例子，有人說“找閨蜜訴苦，越訴越苦”，因為閨蜜會順著你說，陪著你一起抱怨。

我認為，不能抱著“手里拿著錘子，看什么都像釘子”的態度看待科技，而應該將科技放回人們真實的日常生活中。這其實就是人類學的最終訴求，即從人們真實的生活和豐富的內心層面去看待科技。

人與人之間很難做到絕對真誠，但數字技術反而能讓人更加坦誠。（圖/《社交網絡》）

新周刊：算法應用和AI一樣無孔不入，新書對算法也有所關注和研究。在中國，人們對算法推薦樂此不疲，但也普遍對算法過度入侵生活感到迷茫。我們容易對算法推薦的內容上癮，為什么會有這種現象？很多人會故意調教算法令其“變笨”，這種行為意味著什么？

丹尼爾：中國人對算法的集中討論，出現在短視頻平臺運用自身算法為用戶推薦內容之后。平臺的個性化推薦并非“由公司決定用戶該看什么”，而是將選擇權交到了用戶手中，算法會為用戶推薦他們可能感興趣的內容。加上算法學習速度極快，能夠迅速掌握我們的使用習慣和行為模式，所以能讓我們產生“算法十分了解自己”的錯覺，有人戲稱算法的記憶力甚至比自己的對象還出色。

我們將數字化工具轉化為一種創造途徑，使其更具個性化，但也會嘗試繞過算法、避開它，這其實是人之常情。我們在人際交往中總希望有一定的阻礙，避免一段關系過于親近，對AI的態度其實也是如此。這種模糊性也是導致人們對算法產生矛盾心理的原因之一。

我們經常看到關于“如何對抗算法侵蝕”的報道。確實，算法會帶來一些非常不好的影響，但是人與技術并不分立。數字平臺不是純粹的技術產物，而是一個復雜的生態系統。算法、用戶數據、文化傳統和社會制度等元素，共同驅動著數字世界的日常運轉。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講，我們很難告訴所有人這是好事還是壞事，重要的是把握好與壞之間的平衡。

新周刊：《人間煙火2.0》里有一個章節介紹了中國學者對算法的研究。某些行業的從業者自己成為“草根算法專家”，他們未必通曉算法的技術原理，但包括出租車司機、滴滴司機或快遞員在內的從業者，往往自行總結出一套理解算法運作的邏輯，這足以說明算法已深度滲透日常生活，且人人都在努力駕馭算法，讓它更好地服務自身。

我們說“反算法生活”其實不是摒棄算法。很多人抱怨算法不夠好用，或質疑算法無法滿足其需求，比如點外賣、買機票就容易被大數據“殺熟”，或者說被大數據監視，背后的核心其實是希望通過訓練算法，讓算法變得更懂自己，幫助自己的日常生活。

其實往大了說，人類生存本來就是算法，文化也是算法，幫你更好地通過一個快捷鍵去理解這個社會。我們從來沒有生活在沒有“算法”的時代，哪怕沒有數字算法，也有別的算法。

脫離算法的社會并不存在，但我們能夠在算法之中掌握對現實生活的控制，說到底是一種“不盲從順應算法的生活方式”。（圖/《失控玩家》）

校對丨補天

排版丨良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