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8日,由浙江大學歷史學院主辦、浙江省大運河文化研究院協辦的“中西歷史視野中的城市與城市研究”學術研討會在杭州舉行,來自海內外多所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圍繞“城市的昔與今”和“城市史研究的西與中”兩大主題展開了交流和討論。
本次學術研討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城市的昔與今”為主題,由華盛頓大學杰克遜國際研究院暨歷史系施友忠講席教授董玥做主旨發言,浙江省大運河文化研究院、浙大城市學院副教授曹福然做主題發言,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孫競昊教授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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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玥教授的報告以《二十世紀初上海的“中國旅行者”》為題,依托1927至1952年發行的《旅行雜志》,分析探討上海都市認同如何在國內旅行實踐中得以塑造。《旅行雜志》構建了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地理”敘事,將國內旅行劃分為三類:江南地區的休閑旅游被視為都市壓力的紓解方式,旅行者往往以上海的衛生、舒適等現代標準進行評判;東北、西北帶有政治意義的旅行,承載民族危機意識,九一八事變后西北被賦予國家后方、資源基地和民族復興空間的象征意涵;西南地區的商務旅行,關聯資本擴張與區域開發,交通梗阻、貨幣混亂使其兼具風險與機遇。上海旅行者在跨區域流動中,既流露出對都市生活的疏離感,又以自身現代性優勢審視各地,同時直面國家主權危機、區域發展失衡等現實議題。近代上海的都市認同,正是在與不同區域的互動中動態形成,旅行實踐交織著現代生活、商業資本、國家敘事與區域差異,折射出近現代中國社會文化新陳代謝過程中的復雜性。
曹福然副教授的報告《運河城市更新中的工業遺產——從伯明翰經驗到杭州實踐》,聚焦運河城市更新語境下工業遺產的價值定位,結合中外典型案例,系統闡釋其價值覺醒、轉型模式及文化賦能作用。報告從首例工業遺產、世界文化遺產英國鐵橋切入,追溯工業遺產從廢棄遺存到文旅資源的價值認知演進;以伯明翰布林德利地區為標桿,剖析其將廢棄紅磚廠房與現代商務、高端商業融合的更新模式,印證工業符號在當代商業敘事中的獨特價值與吸引力。立足后工業化背景,中國運河沿線工業遺產具備顯著的再利用潛力。報告以杭州大城北為例,指出將中國工業遺產作為空間視覺核心和功能載體,并植入現代商業與公共藝術,這一路徑或為國內運河城市工業遺產煥新、傳承運河文化以及吸引青年群體提供了可借鑒的范式。
第二個階段的主題為“城市史研究的西與中”,由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陳兆肆教授、尤東進副教授以及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姜文浩做主題發言,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劉朝暉教授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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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兆肆教授的報告以《從生居與死葬看清代杭州駐防旗人的本土化》為題,聚焦清代杭州駐防旗人這一軍事移民群體,探究其在清廷隔離政策下的本土化以及多元認同的建構歷程。報告指出清廷始終警惕駐防旗人漢化,通過滿城空間隔離、限制職業交流、推行歸旗制度等舉措,試圖阻滯其本土化進程。清代中后期,受人口膨脹、資源短缺影響,傳統制度禁錮與空間壁壘逐步消解,杭州駐防旗人開啟本土化轉型。該過程并非單向漢化,而是滿漢在空間、制度乃至心理層面的雙向融合。旗人通過就地科舉、歸葬本土以及共同經歷太平天國戰爭,逐步建構起對杭州的鄉土認同。由于這種地域融合發生較早且程度較深,杭州在辛亥革命時期未發生類似西安、成都等地的激烈流血沖突,實現了社會局勢的平穩過渡。
尤東進副教授以《日本學界的中國城市史研究》為題展開報告,系統梳理了日本學界中國城市史研究的學術脈絡和階段性演進。其研究脈絡以明治維新為時間斷限,劃分為傳統時期與現代時期兩個階段。明治維新前,相關研究依托日本傳統漢學的訓詁、考據方法,聚焦長安、洛陽、杭州等古都,重點考察中國古代都城建制及其對日本都城營建的深遠影響。明治維新后,隨著日本現代史學學科的建立,中國城市史被歸入“東洋史”范疇,研究維度從單一的行政建制,拓展至社會經濟史、歷史地理、政治史等諸領域。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的中國城市史研究逐步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基礎分支學科,重視學科體系與學術平臺建設,建立了專門的學會和學術期刊。在研究視野上,日本學界側重東亞比較視角,積極開展中日韓城市比較研究;研究對象則不再局限于傳統都城,逐步延伸至漢口、寧波、上海等工商業城市和市鎮,構建起涵蓋省、府、縣及基層市場的一體化城市體系研究。
浙江大學博士生姜文浩的報告《清前中期城市官治模式新論——以杭州為例》,在反思韋伯城市理論“國家與社會”“自治與控制”二元分立預設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具有王朝特質的官治分析框架。報告指出清代杭州的官治并非韋伯式的權威主義“控制”,而是一種具有彈性的治理實踐。不僅如此,傳統的官僚體制也未必桎梏城市的自主性和商業發展活力,相反,其能夠通過制度調適對商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新需求做出適應性回應,這種制度性資源的集匯最終轉化為城市發展的動力。要言之,以清代杭州為代表的前現代中國城市,具備顯著的內生發展動力,其演進路徑不必也并未復刻西歐模式,而是呈現自成一體的本土發展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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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幾位嘉賓的專題發言,在劉朝暉教授的主持下,與會專家學者進行了充分的自由研討和學術交流。一個主要議題是探討城市史與地方史的理論邊界,即圍繞“如何界定城市史與地方史”以及“如何避免城市史研究陷入碎片化”展開,指出城市史并非一種脫離歷史學體系的孤立分支,而是透視宏觀歷史變遷、闡釋歷史演變邏輯的重要切入點。相較于其他地域單元,城市具備獨特的人口集聚特征、空間組織形式及社會交往模式,這也構成了城市史研究的價值和邊界。與會學者指出,當前國內的城市史研究常面臨碎片化風險,相關研究不應局限于瑣碎史實的梳理與個案事件的簡單記錄,而應將具體的城市歷史現象置于國家與社會互動、地方治理演進等歷史脈絡和理論框架中予以系統考察。另一個主要議題則聚焦城市身份認同與文化建構的復雜性。與會學者結合古今中外歷史案例與現實樣本展開研討,明確城市身份認同并非固化、靜態的文化概念,而是處于持續動態演變的過程,其生成與重塑深受政治制度變革、經濟形態演變、社會人口流動等多重因素的交織影響,兼具流動性和復雜性特點。
本次研討會立足中西比較的歷史視野,圍繞城市認同建構、工業遺產煥新、治理模式演變、學術史脈絡等議題展開深入研討,貫通古今,融匯中外,多維度地揭示了中國城市發展、演變的本土特質與多元內涵,頗具學術啟發性。城市史研究既植根于具體地域實踐,亦融貫于宏大歷史進程,其價值不僅在于厘清城市歷史演進的內在理路,更在于為當代城市煥新、文化遺產傳承以及治理體系創新,提供深刻的歷史鏡鑒和扎實的學理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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