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心、海潮與浮生

——郭棟超組詩構建的精神三部曲

評論員：陳東林

一、引言：從“禹縣青年”到時代歌者

在當代漢語詩歌創作的領域內，郭棟超是一個獨特的存在。1962年出生于河南禹州鄉村的他，經歷了從鄉土少年到國家公務員、從1980年代“禹縣青年詩歌現象”參與者到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的漫長身份轉換。這種跨度本身，便構成了一種精神維度——一個人如何在時代的激流中既保持根系的深扎，又展開枝干的遠伸。

2024年，郭棟超憑借長詩《盛宴》獲得第八屆中國長詩獎最佳文本獎，這并非偶然。今天他的三組詩歌新作——《鄉野與歸心》《海與時光》《浮生觀心》——又構建了一個完整的精神三部曲：鄉土記憶是生命的原點，海洋意象是遠行的象征，而浮生觀心則是回望之后的通透與自省。這三者不是簡單的線性遞進，而是一種螺旋上升的精神結構：每一次遠行都指向歸鄉，每一次觀心都包含著對鄉土與海洋的雙重輝映。

二、《鄉野與歸心》：記憶的倫理與情感的地質學

1. 日常物象中的情感密度

《鄉野與歸心》這組詩最動人的特質，在于它能夠從最平凡的鄉村物象中提煉出深沉的情感。在《牧牛》一詩中，“細細繩子連著它，也連著，當然的是我自己”，一根普通的牛繩成為人與物、童年與成年的聯結紐帶。這種舉重若輕的寫法，體現了郭棟超對日常生活中詩意的深刻把握。

更具沖擊力的是《月光下的爹娘》。當“地中海、尼羅河，哀哀痛哭的爹娘”與“無人機翩然的機翼”并置，傳統的鄉愁意象被注入了當代戰爭的殘酷現實。詩中“多想活著，一直擁有這月光”的低語，不再是單純的思鄉，而是一種對生命本身的懇求。郭棟超在這里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詩學跨越：鄉土不再是封閉的懷舊空間，而是與全球性的苦難經歷相貫通的倫理現場。

2. 時間意識的獨特呈現

《想家了》一詩中，“他的頭發如雞蛋花，白白的，白白的，頂過海南島三十六次花開花謝”，數字“三十六”的精確與漫長形成強烈張力，將個體生命的衰老置于植物周期的參照系中，產生了一種近乎殘酷的詩意。而結尾“他撫摸芒果，如撫摸樹樣的孫子”，則將無生命的果實與血脈的延續疊印在一起，這是只有經歷過漫長離別的人才能寫出的句子。

《記憶》一詩中的“種子從指縫慢慢流出”，則是對時間流逝最為身體化的表達。郭棟超的鄉愁不是虛浮的抒情，而是扎扎實實地生長在土地勞作的身體記憶里。

3. 動物意象的倫理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這組詩中反復出現的動物——土狗、小貓、牛、羊——并非簡單的田園點綴。在《記憶》中，“土狗輕嗅犁鏵翻動的氣息”，狗的動作成為一種感知歷史的方式；在《小貓》中，“小貓逗弄掉落的枝葉，如逗弄淘氣的自己”，動物成為生命的鏡像，折射出存在的天真與脆弱。郭棟超賦予動物以感知主體性，這是一種被他者倫理滲透的觀察方式，也使他的鄉野書寫區別于傳統的田園牧歌。

三、《海與時光》：流動的現代性經驗與精神地理的拓展

如果說《鄉野與歸心》是向內的、扎根的，那么《海與時光》則是向外的、漂泊的。從密林溪水到大海波濤，郭棟超完成了一次精神地理學的遷徙。

1. 海的祛魅與復魅

在《大海》一詩中，“柔軟沙灘，木棉樹、紅杉樹、雞蛋花”構成了典型的熱帶景觀，但詩人的目光很快轉向內在：“面對大海，適宜追憶，追憶北國的梧桐、山楂、石榴”。這是一種反向的凝視——大海不是遠行的終點，而是回望故鄉的借鏡。“不記得自己是誰，誰是自己”的自問，揭示了遠行帶來的身份松動，而這種松動恰恰是精神成長的開始。

《海邊》一詩更為冷峻：“大海轉動齒輪，切開岸邊石山”——機械意象“齒輪”的運用，將自然的偉力與現代性的暴力悄然疊合。“一邊是海水，一邊是石壁，逃沒逃脫拾海人的竹簍”，螃蟹的命運成為所有漂泊者的隱喻。郭棟超沒有將海洋浪漫化，他寫出了海的殘酷與不確定性，這是經驗成熟后的真實書寫。

2. 陳舊之物中的歷史意識

《陳舊的船板》是一首值得反復咀嚼的詩。“從森林被人生吞活剝，也沒有喊一聲疼”——船板的命運即現代人的命運，被從原有語境中剝離，被鋼釘穿透，被擠壓成某種“有用”的形態。而“陳舊，是莊重，比莊重還莊重的存在”這一判斷，則體現了郭棟超對時間痕跡的敬畏。“一個木桌，一條長凳，是它，還是我？”的人與物之辨，將存在論思考嵌入日常物象之中。

《最后的那只古船》中，“一聲嗩吶，吹動白帆”，中原的嗩吶與海上的白帆相遇，這是文化符號的跨地域疊合，暗示著詩人精神版圖中內陸與海洋的深層交融。

3. 重復中的永恒與虛無

《海邊村莊》一詩以“重復，又重復，再重復”收束，而“古往今來，誰的古往今來”的反問，則將這種重復上升到歷史哲學的高度。郭棟超敏銳地察覺到：海邊村莊的生活方式既是永恒的循環，也可能淪為無意義的重復。這種辯證眼光，使他的海洋書寫超越了游記式的景觀描摹，多了一些歷史滄桑和生活的沉重感。

《死結》一詩更為幽暗。“你把她舉過頭頂，未必能接住她的墜落”——這句詩既可以讀作個體情感經驗的銘寫，也可以讀作對一切拯救沖動的懷疑。“拉過的手，冰涼后會不會溫熱”，時間對人的磨損被精準地捕捉。而結尾“年華呀：這朋友可真好”的反諷式感嘆，則透出一種歷經滄桑后的復雜心緒：既感恩又苦澀，既溫暖又蒼涼。

四、《浮生觀心》：生命哲學的凝練與詩歌的元意識

如果說前兩組詩分別對應于“世界”與“他者”，那么《浮生觀心》則轉向了“自我”與“本心”。這是一組更具內省氣質與哲學企圖心的作品。

1. 傳統意象的現代轉化

《虛幻》一詩中，草蟲、蛙鳴、蟬棲、兔悲構成了一幅古典的時間圖景，但隨后的“琴師緩緩拉長旋律”“杜普雷的《傷》”“戴望舒的《雨巷》”“阿炳的《二泉映月》”，則將這些古典意象與現代藝術美學并置。郭棟超試圖在傳統的時間感知與現代的個體焦慮之間建立連接。“曲終謝幕，無須他人問津”的孤獨，是典型的現代人處境；而“感知虛幻迷離”的結句，則是一種清醒的存在論認知。

2. 物作為記憶的肉身

《補心》是這組詩中情感最為濃郁的一首。奶奶臨終前交代的“一根補鍋扁擔”，成為三代人之間的精神紐帶。“我不曾接過爺爺補鍋的炭火，補不了爺爺種下的柿樹那碗大的疤”——這里的“疤”是柿樹被修剪后的痕跡，也是家族歷史中的創傷。而“敲敲打打，唯獨補過自己的心”，則完成了一次巧妙的轉喻：從修補器物到修補心靈，從外部勞動到內在修持。結尾的“一樹燈籠”，將柿果與紀念、光亮與溫暖疊合，是漢語詩歌中極為動人的家族記憶書寫。

3. 日常生活中的神性時刻

《日子》一詩中，“去年的兩只燕子，今年又來，還攜著它們的兒女”，這一細節將自然時間的循環與家庭倫理的延續巧妙結合。鄰家大伯“側起耳朵，嗩吶、二胡、豎笛聲聲交織”的場景，則將勞動與藝術、田野與音樂融為一體。郭棟超在這里展現了一種能力：在最普通的日常場景中發現“神性時刻”——那些時間突然變得飽滿、意義驟然凝結的瞬間。

4. 人性邊界的冷峻凝視

《日落漸行漸遠的結局》是一首風格陡變的詩。荒島、海盜、惡魔、殺戮——這些意象在郭棟超的創作中極為少見，卻并非突兀。它像是整組詩的一次“壓力測試”：當人性面對極端處境，“野獸也是我們自己”。“蘇醒后，圍著野火狂笑”的場景，既是對威廉·戈爾丁《蠅王》的呼應，也是對人類文明脆弱性的警覺。而結尾“理智，是一切不會毀滅”，則是一種近乎古典的理性主義堅守——在經歷了對人性之惡的審視之后，仍然選擇相信理智的力量。這種辯證的姿態，正是成熟詩人的標志。

五、從當代詩歌發展史看郭棟超的位置

1. 1980年代詩歌譜系中的“中原聲音”

在當代詩歌史的敘述中，1980年代往往被“朦朧詩”與“第三代詩歌”的二元框架所主導。但郭棟超所在的“禹縣青年詩歌現象”，提醒我們注意一個事實：在中心城市詩歌運動之外，地方性的詩歌群體同樣在進行嚴肅且有價值的探索。郭棟超的詩歌保留了一種“中原聲音”——它不是從先鋒到反叛的，也不是從保守到僵化的，而是一種在土地與天空之間尋找平衡的媒介，一種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保持對話的聲音。

2. 長詩創作中的“現實主義轉向”

郭棟超2024年以《盛宴》獲得中國長詩獎，這部聚焦農民工群體的長詩，代表了他在長詩領域的成熟。而本文所論的三組短詩新作，則可以視為他長詩創作的“情感底色”與“精神再現”。如果說《盛宴》是社會性的、向外書寫的，那么三組短詩則是個人性的、向內書寫的。兩者互為表里：沒有對鄉土的深切記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農民工的精神世界；沒有對海洋與遠行的經驗，就不可能賦予底層書寫以開闊的視野。

3. 1990年代以來“個人化寫作”脈絡中的獨特貢獻

1990年代以來，中國詩歌經歷了從“大敘事”到“個人化寫作”的轉變。郭棟超的創作恰恰在這個脈絡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的個人化不是私語化的，而是始終保持著與他者、與土地、與歷史的對話。他筆下的“個人”不是一個封閉的原子，而是一個開放的主體——既承載著家族記憶（《補心》），也感受著時代變遷（《月光下的爹娘》），既面對大海（《大海》），也凝視內心（《虛幻》）。這種“有根的個體性”，是郭棟超對中國當代詩歌的重要貢獻。

六、結語：在歸心與遠行之間

通讀郭棟超這三組詩歌，一個基本的精神結構逐漸浮現：歸心與遠行并非對立，而是同一生命運動的兩個方向。沒有遠行，歸心只是停滯；沒有歸心，遠行只是流浪。

《鄉野與歸心》中的“歸”，不是物理空間的返回，而是精神意義上的溯源與確認。《海與時光》中的“遠行”，也不是對鄉土的背叛，而是視野的拓展與經驗的充實。而《浮生觀心》中的“觀”，則是這兩者之上的更高綜合——在一個人的內心，鄉土與海洋、記憶與當下、傳統與現代，可以同時在場，可以相互對話。

郭棟超的詩歌語言，既有中原土地的質樸與厚重，又有海洋般開闊的氣息。他不追求華麗的修辭，而是以準確、節制、富有質感的詞語，構建起一個既有地域根性又有普遍關懷的詩意世界。這個世界里，有牛繩與土狗，有古船與嗩吶，有補鍋的扁擔與撫摸著芒果的老人——每一個物象都不僅僅是物象，而是時間、記憶與情感的結晶。

在當代詩歌日益分化成“學院派”、“口語派”、“抒情派”等諸多陣營的背景下，郭棟超的寫作提供了一種超越陣營的可能：他既保持了對語言的敏感，又沒有放棄對經驗的忠誠；既有對形式探索的開放，又沒有滑入為先鋒而先鋒的炫技；既有對社會現實的關懷，又沒有淪為概念的傳聲筒。

或許，這正是“禹縣青年”在走過數十年創作道路后最重要的啟示：好的詩歌，永遠生長在經驗與語言、個人與世界、記憶與未來的交匯處。而郭棟超，用這三組新詩證明了自己是這個交匯處一位沉靜而有力的勘探者。

陳東林：學者、詩人、教授、文學評論家，大雷霆詩歌流派創始人，工信部高級職稱原資深評委，紅學批評家，唐宋詩詞學者，唐詩之路國際詩歌學會副主席，絲路文化院副院長，江蘇省南社研究會副會長、大型綜合文學期刊《遠方》常務總編。獲得首屆國際王維詩歌節金獎、國際華文詩歌大賽金獎、絲綢之路國際詩歌節“金駝獎”、哀牢山全國詩歌競賽“紫金獎”、“詩意秦嶺”征文大賽金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