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拉米雷斯（Steve Ramirez）深知痛苦記憶會帶來多么巨大的毀滅性。2015年，當時還是博士研究生、從事小鼠記憶操控研究的他，失去了自己親密的朋友和實驗室搭檔劉旭（Xu Liu，音譯）。劉旭在37歲時意外離世。

被關于朋友的記憶困擾著，他發現自己難以應對工作和日常生活。

起初，如今已是波士頓大學神經科學教授的拉米雷斯，只想讓這些記憶變得麻木。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個好主意。但他采取的方法卻帶來了嚴重后果。他開始借酒消愁，并發展成了嚴重的酗酒問題。

幾年后，2021年2月，在辦公室里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日子里，他意識到事情已經失控了。

“我當時在想：‘好吧，現在才上午11點，我已經喝了三杯。那我今天接下來還能喝多少，才不至于晚上徹底失控？’”他說。就在他思考這些時，一家戒毒康復機構打來電話表示愿意提供幫助——他擔心他的朋友們已經替他聯系了那里。

“我突然意識到，如果我要去戒酒康復中心，就意味著我要請假離開工作，而且也無法陪伴朋友和家人，”他說，“突然之間，失去一切這件事變得無比真實。”

Steve Ramirez；Xu Liu

幾天后，他的朋友和妻子聯合對他進行了干預。這一連串事件讓他徹底清醒了過來。“如果說人生真有某種警鐘，那這絕對就是。第二天，我就去了第一次團體互助會。”

這些聚會改變了一切。從那以后，拉米雷斯再也沒有喝過酒。“那個團體讓我重新與他人建立了連接。我意識到，自從劉旭去世后，我的人生里一直缺少這種聯系。”

從那以后，拉米雷斯的研究不斷發展，而關于劉旭去世的記憶，也不再只是與無助感綁定，反而成為推動他前進的動力。

更重要的是，他和其他研究者發現，不僅可以操控這種痛苦記憶，而且還可以不依賴酒精、避免其帶來的傷害。

刪除腦細胞

關于“記憶編輯”的研究目前仍處于早期階段，大多數實驗只在動物身上進行。到目前為止，研究發現的基本原理表明，干預方式存在一個連續光譜：從操控記憶到徹底刪除記憶。

記憶在大腦中以“記憶痕跡”的形式編碼——也就是當你回憶某件事時，大腦發生的物理變化。這可能涉及一組特定腦細胞的活動，也可能涉及它們之間更廣泛的連接。

記憶痕跡會隨著時間變強或變弱。例如，它通常會在睡眠期間得到強化。而且，每次我們回想起某段記憶時，都可能增強、削弱，甚至改變它。

正是在這個被稱為“再鞏固”的過程中，記憶才變得可被修改——在人類身上，這個窗口期大約持續數小時。

這些知識，再加上生物技術的進步，使研究人員擁有了操控記憶的工具。

2009年，一組加拿大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突破性論文。研究團隊成功定位到小鼠大腦中那些會在動物聽到某種聲音時被激活的腦細胞——這種聲音曾與輕微電擊相關聯，因此小鼠一聽到它，就會因恐懼記憶而僵住不動。

隨后，研究人員利用一種化學物質精準摧毀了這些腦細胞。令人驚訝的是，在干預之后，小鼠再次聽到這種聲音時不再僵住，這表明那段恐懼記憶可能已經被抹除了。

“那是一篇具有變革意義的論文，”拉米雷斯說，“他們利用了這樣一個理念：大腦中的某些細胞比其他細胞更活躍，而那些更活躍的細胞，更有可能成為記憶的一部分。”

但僅憑行為變化，真的能確定記憶已經被刪除了嗎？拉米雷斯承認，雖然看起來確實如此，但我們無法百分之百確定。“缺乏證據并不等于不存在證據，”他說，“記憶也許依然在那里。”

盡管如此，他還是對此深感興趣，并與劉旭繼續展開合作研究。

2012年，拉米雷斯、劉旭以及其他同事嘗試了另一種方法。他們不是去刪除細胞，而是嘗試“打開”一段記憶：他們通過插入基因改造小鼠大腦中的光纖電纜，用光激活特定腦細胞（這種方法稱為“光遺傳學”）。

他們首先識別出海馬體中的腦細胞。海馬體是大腦的記憶中心。當小鼠受到電擊時，這些細胞會被激活，這表明它們正在編碼這段記憶。

隨后，他們把小鼠放到一個全新的環境中（那里沒有任何與電擊相關的提示），并用光激活相同的腦細胞。

結果如何？即使沒有電擊，也沒有觸發提示，小鼠依然因恐懼而僵住。這似乎表明，他們僅通過細胞刺激，就“打開”了一段記憶，也進一步強化了“記憶可以通過靶向腦細胞進行操控”的觀點。

之后，相關發現接連不斷。在次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劉旭和拉米雷斯利用類似方法，成功向小鼠植入了一段虛假記憶。

他們還發現，可以改變與特定記憶相關聯的情緒。在這項研究中，他們在小鼠受到電擊時，同時激活了一段積極記憶。

“當我們這樣做時，電擊記憶帶來的負面感受減弱了，”拉米雷斯說。

十年過去了，拉米雷斯和同事們依然不斷發現令人著迷的新見解。

2022年，他們展示了：如果在小鼠回憶負面記憶、并處于關鍵的“再鞏固”階段時，同時激活一段積極記憶，就可以永久壓制那段負面記憶——從而消除恐懼反應。“這種效果持續了好幾個月，”拉米雷斯說。

那人類呢？

這些治療方式短期內不太可能應用于人類。“我們在嚙齒動物身上做的事情，很可能可以轉化到人類身上。”

“但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因為我們不希望在缺乏科學與醫學上充分合理方案的情況下，就直接開始改造人類腦細胞，或者侵入性地調節它們的活動。誰知道會出現什么危險副作用呢？”拉米雷斯說。

因此，包括瑞典烏普薩拉大學臨床心理學家兼神經科學家艾米莉·霍姆斯（Emily Holmes）教授在內的研究人員，正在嘗試尋找非侵入式方法。

“我非常欣賞那些在小鼠身上完成的基礎研究。這些研究教會了我們記憶的一些基本原理，比如時間窗口。我們大量借鑒了早期動物實驗的成果。”

雖然目前已經出現一些有希望的人類記憶操控方法，但我們仍然無法永久刪除記憶。不過，操控記憶本身，也許就是一個開始。

通過藥物或行為干預，人類的記憶是可以被削弱的，也可以阻止它們像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那樣不斷閃回。

一種廣受歡迎且有證據支持的方法是“認知行為療法（CBT,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治療師會幫助來訪者重新構建負面記憶，讓它們不再顯得那么具有威脅性。

這一點，也得到了小鼠實驗的支持：通過激活積極記憶，可以削弱負面記憶。

另一種方法是“眼動脫敏與再加工療法（EMDR,eye movement desensitisation and reprocessing）”。它通過訓練大腦重新處理記憶，使其不再那么可怕。

例如，在“再鞏固”窗口期回憶記憶時，人們可能會被要求同時專注于其他事物，比如聲音、敲擊感或移動物體，從而打斷記憶再鞏固過程。

2012年，一個研究團隊展示了：當人類受試者觀看一張中性圖片，并同時接受電擊時，一種記憶痕跡會出現在負責處理恐懼的大腦區域——杏仁核。隨后，研究人員再次向參與者展示這些圖片，但不再伴隨電擊。其中一組人在看到圖片后，允許其完成“再鞏固”過程；另一組則通過反復展示圖片來打斷這一過程。

結果發現，被打斷再鞏固過程的那組人之后恐懼感明顯減弱，而腦部掃描顯示，那段記憶痕跡似乎已經被抹除。不過，這畢竟只是實驗室研究，目前還沒有臨床試驗能夠進一步證實。

因此，這種方法是否能對長期、復雜的情緒記憶起作用，仍有待觀察。

對抗閃回

藥物也可能有所幫助。例如，“苯二氮卓類藥物（benzodiazepines）”和“異丙酚（propofol）”可以幫助阻止新記憶形成。它們可用于無法進行全身麻醉的手術。

而“普萘洛爾（propranolol）”和“美替拉酮（metyrapone）”等藥物，則可能在“再鞏固”窗口期削弱記憶。但關于這些藥物是否真正有效，目前證據并不一致。

與此同時，霍姆斯提出了一種全新的方法，試圖消除“閃回”——那些會毫無預警突然闖入腦海的侵入性記憶片段。

她長期以來一直對一個現象感興趣：創傷性閃回高度依賴視覺——它們通常不是以文字形式出現。

在一項研究中，她考察了當人們進行高度視覺化活動（比如玩電子游戲）時，大腦會發生什么。“我們讓人們進入腦掃描儀，結果發現，當你玩俄羅斯方塊時，大腦被激活的位置，與人們發生閃回時非常相似，”她說。

后來，她開發出一種出人意料地簡單的方法，通過“劫持”大腦的視覺區域來減少閃回。方法是：在回憶閃回記憶之后，玩20分鐘俄羅斯方塊，但重點不是隨便堆積方塊，而是專注于仔細整合不同形狀之間的關系。

在一項最近進行的隨機對照試驗中，霍姆斯對COVID疫情期間在重癥監護病房工作的護士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僅靠這一項干預措施，就能讓她們的閃回頻率從平均每周14次，下降到一個月后每周僅1次。

她表示，這非常令人興奮，因為并不是每個人都愿意談論自己的創傷。

拉米雷斯則稱這一結果“非常精彩。我認為，人類未來很多干預方式最終都會像這樣。”

我該去哪里報名？

但未來會怎樣？如果科學家真的找到了一種能夠安全刪除人類記憶的方法，我們是否應該這么做？

霍姆斯和拉米雷斯都認為，相比徹底刪除，“操控”記憶更值得追求。正如霍姆斯所說，如果你的手疼得厲害，你也許會考慮把它砍掉。但如果還有其他辦法可以“治療疼痛，并恢復手部功能”，沒有醫生會同意這么做。

“多達80%的人表示，他們永遠不希望自己的任何記憶被刪除，”拉米雷斯說。這其實并不奇怪——記憶塑造了“我們是誰”；無論好壞，它們都是身份認同的核心組成部分。

但對于另外20%的人來說，創傷記憶可能會讓人徹底失去生活能力。

即便如此，拉米雷斯仍認為，徹底刪除記憶本質上是個壞主意。“我們已經足夠了解記憶的運作方式，因此我們可以像雕刻一樣，一點點削弱它們，”他說。

“我們可以調低那些負面情緒成分的音量，同時保留事件本身的記憶——以及它對我們的自我認知和身份認同所產生的一切影響。”

霍姆斯指出，記憶刪除之所以危險，其中一個原因與“正義”有關。“如果我們刪除了記憶，那這個人還怎么在法庭或仲裁庭作證？我們又該如何書寫歷史？”她問道。

事實上，在經歷創傷性犯罪事件后，獲得正義，可能正是幫助一個人重建生活的關鍵。

而且，刪除記憶也未必會讓我們更幸福。比如，有些人曾被下藥服用“羅眠樂（Rohypnol）”——一種會損害記憶的“約會強暴藥（date-rape drug）”。“受害者無法回憶起事件，也記不得細節，”霍姆斯解釋說。她曾與許多遭遇這種可怕情況的人合作過。

“但他們依然病得很嚴重，因為有時候，更糟糕的是：你經歷了創傷，卻無法把所有碎片拼湊起來。”即使大腦不記得，身體也可能還記得。

這不僅適用于創傷。你也許想忘掉那個糟糕透頂的前任，但如果真的忘了，你又該如何學會未來做出更好的選擇？糟糕的記憶，其實也是學習和成長的機會。

對于那些被創傷記憶徹底壓垮、想要擺脫它們的人，我們很難去責備。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很難忽視：壞記憶有時同樣會帶來許多美好的東西。

藝術、文學、音樂——最打動人心的創作，往往誕生于痛苦與創傷。

許多慈善組織，無疑也是由那些擁有相似負面經歷的人建立的。而我們知道，創造力與利他主義最終都能提升幸福感，并幫助我們療愈自身。

也許，有時候我們確實需要暫時壓制糟糕記憶。但也許終有一天，我們會慶幸：自己的記憶依然完整地保留著。

拉米雷斯認同嗎？我問他，如果可以選擇刪除關于朋友劉旭去世的那些負面記憶，他會不會愿意。

他立刻回答：“我一直都知道，我永遠不想刪除那些記憶。所謂釋懷，不一定必須立刻發生，它甚至可能要等幾十年后才會到來。我愿意相信，人生足夠漫長，那些最終讓過去獲得更多意義、形成完整閉環的時刻，也許就在下一個轉角等待著我們。”

作者：Miriam Frankel

譯者：EY

https://www.sciencefocus.com/future-technology/erase-painful-mem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