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互聯網帝國，開始從城市里撤退

飛機低低地掠過前海上空，轟鳴聲蓋住了海風。Pie下意識地望向窗外，他剛搬到“企鵝島”不久，卻已經習慣了兩三周出一次島，自稱悲觀的他，眼下最重要的課題，是“從被工作占滿的生活里找意義”。

島上的風很大，四面無遮擋。天氣好的時候，太陽會直直曬下來；臺風天，風又會從海邊灌進來，吹得人站不穩。用Pie的話說，“有一種孤懸海外的感覺。”

五年前，這里還是大鏟灣的一片海。2021年，騰訊宣布斥資319億，填海造陸，又蓋上了樓。于是，一座新的互聯網園區慢慢浮出海面。

目前已建設完成的騰訊深圳總部項目04街區，包含三座相互聯通的騰云中心，以及六座云海大廈辦公樓。圖片來源：深圳發布

這背后當然有諸多現實考量：85.2億元底價拿下大鏟灣地塊，繞開了陸地拆遷的高額補償；寶安區政府提供了稅收與配套支持；深圳也同步推進橋梁、隧道與地鐵建設，將整座島接入城市系統。

但無論如何，這件事在員工心里，形成了某種大廠時代遺留下來的更具象征意味的表達——“買下一座島給員工”。這很微妙，它足以使很多人一邊抱怨通勤、風大、沒車位，一邊悄悄為被公司“承包一切”而自豪。

2025年底起，騰訊IEG（互動娛樂事業群）的員工開始陸續“登島”。

去年十一月，魔方率先遷入；今年農歷新年前，光子緊隨其后。四大自研工作室群中，天美去年已遷至前海騰訊數碼大廈，北極光遠棲上海濱江。其余仍在科興的IEG部門，五月底前全部上島。按照規劃：云海一棟是魔方，二棟是光子，三棟是發行線、IEGG、中臺、公線，四棟是子公司，五棟是外包。

魔方登島 來源：小紅書

連搬遷順序里都充斥著騰訊式的都市傳說：有人說，魔方最早搬，是因為“屬水”；光子則一度不情愿——他們專門找人算過，科興“更旺”自己。

光子登島 來源：小紅書

總之，加上PCG等其他事業群，首批登島將超過3.5萬人，未來總容納量超過8萬。

發行線登島 來源：小紅書

過去二十年，中國互聯網公司始終是“嵌入城市”的。

騰訊在深圳科興，網易在杭州濱江，米哈游在上海漕河涇，字節在北京知春路。那些地方不僅有大廠，還有外包團隊、創業公司、MCN、獵頭、24H咖啡店、夜宵攤，以及凌晨一點仍然堵在路邊等單的網約車。它們共同構成了一種開放、混雜、不斷流動的互聯網街區生態。

但企鵝島不同。

人們提到它，總會聯想到蘋果園區、任天堂總部，甚至更像科技公司版“機關系統”，它不只是辦公園區，還把居住、商業、社交、娛樂、醫療、教育等納入同一個系統。用島上的人話說，“方圓1.5公里，所有需求都能滿足。”很多事情，不再需要離開騰訊。

目前還在施工中的騰訊深圳總部項目05街區，建成后將包含11棟企鵝公寓、明灣學校（民辦）、前灣學校（公辦）、文體中心等配套設施。圖片來源：Perkins&Will

為了這篇稿件，五月上旬，我在島上蹲了兩周，與14位受訪者進行了深度交流。其中11位是騰訊員工，3位來自周邊配套行業，采訪對象年齡大多在22至35歲之間：有剛畢業不久的“小鵝”，也有在騰訊待了十年的“老鵝”；有努力想轉“子編”的外包，也有已經把騰訊當作“最后一家公司”的人。僅采訪速記超十五萬字。

聊天時，我常驚訝于鵝廠年輕人的成熟和嚴謹：他們大多邏輯清晰、情緒穩定，擁有至少一項接近專業級的愛好，盡力保持work life balance；但有時，我又會覺得他們像是被保護得太好的孩子，帶著某種“學生氣”——如果游戲公司也有生態，騰訊就像iOS系統。在這個更關注內部的環境里，正編、子公司、外包等標簽被不斷強化，人的自我評價更多來自系統內部；與此同時，賽馬文化下，各項目組之間的競爭，往往遠高于對外部游戲公司的關注。

在我看來，深圳的鵝廠人，是一群在競爭激烈的互聯網環境下，仍有機會活在某種“烏托邦”里的年輕人——他們擁有亮眼的學歷，聰明、務實、懂得變通，也更在意個體感受、容易自洽，甚至在外界看來，或許有些“躺平”、不太關注外面的世界。很多人非常幸運，在中國游戲的高速增長期，一畢業就進入了騰訊，在內部龐大的活水系統中度過漫長職業周期；也有人從其他頭部公司社招進入，停在此處，將之稱作“避難所”。采訪里，我聽到最多的詞之一是“退休”。如果可以，很多人愿意一直留在騰訊。某種程度上，他們的穩定、理性與松弛，并不完全來自于個性，更像是長期生活在這套系統中的結果。

撰稿時，我仍然有所擔憂：他們未必能代表全部鵝廠游戲人。他們代表不了中高層——據我所知，錢和權力聚攏的地方，都是一樣的“大逃殺”；他們也代表不了分散在上海、成都和其他城市的同事，工作氛圍與價值觀，很多時候取決于所在地、項目組以及“老大”的風格；他們甚至不能完全代表3.5萬企鵝島島民，那些不愿表達和社交的深度“I”人、程序員往往樣本偏少，后者或許擁有完全不同的生活節奏，及對行業和公司的見解；某種程度上，他們甚至代表不了過去的自己，如果回到三年前版號寒冬、行業下滑的危機關頭，他們也未必會像今天這樣，平靜地談論自己的家庭、愛情、愛好與退休計劃。

于是，我更愿意把企鵝島搬遷看作中國互聯網行業的一個時空切片。這篇文章回答不了“騰訊游戲能否擺脫路徑依賴、獲得持續成功”那樣的命題，企業文化、人文關懷、創新能力之間從不存在必然的邏輯關系。

但至少，在中國互聯網從“擴張時代”進入“存量時代”的過程中，企鵝島提供了一個非常具體的樣本：當一家互聯網巨頭開始重新組織員工的工作、生活與社交時，會吸引來什么樣的人，又會逐漸塑造出怎樣的一種人格與文化。

僅供各位看客圍觀、討論，忌輕易得出結論……

搬家

企鵝島搬遷過程，像是一場大型模擬經營游戲。

工位是盲選的。搬家前，每個組的位置已提前劃好，但工位只是一個數字，對應的會是一扇巨大的海景落地窗，還是人來人往的走廊過道，全憑運氣。小億覺得自己“運氣爆棚”，搬家那天，她找到自己的數字，“簾子一拉開，直接能看到海。”

小億工位外景

公寓也是隨機的。公司設了搖號窗口，想住在島上的人需要登記、排號，按無房、有房等指標分成A、B、C三批，每批2000號：第一天開0-100，第二天開100-200……莓子入職晚，最后一天才登記，卻搖到了第一批，成功入住企鵝公寓。“它確實沒有在里面設置什么特殊規則。”莓子說，“完全是隨機的。”

企鵝公寓外景

聊到公寓為何如此搶手，魚人來了興致：最初，公寓定價在四五千。行政同學說，品質對標泊寓，價格也接近。同事們表示“不可接受”，紛紛在意見帖下留言：“這么貴，狗都不住。”最終上市驚喜價落到2000到2600，大家立馬改口：“真香。”

最早入住的幸運“鵝”，最早遇到drama時刻。

第一批住戶獲得了朝向優先選擇權，立馬研究起來：一面朝園區，一面對馬路，最理想的不必說，自然是朝向歡樂港灣，正對內海灣和摩天輪。輕輕毫不猶豫選了第三個，幻想著搬進“天空之城”，夜幕降臨，站到窗邊，看到前海的高樓一排排亮起燈來，美不勝收。

輕輕拍攝的窗外夜景

然而，到了夜里，窗子一開，耳邊全是施工的“咚咚”聲，群里開了鍋：是地震了嗎？怎么這么吵？

原來，他們只顧著欣賞遠方的海景，沒注意腳下還在修的跨海大橋。為了盡快聯通對岸的寶安中心，需要乘車通勤的同學一直在催，市政特批了24小時施工。在行政同學的一聲聲道歉和解釋中，這批住戶很快學會了橋梁施工的行話：“打樁”“澆筑混凝土階段”，于是，他們數著日子，無奈地望著窗外，推土機和塔吊在燈光下像沉默的巨獸，和無垠的海景一起，構成一幅荒誕的“海景工地”——“天空之城”突然有了實感。

住在島上的畢竟只是小部分，騰訊大遷徙，最先嗅到變化的，是島外的中介。

騰訊搬家的消息一出，科興周邊的租客開始退、轉租。吖吖在科興做了快兩年租房，她的客戶里已經有三個幸運兒搖到了島上的公寓，“一個是10月份，一個是3月份，一個是5月份，都轉了。”

流失最多的是四十多平的小戶型，租金跟著掉得夸張，“以前6500的房子，最高峰能租到7000，現在5000多就能拿下。”好在科興公司多、流動還算快，“提前一個月說，差不多都能轉出去。”

早上九點的科興依舊人來人往，但莓子注意到，這兩周科興的店鋪已經關了一茬。

離企鵝島最近的地鐵是坪洲。阿荔跑過來見我時滿頭大汗，他剛租了一個兩室一廳給要上島的實習生，“5800，兩個人租，每個人預算都有3000。”最近，他一邊幫正式員工找房源，一邊幫大批涌來的實習生找短租，電話、信息停不下來。他說，企鵝島搬遷最大的影響反倒不是漲價——“是房子被他們租得差不多了，想要好房子滿足不了他們，因為他們有預算。”

企鵝島員工選房有三站：西鄉、坪洲、碧海灣，每個站都有自己的商圈。再往上一個站，寶安中心，價格就上一個臺階——華僑城的單間70平要9000，壹方城旁邊的酒店式公寓單間7000。

連帶沙井房子也漲了，沙井離島24公里，11號線八站地鐵直達寶安，但上島還要再折騰一段。土豆在沙井做中介，他說，“沙井的房租有企鵝島一份功勞。”即便如此，沙井依然是性價比之王——科興6000塊只能租單間，沙井能租到很好的三房；差不多的房子，坪洲要4000，沙井1700。很多預算不高、或有家庭有車的，會選在沙井。

騰訊人的預算總是高一些，但也不全是刻板印象的樣子。吖吖接過剛畢業就背著LV的小哥，也接過三個女生合租7000元的房子；阿荔接過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客戶，月薪一萬，上來就要租8000的房子，“要的是品質”；土豆接過兩三個四人合租、人均不到一千的四房。也有普通家庭的孩子讀書好、靠自己本事吃飯，就住得遠一點。“剛畢業能拿出五六千租房子的，算很有錢了。三千多的群體才是最多的。”

但騰訊人有一個共性：他們對房子的要求，比價格更靠前。

“騰訊的人更看房子，而不是價格。價格敏感是有的，但沒那么敏感。看裝修、生活配套、新不新、好不好看。”吖吖說，“我們以前剛來深圳那會兒，熬一下。現在年輕人對自己一點都不差的。”

住的問題之外，行也一樣折騰。

獅子住在二十公里外，登島后開車上班。她沒有正式車位，只拿到一張臨時月卡——辦的時候就知道是臨時的，公司說過全部人上島后就要收回。行政解釋說填海地質復雜、車位有限。員工不買賬：“車位不足是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搪塞的理由。”

事實上，登島前，公司內就有人討論過科興的擁堵問題，分析擁堵原因，列舉醫院和高鐵站的車道布局，給出參考方案。登島后，“停車問題”果然成了老大難，也成了社區里吵得最兇的事。

獅子剛聽說要搬去企鵝島時，就立刻買了車，提前一年多就開始排車位。她不擔心自己排不到，反倒擔心那些剛剛買車、住在三四十公里外的同事。

目前，公司提供的解決方案是，兩公里外有一個地方可以停。獅子覺得好氣又好笑。

魚人還聽說了一個更荒謬的說法：如果你搖到了公寓但沒排到車位，你又有一輛車，上班時間必須把車從島上開出去，停到指定停車場，再坐一個接駁小巴回島上班。

但最近，魚人說，不知道是不是行政承受了莫大的壓力，停車位排隊進度突然前進了1000名。“排隊成功的同學紛紛感激涕零，又不敢聲張，默默把車開進了島內。這波真是大赦天下了。”

島民們抱怨：現在上班最大的阻礙，是沒法上班。

登島

最初的忙亂之外，每個受訪者都會不斷地提到行政同學的努力。這某種程度上可能迫于鵝廠人的脾氣——“我們的人很挑剔的。”輕輕說。

于是，企鵝島像一個不斷更新補丁的大型多人在線游戲。員工既是玩家，也是測試員。行政同學成了那個需要不停修補Bug的人。

去年11月，魔方成了島上第一批“內測玩家”。搬來沒幾天，群里就炸了。有人說嗓子疼，有人說眼睛干澀，很多人懷疑辦公室甲醛超標。行政一輪輪上門檢測，后來，每排工位旁邊都安上了空氣凈化器。有人甚至申請了三臺，尋找一種被凈化器環繞的安全感。

這種“挑剔”與“響應”的循環，成了企鵝島亂中有序的特色場景。

員工通勤難，全城都可以申請增加班車站點和班次，“五到十個人在附近住，就能開一個新站”。企鵝公寓住戶反饋盒馬的生鮮、順豐的數碼需要當面簽收，管家很快跟渠道談好了申請資質，允許送貨上門。有住在島上的同學需要暫時反向通勤去科興，投訴綠化帶擋了趕班車的路，幾天后，草坪里被挖出一條通道。

“我覺得在一個聽起來很冷漠的互聯網環境下面，還是挺寶貴的。”莓子說。

我按照小莫教我的路線，早上從科興出發，坐地鐵1號線到寶體C出口，換乘C70班車直達云海大廈1棟

慢慢的，大家開始安定下來。

很多人剛搬來時都會迷路。1棟魔方的食堂在1到3樓，2棟光子的在負一層，6棟樓下圍著一圈檔口，小莫找不到一個檔口，隨口問了一個工作人員，對方沒有指路，而是“親自把你帶過去”。

Pie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住得遠的人因為要趕班車，反而很少遲到；住島上的人，卻經常遲到。早餐取餐點原本在食堂里面，后來被打包好挪到了進大廈的路上——“行政發現太多人遲到，連走幾步路的時間都幫你省了。”

有些時候，食堂“聽勸”得令人困擾。

從在科興開始，每個餐桌上就有一個二維碼，不滿意可以掃碼反饋，工作人員會立即過來處理。

那天，獅子帶我去食堂吃飯，我們正吃著，一個服務員走過來，柔聲問道：菜品口味怎么樣？獅子說，還可以。服務員沒有走開：還可以嗎？我也補了一句：不錯不錯。服務員說：給你換一個蝦吧，因為剛剛有同學反饋說，這個蝦好像有點咸。獅子連忙說不用了，服務員這才離開。

在企鵝島“蹭”到的第一頓食堂

“這是有人投訴了。”獅子說。去年開始，很多常在食堂吃飯的同學發現，工作人員似乎有了KPI。“不僅給你更換，還從別的檔口拿小吃給你，要你填問題回執，好像他們有KPI，一定要消掉投訴。”

島上的商業也才剛剛開始。

魔方最初登島時，幾乎只有食堂可吃。最近的商場在四公里外，外賣常常要多加五到七塊錢。離開了科興的小攤小販，人也被迫健康了起來。好在島上還有羅森、百果園、麥當勞和星巴克，能應付正餐之外的需求。

餐館很快一家家開起來。Gaga和大馥串燒是適合一人食的“社畜午間快餐”；榕意和哲品適合同事聚餐。路過五棟公寓樓下時，獅子看到一家標榜高端的理發Toni&Guy，源自倫敦，洗剪吹要100+，忍不住吐槽：騰訊是不是對自己員工的消費能力有什么錯覺？

12月，Kuddo咖啡開業；1月，高大上的美國西海岸咖啡連鎖Reborn Coffee在島上開出中國首店，但生意始終比不過星巴克。某一天，四棟公寓樓下出現了一家小酒館，去過的人吐槽“又貴又難喝”，老板靈機一動，掛出“憑工卡免費領雞尾酒”的牌子，魚人回憶起當時的場面，“那家伙，水泄不通，我就想著咱們鵝廠小伙伴也蠻愛占便宜的”，等活動一結束，酒館又恢復了門可羅雀。老板本人在小紅書上自嘲，企鵝島店為“味雀塌房之作”。

春節一過，光子登島了，更多店鋪陸續開業。平價的優剪來了，打工人最愛的下午茶阿嬤手作和霸王茶姬也來了。3月，早就開始瘋狂拉新的紫蘇醒了開業，成了很多島民聚餐的首選；新來的711開始大搞折扣，和羅森搶生意，島上甚至出現了一家按摩店——康粹中醫。樓下工地的圍擋也拆除了，小億發現，這里也叫前海石公園（大鏟灣段），和對面的歡樂港灣是同一個。人們開始期待這片“海景工地”未來的樣子。

4月，天怡興百年蒸餃后來居上，成了飯點時人最多的餐館。混果汁、瑞幸、Grid Coffee、ANNND接連開店。有人疑惑：“怎么好吃的小店沒幾個，咖啡店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的鵝廠人開始在小紅書上起號，分享“企鵝島美食攻略”，哪棟樓下又開了新食堂，哪個新檔口值得一試；還有同學蠢蠢欲動，能不能自己也包個檔口——畢竟，這里有3.5萬穩定消費人群，是個“美食藍海”。

島上還有云海警務室、寶安區中心醫院社區健康服務中心、昀灣文體中心、幼兒園、學校。這里越來越像一個完整的社區，甚至一座微型城市。

那幾天，我輪流坐在島上各個角落的奶茶店和咖啡店里。當你一整天盯著窗外的云海大樓，會產生一種活在游戲里的魔幻感：

早上九點到十點，大巴把人一車車運到島上。上班的點一過，島就空了，像游戲的初始界面。沒走幾步，就會定點刷新出NPC——清潔工、保安、餐館服務員、工人。偶爾有幾個戴著越南斗笠的園丁彎腰干活，讓人恍惚。星巴克里，永遠零星坐著幾桌談合作的人，嘴里說著“S級活動”“S級資源”。

十一點半，樓里開始有人三三兩兩往食堂走。高高的臺階上，人影被襯得很小。十二點，有人穿著拖鞋去買奶茶和果汁。星巴克里擠滿了五六個人一桌、組團打游戲的人。下午兩點，島忽然空了。吃飯的人回到樓里。平臺安靜下來，只剩風和飛機的聲音。三四點，辦公樓下會刷出抽煙的人，便利店里刷出挑選零食的人。

沉浸在島上的幾天里，我有時真的會忘記這里其實有幾萬人，也會慢慢忘記自己其實還在城市里。

從學校到“學校”：校招“鵝”的生活

采訪那天，魚人反問我：“你會羨慕企鵝島的員工有這樣的工作和生活圓心嗎？”

我愣了一下。圓心——這個詞很準。在島上，從公寓步行到工位只要五分鐘。地下停車場聯通每棟樓，生活被收攏成一個圓，圓心是工作。幾乎沒有什么問題是必須離開這里解決的。

我問了十幾個人搬到島上后的感受，大部分人給出的答案是：還好吧，挺方便的。后來，我發現，很多人在搬來企鵝島之前，就已經在圍繞圓心生活了。

小億是校招進來的。

幾年前，她從河南一個小縣城考出來，畢業那年稀里糊涂投了騰訊，連BG都沒看。“誰撈著你就去面哪條線，”她說，“命運的安排。”

“騰訊確實挺像大學，”她說。她自稱是個“思想壁壘”不高的人，喜歡學習新事物，把新的視角帶到不同崗位。接觸新項目時，更多的是興奮——她開始享受不斷“做新人”、“心里還是沒數”的感覺。

時間久了，她接觸的大多是同事、同事的同事。好在大學同學很多在深圳，能讓她保持跟其他圈層的聯系。但慢慢她也發現，差距真的很大——工作的風格、關注的東西、晉升的規則，都差很多。那種“不一樣”是什么，小億也說不上來。

這兩年，她的正念冥想開始有了效果，越來越向內求，她撒種子、看它發芽兒，就很滿足。部門上島后，她帶著狗一起搬到了寶安，她發現自己的快樂不太來自于外界了。“心理也有肌肉，像健身一樣，得練它才能生長起來。”

騰訊也是獅子的第一家公司，“大概率也是最后一家——懶得動，想早點退休。”她說。

她在騰訊結了婚，老公是同一屆校招訓練營的隊友。她告訴我，IEG新員工入職時要參加的mini game比賽，不同部門的人組隊做游戲，“每年都會出很多情侶”，她說，“相當于有別的機會認識同齡的人，又不是你隔壁的同事。”

我問她：這感覺像是沒出過學校？

“差不多，”她說，“我沒怎么換過環境。之前也考慮過活水，但過了半年也沒把簡歷做出來。這里還是挺適合我這種懶的人的。”

公司的生活很方便，早飯免費，晚飯免費。早上九點，她跟老公一起開車上班，第一次上島時，他們不熟悉路線，硬著頭皮開，果然遲了很久。“但是沒有關系，”她說，“所有人都遲了，因為都堵在路上。”

午飯過后，她帶我在島上兜圈。走到一處平臺，她停下來。

“科興上面那一層，會讓你感覺很放松、很愜意，”她說，“有很多咖啡奶茶的檔口，還有很多椅子。沒事的時候，大家會把椅子拖到花壇邊上坐著。夏天傍晚，風吹過來很涼快。”

她掃了一圈四周零星坐在花壇邊的人，“這邊兒呢？沒有椅子，沒有檔口，除了花壇就是過道。它不愜意、不放松，大家上來就是走道兒，不是休息的。”

獅子身上有一種我反復在騰訊人那里看到的東西：他們會把任何問題都當成一個項目來推進——哪怕是車位。他們會認真觀察公司的每一個細節，從檔口周轉到動線規劃，每一件事都“操心”，然后發帖、建議、抗議。這種參與感，在今天的互聯網環境里非常特殊。

狐貍也在騰訊快十年了，她更是堪稱奇人。加拿大本科畢業后，她沒離開過騰訊，全職工作期間，遠程讀了一個兩年半的英國碩士、三個南加大的Summer School、還有一個未完成的哈佛Master。疫情期間，白天全職上班、半夜全職上網課，“不怎么睡覺”。她做項目管理，業余時間辦了幾場攝影展、當了幾次電影節評委、拍短片、寫小說、畫漫畫。

我問她做這些有什么目標、目的。“好玩兒，”她說，“我做好玩的事情多一點。”

她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一個海外客戶，之前瘋狂投訴合作業務。她把事情解決了，和對方成了朋友。客戶知道她喜歡攝影，特意扛了五公斤重的藝術家畫冊來中國。“他從酒店走了很遠的路、拖著很重的行李箱到科興，把畫冊從行李箱里拿出來給我的時候。”她說，這是她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和小億一樣，狐貍也在騰訊內部漂流了很久，但她完全是“興趣導向”。剛來IEG時，她做商業分析，給大老板匯報海外工作室的投資策略；后來覺得做游戲更有意思，就“活水”到了光子做游戲研發；游戲要三五年才能上線，她有些熬不下去，想看看海外項目，又去了IEGG。這期間，她在USC學了編劇，自己也想做策劃，于是原地從PM轉崗做策劃。直到最近，項目沒做成，又重新回到光子。

騰訊很大，從一個崗位換到另一個崗位，都不需要離開公司。系統內部有一條完整的河流，你可以在里面漂流，不需要上岸。

我在光子樓的衛生間門上發現一張洛克王國世界“活水”海報

她認為，能有這樣的機會成長，老板很重要。她第一次對接大客戶時，不知道怎么處理投訴。領導一句話一句話地幫她改郵件，改了好幾遍，才讓她發。“我蠻幸運的”。

小億、獅子、狐貍——她們都是校招進來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騰訊，系統是她們的“第二所大學”。她們想法相對簡單，生活豐富，自我表達欲強。她們相信努力會有回報，相信系統會保護她們。

在我看來，深圳的騰訊像一個巨大的培養皿。這里有競爭，但不激烈——至少不像外面那樣。很多機制指向的，是教你怎么在這個系統里自處。“騰訊的機制，當上leader的人，你只要不犯什么錯，就不會被拋下了。”這是很多人的共識。于是大家有了一個心照不宣的目標：當Leader，等退休。

你很難說這好或不好，畢竟，在一個人人都在“突圍”的時代里，能有一個不用急著突圍的地方，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奢侈了。

社招“鵝”：另一種視角

但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運氣。

還有一群人。他們沒有在騰訊長大，從外面突圍進來，帶著另一個世界的記憶。

當校招“鵝”們習慣了圍繞圓心的生活時，這群社招“鵝”具備明確的對比參照系，能清晰感知到騰訊文化的特殊性。他們為我帶來了很多“外部視角”。

輕輕在華南大廠待了五年，我問她兩家公司有什么不一樣的氣質。

“那可太不一樣了。”她說，

在前司的幾年間，組織架構連著變了三次，“先分組，組合并，組拆開，政策一天三變，精力都在內部PK”。此外，她還要花大量時間做匯報、算賬，“我一個搞設計的，搞得跟會計一樣，非常煩”。

來到騰訊后，她的工作沒變，組織架構也類似，但不用再做工作以外的東西。

搬到企鵝島后，她經常在樓下遇到前同事，“今天在樓下碰到個策劃，明天碰到個美術。”前同事們不約而同把騰訊稱為“避難所”。我問她，大家來了之后狀態怎么樣，她說，“人都變得溫和了。”經歷了這些，她把人的性格歸結為環境的影響。“不是說人本身怎么樣，因為大家都是工作嘛，是環境迫使人改變的。”

莓子從阿里跳過來，這是她的第二份工作。她用了一個詞——“托舉”。

準備換工作時，她在身邊的朋友里做了深度的調研，最后發現，“騰訊是唯一一個我覺得所有風評都沒有什么負面的公司。”身邊有很多騰訊過來的同事，“他們都懷念那段生活，很多人說愿意回去。”

她也跟字節、拼多多、華為的朋友聊過，得出一個結論，“如果你為了快速高密度地提升技能、快速獲得經濟上的上行，可以去那些公司；騰訊在給員工的經濟支持上沒有其他大廠那么大方，但是把成本放到了公共池里支持大家成長。”

在她看來，職業早期的離職無非兩種：一種是，每到三年，想嘗試新業務，或者漲薪水；另一種是，這個環境不適合人的長期成長，不適合建立長期的生活方式。而莓子她想要長期留在深圳，對工作環境和制度的要求遠高于眼前的薪水。

來騰訊后，一切都變了。她沒想到，社招入職也有一周的脫產培訓——不談業務，同學們一起討論社會議題、理解“成為騰訊人”意味著什么；還可以跟產品、研發等不同業務線對話，討論“騰訊系有什么產品值得改造”。她也沒想到，每天早上的“面對面”會議，是真的和老板“面對面”，站在走廊里挨個聊手上的問題。“我以為現在高節奏的互聯網大廠已經沒有這個流程了。”

她對比過兩家公司的福利邏輯——“看似都有，背后卻是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在阿里，交通補貼按月打到工資卡里，簡單直接。在騰訊，行政會根據員工反饋，不斷調整、規劃班車路線和站點。“騰訊是希望通過各種服務給你一種情感的連接——‘我愿意用這種提供路線的方式來幫你’”她說，相比之下，阿里也提供了很多公共設施的服務，“但是點到為止的。”

餐補也是一樣。阿里會把午飯錢打進工資，晚上提供食堂；騰訊則在食堂提供免費的早晚餐。入職時她專門問過騰訊的HR，對方說：我們補貼早飯和晚飯。“因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她聽完一愣，“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觀點，這里自上而下都有自己的理念。”

“剛出學校的時候，騰訊是第一份特別適合應屆生的工作，”她說，“它把你托舉得很好，不會讓你有那種離開學校之后的斷檔。”反而是社招生，需要適應。

但每種內化掉一切矛盾的文化，也會存在另一面。

莓子也承認，這種“情感連接”的另一面，是邊界模糊。

在阿里，工作時間可以隨時拉起會議，隨時可以Call同事，大促期間，凌晨兩三點被電話叫起來是常事——“因為我工作隨時插入你的節奏，是合理且被接受的。”在騰訊，她想直接Call人，老板攔住她：“是不是有點兒太push了？我們要先book一下對方的時間，最好面對面溝通。”

在阿里，下班就是下班，同事離職后才加微信，但是在釘釘上留了通道，同事之間交流靠釘釘，消息下點個“加一”就算回應。在騰訊，入職第一天就用企業微信加了全組。“它鼓勵你把工作關系延伸成生活關系。”

阿里的工作方式高效、直接、目的導向，“一句話能說清楚的事絕不開半小時會”。騰訊在意過程、關系和“人”，更人性化，但效率更低。

夜里九點，魔方（左）和光子（中）依舊燈火通明，相比之下，企鵝公寓（右）亮起的燈寥寥。

輕輕也說，有利有弊，前公司條條框框太多，弊端產生的同時，確實架構很清晰，流程專業。鵝廠氛圍好，配置高，設計地位更高，但很多管線是現搭的，遇到問題臨時想解決方案。

Pie過去在一家小公司，團隊十來個人，技術棧簡單，“沒有什么困難的東西”。他焦慮于沒有上升空間，于是來了騰訊。

“大廠就是螺絲釘，”他說，“和自己創業完全不一樣。”

人不多的時候，一個人要管所有事。在騰訊，他只負責一個技術細分方向。任務明確，邊界清晰，但“你帶情緒的話會坐不住”。他承認，騰訊的底層都是“挺好的人”，“相處起來不會有太多心機”。但他也說不清，那種“螺絲釘感”到底是安全感還是束縛。

“在騰訊的話，就是典型的大廠，”他說，“打工就是這樣吧。”

魚人本科讀水利，畢業后校招進了一家老板風格極強的中型游戲公司。一個前同事離職前跟她說：鵝廠挺好的，你可以來看看。她便也稀里糊涂來了騰訊。

在她看來，鵝廠的穩定毋庸置疑，但留下并不容易。“一年到一年半是一個坎，”她說，“如果你能待超過一年半，基本上就能待比較久。”她以前的老同事二十多人來騰訊，現在留下來的不到一半。

她說，能留下的，都是不抱不切實際預期的人。“比如不要幻想在這里做游戲的自由度很高，或者能沉淀學習很多內容，”她說，“鵝廠實際的工作流程和氛圍，比較大公司一些。”

社招生帶著“另一個世界的記憶”走進來。他們見過外面的風浪——大廠的官僚、中廠的脾氣、互聯網的高效。所以他們能說出“騰訊很溫和”“騰訊在托舉”“騰訊是螺絲釘”。這些判斷，校招生做不出來，因為他們一直在里面。

騰訊人習以為常的“好”，在社招生眼里是一種稀缺品；就如同騰訊人意識不到的“圓圈”，在社招生眼里清晰可見。

而每個來到鵝廠的人，都多多少少懷著一個相對長遠的打算。

外包、子公司、正編與島上的秩序

在企鵝島上，四棟是子公司，五棟被稱為“外包樓”。如果你問這兩棟樓里的人，他們可能覺得前面那些關于“松弛”和“焦慮”的討論，都是無病呻吟。

小莫看起來干練自信。來騰訊之前，她已經在一家小游戲公司做了多年運營，想換個賽道，海投了很多中小公司的崗位，都石沉大海。結果意外被騰訊一個頗有名氣的大DAU項目的外包崗約了面試，進展順利。“有了這種大DAU項目的工作經歷，至少達成了換賽道的目的，”她說，哪怕要逆向從正職轉外包。

小莫從辦公室拍到的窗外景色

剛上島的時候，外包團隊跟組里的正編同事們一起聚了個餐，然后小莫就再也沒見過正編同事。她說，在科興時，組里有幾個外包同事跟正編一起辦公；上島之后，“所有人都被放在了五棟。”組里只有一個正編同事來過五棟，她的“導師”還沒來過。

“我感覺階級劃分更加明顯了，以前在科興可能還沒有這么明顯。”

過去開會時，同一個項目組的正編、子公司、外包會坐在一起討論；現在溝通全靠線上，發消息過去，對方可能下午四五點才回。“如果還在一起辦公，他開會回來的間隙，我見縫插針去找他一下，問題就解決了。現在不行。”

嚴格的權限下，樓與樓之間似乎有一堵隱形的墻。據小莫所知，她組里的子公司同事也好不到哪去，有一次需要去正編樓移動辦公，被告知“非騰訊本公司的資產不允許帶入”，得從申請電腦開始走流程。“我覺得很無語，覺得很荒謬，”小莫說，“到了大廠之后發現也就不過如此了，徹底祛魅了。”

需要說明的是，小莫的經歷只能代表她所服務的項目組，子公司、外包在騰訊是兩支大軍，分別由無數小公司組成，福利待遇和權限各不相同，既取決于本公司，也取決于項目組。

采訪中，有的項目依然保留部分外包進組，子公司的權限也各有不同。小皮和Lucky在一個上升期的IEG發行子公司，規模不大，深圳只有二三十號人。他們的實際體驗是，想進正編樓，申請訪客碼就行，電腦可以隨便帶。

不過，確實很多人都會提到，那種微妙的差別藏在“你會不自覺感覺到”的細節里。

最直觀的差距在健身房。正編每棟樓都有自己的健身房，隨時可進；子公司員工一開始也能進，后來“系統升級”，每天只能免費進一次。外包要從公眾號買票，和外部人員一個待遇。“差別待遇非常明顯。”

晚上九點的健身房，還能看見有人在跑步

不止空間。餐補、加班費、調休——每一項制度都在強化這種“不一樣”的感受。正編早餐晚餐免費，子公司的餐補在工資里、不是全額，外包自費。子公司加班只有調休，外包有加班費沒有調休。小莫算了一下，如果加班費拿得多，她能跟子公司收入差不多。但和正編的差距依然很大——“他們有期權，還有各種隱形的福利，都是我們享受不到的。”

晚上九點，排隊等班車的鵝廠人

但至少，去食堂的路順暢了。輕輕說：“以前在科興，食堂在樓里面，排不到電梯，我們就走安全通道的貨梯，但外包刷不開門禁。”現在，食堂在外面，誰都可以直接walk-in。

最讓小莫難受的，不是這些福利差異，是管理方式。

“外包樓”里有專門的“巡場PM”，每個外包公司的PM會輪流每隔半個小來看一次你在不在工位。不在，“巡場PM”就會發消息通知自己公司的PM，后者就會發消息問話，比如：“這個時間點為什么不在工位？”你需要提供企微聊天截圖或者通話記錄，證明自己當時在工作。這種自證過程讓她很不舒服。

她回憶起前一位正編導師。有一次，導師當著她的面，跟其他正編說起另一個組的外包——“一個外包而已，開就開了吧”。她停頓了一下。“當時聽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大家都是為項目干活，本來拿的錢就比你們少很多了，沒必要再搞歧視。”

我問她，這會讓你心里也有一種“我是外包”的感覺嗎？她說，“會有，但是我會跟自己說，‘咱輸人不輸陣’。”

采訪中，很多人表示，外包的待遇取決于你的主管。“如果他是個很mean的人，會區分得很大，只讓你做邊緣工作。”但有的人導師不錯，“活大家都能干，不會因為你是外包，就專門給你派簡單的重復工作”。只是現在，很多大廠外包轉正的通道已經鎖死了。

深入聊下去，我發現，外包和子公司的員工，在自我定位上有明顯區別。

外包認為自己做的是純執行的工作，“可能交給我們外包的活，也不是什么特別重要的活”，小莫從來沒見過自己外包公司的老板，甚至不知道老板是誰。所有的工作都與正編直接溝通，外包的PM只負責請假、考勤，完全不涉及業務。評級由正編打，PM轉達——“就像一個中間商”。

相較而言，子公司則更獨立。他們把自己定位為“堂兄弟”——服務于某一個活動和項目，與騰訊有一定的聯系但不夠親密。他們更在意自己的專項能力，競爭對手是市場上的同類公司。騰訊是他們的客戶，每個項目需要與市場上同類服務商比稿、合法合規競標。在他們眼中，外包是長期跟項目組做執行的人。

來科興之前，子公司在單獨一棟樓，外包與正編共同辦公；來到企鵝島后，子公司離得更近，走訪客碼就能見到正編，但他們偶爾羨慕外包沒有遠程辦公權限，可以按時下班。

不同的身份定位，會導向不同的目標。

正編想的是“退休”；子公司的Lucky想的是“順勢而為”，更關注在自己細分領域專業上的提升；外包小莫的目標是“轉子編”。“轉了之后你再跳的話，應該也會比直接外包有優勢。”偶爾也有“一步轉正”的案例，她的前同事就跳到了一個中廠，做了正式員工。

但小莫也有自己的堅持。她發小紅書，寫外包的生活。“很多人說外包狗都不干，我說那又怎么了？”她想讓大家客觀看待這個工種。“外包不是死路一條。如果你是應屆生，外包開到七八千，你去非互聯網類的運營崗位底薪才四千。”她說，國外也有外包，日本叫派遣。“為什么在國內就好像是一個非常低賤的職業一樣？沒必要。”

當所有人搬來同一個地方，身份秩序被強化了。在外面，即便你在一個很小的公司，也只會說自己在xxx工作，不會自稱“我這個外包”。在這里，標簽貼在每個人身上，從工牌到門禁到到企微備注到食堂優惠，處處都在提醒你：你自己在哪一層。

但有趣的是，即便在秩序的最底層，騰訊的子公司和外包同學也有著相對外面更加松弛的“活人感”。

子公司和外包都不能住在島上。外包需要早上9:30前打卡，以前在科興，小莫可以9點過后才出門；上島后她只能選擇班車，8點不到就要出發，不堵車50分鐘能到。“正編都沒有打卡時間，我來的早其實也沒有什么意思。”

起得更早了，她反而盡量讓自己有生活。“我想都來當外包了，再沒有生活那也太苦了。”當正編還在加班、開會時，她一般會坐上晚上七點左右的班車，跟朋友吃個飯或去健身，至少要“讓自己變得健康。”

傍晚七點，第一批下班的人開始排隊等班車

小皮最近被通勤搞得有點累。他所在的子公司早上10-10:30彈性打卡，他在深圳完成了買房、結婚、生子三件套，住在家里。在科興時單程一小時，現在多了半小時，堵車時單程就要兩小時。上班坐地鐵轉接駁車，回家坐班車。“每天得靠咖啡吊一下，今年感覺狀態整體沒有前幾年那么好。”

在科興時，他們公司自己一個辦公區，不大，五六十平，但中午能找個休息室小憩；搬到島上，很多外包公司都在一個大平層，他不好意思去會議室睡覺，又擔心自己在公共區域打呼嚕，干脆放棄了午休。生娃前他打游戲、抽水煙、喝酒、聽Hip-hop，現在家和公司兩點一線，只是偶爾打打游戲。

Lucky是另一種樣子，她非常活潑，跟正編、子公司的同事都打得火熱，“我的生活有點精彩”。她晚飯一般不在公司吃，跟同事去寶體約飯。周末沒工作就約上三五同事、好友看展、打劇本殺、探店、打游戲。去年還開始學跳舞。

她畢業才兩年，“剛開始我會很緊繃，學生思維，想證明自己，優等生的狀態。后面我會想更多生活的意義了，再后面想怎么去平衡它們之間的關系。”

更大的互聯網

企鵝島不是一座孤島，就如同鵝廠人的一切分層、代際、焦慮、內求、松弛、歸屬，也都是互聯網時代的反射。

原本就像一所“學校”的騰訊，搬到島上之后，更青睞校招生了。

輕輕注意到，公司正在積極推行“新星引力計劃”，大力招畢業三年內的年輕人。“畢業三年以上的社招，除非你特別特別牛，不然不錄了。”

獅子每天都在招人，她說，領導層希望公司平均年齡下降，有現實考量：年輕人可以從頭培養，另外也便宜。她自己的判斷是：“這個階段跳槽，年輕人里更容易出能力強的。你年齡在那兒了，大部分時候是經驗到了，但不一定是能力有多強。”

但這時候進來的年輕人，上升空間并不大——每個人似乎只要抬頭看看身邊的人，就都有自己的計算。

獅子說，以她所在部門的觀感，在騰訊工作六年，以最快速度也只是一個“儲備”；想當上最小的leader，還要更久。

這跟項目周期有關。游戲立項時，除了制作人，很少有人有title。直到項目上線、運營一段時間，各個業務線才開始任命組長。項目繼續壯大，小組才會繼續拆。現在的leader，基本都是早年就開始做項目的人。

當然更受行業發展的限制。前幾年行業發展快，擴張也快。獅子剛來時所在的組，規模已經翻了三倍。“我們leader早年組里的幾個同事，現在都是各個項目的leader。”但擴張期一過，坑就填滿了。“現在增長速度變緩，公司也在培養嫡系的。沒有新業務，就沒有新坑，有也只是下面的虛線。”

“相比字節提拔年輕人，騰訊只是想把招的人變年輕一點。”有人占著坑，就一直占著。這未必是公司或機制的本意，但事實演變成了這樣。這導致了一個結果，很多同學在采訪中會說：“leader不一定很懂業務，能力也不一定特別強，但會一直在這個位置上。”

這種狀況下，“老鵝”的“校園感”，放在今天很難在“小鵝”中持續了。

我把“老鵝”們的感受講給洋洋聽。她說她能理解，但無法共情。洋洋是個“00后”，思維成熟度卻遠超同齡人。

她觀察過這種代際差異。“‘老鵝’在行業上升期進入了公司，生存焦慮被發展的勢頭沖淡。”洋洋說。“增長的業績能掩蓋許多個體的不滿，這讓他們更容易對公司和職業產生發自內心的認同。很多畢業即面臨生存焦慮‘小鵝’是來不及有的。”

“小鵝”面臨的是另一種局面。“我覺得我們這一代的工作有點類似于突圍，在有限的機會中廝殺。我們必須學會把工作和生活課題分離，不然會很痛苦。”

AI的到來讓這種“突圍”變得更加緊迫。“工齡三年以下的初級員工更容易有隨時被AI替代的焦慮，”洋洋說，“AI確實已經比很多初級的同學做得好了，很多人進入了內卷只為生存模式。”

企鵝島把“老鵝”和“小鵝”放在同一個空間里。他們吃同一個食堂，坐同一趟班車，走同一條地下通道，但似乎活在不同的時代里，“誰不想在最單純最熱情的時候進入dream company，一路順利成長，培養下一代小鵝，有一個安穩的位置，榮譽退休？”她頓了頓，“但是咱們也實在沒招了，我不敢奢求這樣的職業軌跡。”

上升空間變小，消費觀念也跟著變了。

房產中介見證了這種時代變遷，吖吖以前做人力，后來轉行做租房。她接觸過很多騰訊的年輕人。“早些年入行的買房的，都賺了。”華潤城的房子最高賣到二十多萬一平，最低跌到十二三萬，但那些早期買入的人，早就在高點套現了。

現在不一樣了。豪宅市場上買房的，都是改善型的，把舊房子賣掉，追求更好的居住；有多套房的，把沒那么好的資產賣掉，只留一套好的。疫情后，人都愿意把錢留在手上，“年輕人對買房沒有那么渴望，寧愿把錢花在旅游上，花在自己身上。”

即便個人的消費在收縮、價值實現在掙扎，但在島外，鵝廠人依然是被羨慕的那群人，騰訊依然是這座城市的金字塔尖。

在阿荔眼里，深圳是分層的，“人家應屆生年包一萬五六，加上全額公積金12%，交的都是一檔。一個游戲成了，獎金上億。而你就是其中的一只小螞蟻。深圳保底工資2300；這座城市的底層，送外賣的、做服裝的，月薪三四千，社保都沒有。”

但金字塔尖也在收縮。個人的消費變了，公司的戰略也在變。

騰訊搬去企鵝島，就是這種收縮的一個縮影。深圳從香港的邊緣一路向西，騰訊也跟著一直搬家——從羅湖的華強北，到南山的飛亞達、騰訊大廈、濱海大廈，再到如今寶安大鏟灣的企鵝島。阿荔說得直接：“陸地開發拆遷賠償太高了，拆遷戶一拆上千萬，還得給回遷房。填海成本低，沒有賠償。”這不是騰訊的選擇，這是深圳的選擇。

但騰訊不是唯一這么做的。最近一年，京東、字節、阿里、小米都在拿地建園區。大廠已經成為商辦市場最大的買家之一。這也不是第一波買地潮。2019年，小巨頭們集中買地，是為了節省房租、擴張業務。而這一次，選擇背后更多的是在商辦市場低位窗口期、地方政策扶持等多重因素的疊加。

從“嵌入城市”到“自成系統”，是行業趨勢。當一家公司大到一定程度，它就不再滿足于租用寫字樓。它要自己的門禁、自己的食堂、自己的幼兒園，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本質上和不準備再搬家的普通人買房養老是一個道理。

只是這一次，當大廠們紛紛退守自己的園區，“老鵝”的松弛和“小鵝”的突圍在同一座島上同時上演，我們看到的，不止是一家巨頭的搬遷。而是互聯網從“擴張時代”進入“存量時代”的下一幕。

后記

第一批鵝廠人登島半年后，島上的生活開始流轉了起來。

洋洋注意到，物業支持養貓，甚至可以幫忙封窗。說到養貓，有一件事讓莓子很在意，過年期間，管家主動發問卷，收集小貓需要照料的住戶，值班管家承擔了上門喂養的職責。“他其實可以不用做到這樣子的，我覺得這是一個意外。”

莓子對自己的公寓進行了“適貓化改造”

生活不止于工位和食堂。騰訊有一百多個員工協會正從科興往島上遷移。輕輕經常被同事拉去“大冰箱”滑雪，狐貍跟同事打網球，Lucky跟同事打羽毛球，莓子以前在外面花錢學爵士舞，后來發現公司協會請的老師，和自己工作室的是同一個。

島上也慢慢長出了“班味兒”之外的公共生活。公寓一樓有共享廚房，周末晚上常能看到幾群人圍在一起涮火鍋、喝小酒。島上接近自然生態，于是有志愿者組織了保護鳥類、觀察海岸線的親子活動。“可以帶著孩子一起去參加。”

有員工在琢磨，能不能利用酒吧空間搭個“相親角”。畢竟，在這座方圓一點五公里就能解決一切需求的島上，找對象似乎是少數還沒被系統“承包”的事情。

“這個島很適合談戀愛，”魚人說，“校園戀情那種感覺。比如我在宿舍底下等你，你給我遞一個東西，我拿著飯盒送到你家門口，早上一起走路去工位。拍個土味短劇，叫‘我在公司談校園戀愛’，肯定火。”

那幾天里，我印象最深的一個畫面是：雨后，夕陽正在落下去，海面被染成金色，出來吃飯的騰訊人——年輕的情侶、成群的女孩子、不忿地罵著其他部門同事的嘻嘻哈哈的男生，都在路過天臺時放慢、隨后停下了腳步，他們呆立在那里，面對夕陽，舉起手機按下快門，一個男孩站在遠處的樹后，把樹葉當作前景，反復調整角度拍同一張照片。

那樣的照片，一定會存滿他們的手機。

那是非常難以描述的一幕，我在北京工作的許多年里，印象里最深的是另一幅畫面：冬日的黃昏，灰蒙蒙的天壓得很低，走在過街天橋上，橋下是滾滾車流，尾氣和寒風混在一起，人站在中間，感到一種空曠的渺小；西二旗的晚高峰，碼農們背起雙肩包擠過安檢口，面無表情地低頭刷著手機，像一條沉默的河。

而那晚的陽光，讓我感到不真切——它過于平靜，過于安寧，濾掉了很多的噪音。

也許，很多人會因此獲得片刻的寧靜，在失落的自我實現與激烈的內心斗爭過后，決定再堅持一把，給自己一些時間。也可能，有人在一瞬間放棄了大廠、高薪、福利這些并不想要的“光環”，產生離職的沖動，決心做自己。

我不知道。夕陽落下去了。他們收起手機，走回樓里。島上的風還在吹，飛機還在頭頂轟鳴，明天是否還會一切照舊？

但至少，明天，還會有那么一霎的黃昏。

我會持續關注企鵝島搬家、各種游戲公司搬遷，以及游戲人的故事。如果你也有故事愿意分享，歡迎與我聯系。微信：LiYundie7（添加時請備注公司+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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