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民黨軍統組織中，人際關系錯綜復雜，其中沈醉與其姐夫余樂醒這對郎舅之間的關系尤為復雜。余樂醒早年曾是中共黨員，積極參與過南昌起義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然而，后來他脫離了黨組織，轉而投靠戴笠，成為了軍統的元老級人物。

1939年，余樂醒在貴州遵義的煉油廠遭人舉報存在貪污行為，戴笠直接將這一棘手事務交由沈醉處理，明確指示由其負責查辦。最終，余樂醒被關押至渣滓洞監獄，沈醉夾在中間，處境極為尷尬。

軍統的諸多特訓班，大多由余樂醒一手操辦。1935年的杭州班、1936年的青浦班以及1938年的臨澧班，雖名義上戴笠為主任，但實際負責管理事務的均為余樂醒。他教授射擊、審訊、爆破等課程，門下學員多達八百余人，這些學員后來皆成為軍統的骨干力量。這些學生對余樂醒極為信服，畢業后還時常返回向他請教問題，逐漸形成一股勢力。在軍統內部，這種情況并非好事，戴笠將軍統視為自己的勢力范圍，對拉幫結派的行為極為反感。

余樂醒此人，表面上行事低調，實則野心勃勃。早年脫黨時，他攜帶錢財離去；加入軍統后，也一直妄圖自立門戶。戴笠開始對他加以留意，并暗中收集關于他的報告。

1938年12月，汪精衛叛逃河內，蔣介石下令干掉他，戴笠派陳恭澍和余樂醒帶隊去。余樂醒負責技術指導，試過在面包房下毒、在浴室放揮發性毒劑，還翻墻夜襲，可情報不準，12月28日槍戰時錯殺了汪的秘書曾仲鳴，汪本人溜了。

這事鬧大，蔣介石罵戴笠，戴笠遷怒余樂醒，借機把他貶到貴州遵義煉油廠當廠長。名義上是管理油料供應，實際是發配邊疆，斷了他在重慶的根基。

到了遵義，余樂醒也沒閑著。那時候抗戰物資緊，法幣天天貶值，煉油廠原料常缺貨。他見采購資金閑著，就伙同總務組的人倒賣布匹、糧食，賺差價補貼家用。這不是什么新鮮事兒，軍統不少人干這活兒，戴笠自己也睜只眼閉只眼。

可余樂醒倒霉，副廠長嫉妒他位置，1939年春直接把事兒捅到重慶。舉報信上寫得清清楚楚，挪用公款多少多少，證據鏈一條龍。戴笠一看，樂了，這不正是收拾余樂醒的機會嗎？余樂醒在軍統人脈廣，那些特訓班學生還挺他，戴笠早想拔掉這根刺。

現在把柄送到手上，他不光能治罪，還能試探沈醉的忠誠。沈醉那年剛升總務處長沒幾天，戴笠的紅人，負責后勤，管著軍統的錢袋子。戴笠把案子一扔，說你去辦，沈醉沒法推，只能接。

沈醉去查案子，帶人到遵義翻賬本，問工人，很快就摸清底細。事兒屬實，但金額不大，法幣貶成那樣，差價賺的也就夠過日子。沈醉夾在中間難辦，一頭是姐夫，拉他入門多年的恩人；一頭是戴笠，提拔他的老板。家里母親和姐姐還天天念叨，讓他幫忙說情。

沈醉頗為精明，并未親自參與調查，而是派遣手下開展相關工作。待手下調查歸來后，他向戴笠匯報情況，稱此案件情節并不嚴重，懇請從輕發落余樂醒。然而，戴笠決心借機懲戒余樂醒，先是將其關押于渣滓洞監獄。數月之后，見余樂醒已威風不再，才將其釋放，但改為在醫院實施軟禁。

在此期間，沈醉多次在戴笠面前為相關事宜進行斡旋，處理方式極為圓滑。這使得戴笠對他更為器重，很快便提拔他擔任行動組組長一職。

余樂醒出獄后，再無翻身的契機。1940年，戴笠將他調至貴陽修車廠擔任副廠長，負責管理西南運輸處修理廠，主要從事技術工作。他得以發揮自身的化學專長，進行汽油調配，但職位和地位已大幅下降。1941年，他又回到遵義植物油煉代汽油廠擔任廠長。此次他吸取教訓，未再生事端。

抗戰后期，戴笠因飛機失事不幸離世，軍統由毛人鳳接管，余樂醒的處境稍有改善。1944年，他被調回上海。1946年，他進入善后救濟總署公路汽車管理處擔任處長，負責后勤運輸工作，總算得以稍作喘息。然而，好景不長，1948年底，毛人鳳下令將其逮捕，理由是翻舊賬并結合新的情況進行懲處。

余樂醒早有預謀，預先收拾好物品，悄然前往自貢，藏匿于親友家中。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通過以往的關系渠道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取得聯系，并致信沈醉，表明起義的意愿。同年11月重慶解放，沈醉被盧漢扣押后亦宣布起義，至此，二人的關系得以恢復。

起義之后，余樂醒被分配至上海的一家機械廠擔任工程師，從事技術崗位工作。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該廠承擔的任務繁重，余樂醒負責部件加工工作。他接到加工圖紙后，認真調試機器設備，積極投入生產。

1952年“五反”運動開展，該廠進行清查時，余樂醒過往的歷史問題被重新翻出，結合其當時的現實行為，最終他被依法收押入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