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上，恐怕找不出第二個像楊度這樣“買定離手、次次輸光”的人物。
二十來歲，他信君主立憲，把賭注押在清廷身上——預備立憲被朝廷自己拖黃了。三四十歲，他轉向“君憲救國”，把全部身家押在袁世凱身上，袁世凱當了83天皇帝黯然退場，楊度淪為全國通緝的“帝制禍首”。五十歲后，他最后一次下注，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刻，把命押在了當時看似最不可能贏的共產黨身上。這一次，他沒有看錯。但他的秘密黨員身份，直到周恩來臨終前才親手揭開塵封。
辛亥革命后短短二十年，楊度幾乎把近代中國所有的政治路線全部嘗試了一遍。每一次他都以為自己找到了救國的“唯一解”，每一次現實都毫不留情地扇他一記耳光。有人罵他投機，有人笑他書呆，但很少有人愿意問一句：如果這個人真的只是投機，他又何必在每一次路線失敗之后，都把自己推到風口浪尖，甚至賭上全家性命？
楊度與袁世凱的相遇，幾乎是一種宿命般的“互相需要”。
楊度師從一代名儒王闿運，專攻帝王之術，一心想做“帝王師”，找到那個能平定天下的“非常之人”。他在袁世凱身上看到了這種氣質——北洋新軍的締造者，在晚清政局中翻云覆雨，手里握著當時中國最強大的軍事力量。
有史料記載，武昌起義后，清政府攝政王載灃曾密謀殺掉袁世凱，以保住愛新覺羅家的江山。楊度拒絕草詔，冒死相救。這可不是什么“投機分子”會干的事——對一個朝不保夕的帝國來說，押注一個落勢的權臣遠不如投靠清廷更穩妥。他選擇袁世凱，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而是真的相信這個人才是那個“非常之人”，只有他才能力挽狂瀾，實現君主立憲的治國理想。
袁世凱上臺后，楊度的政治熱情被推到了頂峰。他精心撰寫了《君憲救國論》，洋洋灑灑數萬言，系統闡述自己對當時中國政治形勢的全盤思考。他以當下現狀批評“共和之禍”，提出民國實行共和制的各項缺失，最后立論于“非君主立憲不足以救中國”。袁世凱讀后大喜過望，親筆題寫“曠代逸才”匾額，更稱其為“至理名言”。1915年8月，楊度聯手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五人，正式成立“籌安會”，公開打出“籌一國之安”的旗號，為改國體造勢。
然而，歷史證明這是一次徹底壓錯寶的血淚教訓。83天皇帝夢碎后，袁世凱一命嗚呼。彌留之際，昏厥中醒來的他大呼一聲：“他誤了我！”那個“他”，就是楊度。
但楊度的反應，讓所有人都沒想到。袁世凱死后，楊度沒有跪地懺悔、沒有連夜潛逃，反而強撐著站出來護主。他接受媒體采訪，斬釘截鐵地宣告：“政治運動雖然失敗，政治主張絕不變更。我現在仍是徹頭徹尾主張‘君憲救國’之一人”“國體問題，我應負首責，既不委過于人，亦不逃罪于遠方”。
袁世凱的幾十萬北洋軍作鳥獸散，“籌安會”的一幫理事全如鳥獸散各找出路，只有楊度，一個人硬扛著漫天唾罵。梁啟超形容他為“下賤無恥、蠕蠕而動的嬖人”，昔日并肩的好友已形同陌路。他被國民政府通緝，從京城淪落到上海街頭，走投無路之下只得遁入空門、皈依佛教。這個前半生叱咤風云的湖南才子，一時間竟然要靠看破紅塵來保全性命。
如果你以為楊度的人生從此就徹底沉淪了，那你就太小看他了。
1922年，楊度去上海會晤孫中山，面對昔日政見相左的革命領袖，他沒有拐彎抹角，直接亮出底牌：“我的君主立憲主張已經失敗，今后再也不會有君主出現了。我認識到時代已經不同，目前只有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加革命運動，才是救國的唯一出路”。
孫中山握緊他的手贊嘆道：“皙子，你能履行政治家的諾言，真是可人！”他們所言的“諾言”，說的是十幾年前在日本東京的那場激烈爭辯。當時孫中山力主革命，楊度堅持立憲，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臨別前，楊度說了一番讓孫中山記了一輩子的話：“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號召國民革命，先生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后日”。當時楊度早已是留日學界公認的風云人物，能與聲名初顯的孫中山平起平坐爭論國體，足見二人當時之勢均力敵。
孫中山欣喜之余，也有顧慮——楊度參與帝制鬧劇的名聲太大，驟然加入國民黨恐怕讓黨內同志無法接受。他希望楊度發表一個聲明或檢查書，表明自己的革命態度。但性格高傲的楊度只是淡淡地說：“我不加入國民黨，是照樣可以為國民黨工作的”。此后，楊度以無黨派人士的身份默默追隨孫中山。正是在上海莫里哀路孫中山的寓所，楊度第一次結識了李大釗，那位曾經在《新青年》上發表過大量振聾發聵篇章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旗手。李大釗也是“倒袁運動”的主將之一，按說兩人本應是敵對的，但楊度以才論人，毫不介懷。
兩人在北京再次見面時，李大釗對他說了一句話：“海上的霧越濃，越需要燈塔指引。你望見那光，就不會迷航了”。這句話像一根火柴，點亮了楊度早已燃盡的救國熱情。他當即表示愿意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利用自己與段祺瑞政府中上層人物的舊有關系，了解政情內幕，為北方的共產黨組織提供幫助。
一個人從眾矢之的的君憲派，到民主革命，再到共產主義，每一步選擇都不是輕輕松松的華麗轉身，而是對國民危亡的清醒認知和痛苦自省。
楊度真正的封神時刻，不是他寫了多少激昂的文字，而是在1927年那個所有人都怕到極點的血夜里。
1927年4月5日，楊度在北京參加熊希齡女兒婚宴，席間偶遇北洋政府前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閑聊之中，汪大燮透露了一個足以讓他脊背發涼的驚天秘密——“張作霖已經決定要對共產黨開刀了。聽說這些共產黨人都躲在俄國兵營里，把那地方當作庇護所。張大帥決定要去進行一次大搜捕、大屠殺”。
楊度面不改色，一邊假意贊同，一邊借故提前離席。他飛速趕回家中，在滿屋賓客的注視下耐心等到夜深人靜，才將胡鄂公拉到一旁，要他火速轉告李大釗趕緊轉移。他又派長子楊公庶趕到李大釗的密友章士釗公館，命他立刻轉告李大釗離開蘇聯使館。
然而，李大釗等人輕視了張作霖派兵捕人的可能。他們以為歷屆北洋政府頭人都懼怕外國使團，哪敢動東交民巷的一草一木？結果只有4人轉移，李大釗等人堅持留了下來。第二天清晨，楊度又派長子到東交民巷附近察看。果然，便衣特務已將周圍封鎖得水泄不通，張作霖派兵沖入蘇聯使館，李大釗等人被捕。
李大釗英勇就義后，楊度悲痛不已。他沒有躲在角落里暗自垂淚，而是做了一件讓當時所有知情人都震驚的事——變賣了自己在北京的公館，傾其所有，周濟遇難革命者的家屬。在那個白色恐怖席卷全國的年代，光是“資助革命黨”這個罪名，就足以讓人丟掉身家性命。而楊度，一個被全國通緝的“帝制余孽”，反倒成了最敢出頭去救那些瀕臨絕境的共產黨人的人。
所以，楊度的入黨從來不是一時沖動，而是經過血與淚淬煉后，站在無數共產黨英烈遺志上的堅定抉擇。
1929年秋，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候，全國上下陷入“人人自危”的寒冬。許多意志不堅定的黨員紛紛脫黨，甚至不惜出賣同伴求活，少數人甚至沒撐到革命勝利就已向敵人繳械投降。就在這時，經陳賡引見，楊度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介紹人是潘漢年，批準人是周恩來。楊度周旋于前清遺老、軍閥、官僚和上層反動人物之間，在刀尖上獲取情報，多次營救被捕同志、懲治叛徒，其作用“別人無法取代”。他曾將母親送回長沙，妻子遣居蘇州，自己單身一人居上海，早已做好了隨時為革命犧牲的準備。有人罵他是“投機”，他毫不在意地反駁：“我是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候入黨的，說我投機，我投的殺頭、滅族之機”。
1931年9月19日，楊度在上海病逝。臨終前，他自撰一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醫民救國，繼起自有后來人”，又托學生將最后一筆錢捐給“中國互濟會”，作為自己交納的最后一次黨費。他到死都在為革命貢獻一切。
楊度死后，他的黨員身份一直是個迷。周恩來始終記得這個在白色恐怖中挺身而出的同志。1975年秋，周恩來病情惡化，癌細胞迅速擴散，時而昏迷。一天他忽然清醒，對身邊的秘書鄭重吩咐：“你告訴王冶秋，‘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晚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黨做了大量工作”。周恩來臨終前叮囑上海《辭海》編輯部，要在“楊度”辭目中加注“他晚年參加了黨，是我領導的，直到他死”。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仍不忘為一個曾被蓋棺定論的“帝制余孽”正名。
楊度一生的傳奇之處，不在于他有多么堅定的信念，而在于他一生都在尋找一條真正能夠救中國的正確道路，并且每一次都以極大的勇氣接受了自己的錯誤，從廢墟中爬起來繼續前行。他師從王闿運學帝王之術，留學日本研究各國憲政，組織籌安會擁護君主立憲，投靠孫中山轉向民主革命，加入中國共產黨奔赴共產主義——他幾乎把當時中國所有可能的救國路線全都親身實踐了一遍。這種“屢敗屢戰”的執著，這種“認錯就改”的坦蕩，這種“為救國哪怕只剩一口氣也要做點事”的赤誠，或許才是一個知識分子最閃光的地方。
楊度曾經說過：“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寫下這句擲地有聲之語時，他年僅28歲，面對亡國滅種的危機，卻仍能發出這樣響徹寰宇的吶喊。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毀譽參半，最后的答案，由周恩來用命為他寫完。
**一個曾經讓天下人罵成“帝制余孽”的人，卻在中國共產黨最至暗的時刻選擇加入，以一己之身，向這個民族交出了一份滾燙的答卷。** 而這份答卷，我們今天終于可以好好打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