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有時我也會覺得，這個起點太不像個穆斯林了。不是在清真寺，不是在經文的誦讀聲里，而是在啞鈴撞擊的間隙，我突然又想起了那個叫尼采的人。
很多人不知道，我歸信伊斯蘭的緣由里，藏著尼采很深的一筆。這些年，隨著我對教門的了解多起來，尼采被我放進了記憶的角落。可當初，如果不是他那樣一番猛烈的叩問，我大概根本不會朝這個方向轉身。在很多人看來，這簡直像個笑話——一個是宣布“上帝已死”的哲學叛徒，一個是將順服真主視為生命根基的天啟宗教。我認識的不少穆斯林，光是聽到這個組合，眉心就能皺成一道坎。
可尼采對宗教的嫌棄，并非一概而論。他對伊斯蘭文明的態度，和他對基督教的猛烈炮轟，完全是兩副面孔。他在《敵基督》里寫過一句話，大意是：基督教奪走了我們古代文化的果實，后來又把伊斯蘭文化的果實也搶走了。在他眼里，伊斯蘭文化在某一階段呈現出來的那種生命力、高貴感、對現世的熱情，恰恰是許多基督教世界已經失落的東西。他甚至稱贊過伊斯蘭統治下的西班牙，認為那是比同期基督教歐洲高得多的文化成就。
當然，這不等于尼采就信了安拉。他終其一生都不是什么天啟宗教的朋友。可這種差別對待，不正是讓人想要追問下去的地方嗎？有沒有可能存在一個“尼采式的伊斯蘭”？這個問題，我自己也問了很多年。
關鍵要看，我們惦記的是哪一個尼采。他一生都在警惕一種叫作“怨恨”的東西。不是普通的生氣，而是那種偽裝成道德的苦澀——把軟弱戴成美德，把受害者身份捧上神壇，然后用嫉妒的口吻去譴責所有強健的生命力。不管你對尼采的這套說辭抱著多大的反感，認真打量一下就會發現，伊斯蘭的傳統里，有很多天然就能抵抗這種“怨恨”的品性。古典伊斯蘭的倫理，一遍遍在講勇氣、尊嚴、胸襟、自我克制、至善至美。古蘭經反反復復召喚的，是堅忍、是定力、是把自己交給真主，而不是交給對命運的咬牙切齒。
有一個阿拉伯語的概念，翻譯過來叫“伊哈桑”——美好、極致、完善。它要求你，就算獨處，就算無人看見，也要把你的面向調到最渾全的樣子。這看起來和尼采把道德從“仇強”的泥潭里往外拉的那股勁兒，未必沒有一點點暗合。當然，仔細論起來，源頭完全不同。伊斯蘭從不對人的自大讓半步腔，一切都歸于真主的指引。可那種對生命質地的要求，那種不讓你癱在地上、用“我沒辦法”來自我赦免的力量，是我在讀到尼采時被點燃的，也是我后來在叩頭時一點點攏近的。
所以，尼采在我的皈依里，不是一個結論，而是一串引線。他把我心里那些對“被教導的美德”的懷疑翻了出來，又把它們炸成一地殘骸。然后，在我以為一切都崩塌下去的時候，我才第一次愿意去讀一讀那本我本來永遠不會翻開的經典。是尼采讓我再也不怕問：“如果這一切都不是我以為的樣子，那真相在哪里？”
現在，我還是會在舉鐵的時候聽人拆解各種對尼采的誤讀。也還是會想起那個汗淋淋的下午：我放下杠鈴，突然覺得，或許安拉給每一個人的路徑，都是獨一無二的。而我的這一條，恰恰是從一句“上帝已死”開始，走了很多年，才走到那一聲“萬物非主，唯有真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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