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鈞儒是我國著名民主革命家，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七君子”之一。20世紀30年代初，日本侵占我國東三省并建立“偽滿洲國”傀儡政權之后，1935 年又進一步向華北發動進攻，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

與北平學生一二.九運動爆發的同時，沈鈞儒和馬相伯、鄒韜奮、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樸、王造時等文化界人士，也在上海發起救國運動。12月12日，他們發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提出了“停止內戰，釋放一切政治犯，對日經濟絕交”等十二項主張。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在西藏路寧波同鄉會召開成立大會。大會通過了文化界救國會章程，并選舉沈鈞儒、馬相伯、鄒韜奮、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樸、王造時等二十七人為執行委員。

為了更有利于集中指導救亡運動，1936年5月31至6月1日，沈鈞儒與全國各地救亡團體代表和熱心救亡工作的個人，在上海召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大會發表了宣言并通過《抗日救亡初步政治綱領)。會上沈鈞儒被推選為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負責組織工作。

同年7月，沈鈞儒和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聯名發表《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一文，公開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批判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要求國民黨立即停止內戰，聯合紅軍，共同抗日。

1912 年沈鈞儒與夫人張象徵

毛澤東對這篇文章予以高度評價，曾撰寫了《論團結御侮一一復章、陶、鄒、沈》一文。當潘漢年前往上海前，毛澤東又寫了《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的信。信中對四位先生的“救國言論和英勇行動”表示“無限敬意”，希望“先生們與我們還必須在各方面作更親密的合作”，并特別指明委托“潘漢年同志與諸位先生經常交換意見。”

潘漢年不斷地向他們轉達中共關于團結御侮的信息，同時又從他們那里得到各種支持。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沈鈞儒與毛澤東、宋慶齡、茅盾等九人同為魯迅治喪委員會成員。在沈鈞儒的主持下，魯迅的喪事由救國會辦理，舉行了三天的群眾吊唁儀式。

安葬那天，送葬隊伍達五六千人，沈鈞儒和蔡元培、宋慶齡等走在隊伍最前面，群眾高呼“魯迅先生精神不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漢奸走狗！”“民族解放萬歲！”等口號。下葬時，由沈鈞儒書寫的“民族魂”大旗覆蓋在魯迅的靈柩上。

魯迅葬札實際上成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救國會和沈鈞儒等人的抗日救亡活動，在人民群眾中產生了廣泛影響。日本政府對救國會的行為非常不安，不斷向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要求逮捕救國會負責人。

1936年11月23日凌晨，國民黨當局會同美法兩租界的捕房西探，以莫須有的罪名，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樸、沙千里、王造時、史良等七人逮捕。

當日，因國民黨當局既拿不出證據，又無拘票，法院被迫裁定七人無犯罪行為，先交責付律師保釋。不料他們出來后不到十小時，高二分院和高三分院又分別開出拘票，傳他們七人到案。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樸、沙千里、王造時六人或因逃避不及而被捕，或自動投案。后史良自動投案，被關進了女監。

七君子

魯迅葬禮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中國共產黨以各種方式聲援“七君子”。1937年4月11日，毛澤東致電潘漢年：“聞法院對沈鈞儒等起訴將判罪，南京又有通緝陶行知事，愛國刊物時遭封禁，我方從上海所購之書被西安政訓處扣留，南京令華北特務機關密捕我黨黨員。以上各事完全違反民意，違反兩黨團結對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陳、張諸君（指陳立夫、張沖，此為“中統”第一號、第二號人物，如去注）提出嚴正抗議，并要求迅即具體解決。”

次日，中共中央在《解放》周刊創刊號上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沈、章諸氏被起訴宣言》。《宣言》針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形勢說，“于是熱血之人，莫不奔走呼號，以解除國難，解放民族為已任。沈、鄒、章、李、王、沙諸先生，則為此種救國運動之民眾愛戴之領袖。諸先生以坦白之襟懷，熱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態度，提倡全國團結，共赴國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此實為我中華男女之應盡責任與光榮模范，而為中國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

“吾人要求立即釋放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及全體政治愛國犯，立即取消陶行知等及一切政治犯之通緝令。”

潘漢年受中央委托親往蘇州探望七君子。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在全國人民愛國無罪的強烈呼聲下獲釋，潘漢年代表黨中央去探望他們，向他們轉達了新形勢下中共的抗戰方針，并約請宋子文和救國會領導人見面，以推動國民黨政府抗戰。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到重慶參加國共談判。飛機一到，沈鈞儒、黃炎培、張瀾、郭沫若等作為歡迎代表，秩序井然地向毛澤東走去。年富力強的中外記者一擁而上，將毛澤東團團圍住。

沈鈞儒因為年紀大，個子小，體力差，被擁擠的人群擠來擠去，他大聲喊著：“我是沈鈞懦！我是沈鈞儒！……”在周恩來的指揮下，引開了記者，沈鈞儒等人才得以與毛澤東親切握手，互致問候，這是沈鈞儒第一次與毛澤東見面。

主席和沈鈞儒

重慶談判期間，沈鈞儒又與毛澤東在各種場合數次會面。9月11日晚，毛澤東在民盟重要活動場所桂園（上清寺桂園為張治中的公館宅）宴請張瀾、沈鈞儒和黃炎培等。

沈鈞儒擔心中共受騙，危及毛澤東的人身安全，所以一再憂心忡忡地對毛澤東說：“要當心騙局。”毛澤東耐心而又樂觀地說：“這次國共會談是一定要成功的。比如我們辦一件事，開始沒有把握是自然的，如果一開始就有一半章程，那不是非常有希望了嗎？國共談判猶如兩人談戀愛，先不說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是一心一意的，這不是一開頭就有一半成功的希望了嗎？”

1946年1月12日，沈鈞儒由重慶飛抵上海。1947年1月上旬，他參與主持了民盟在上海召開的一屆二中全會，并當選為財務委員會主任。1947年10月，國民黨當局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迫使民盟停止公開活動。

在國民黨的高壓政策下，民盟中央部分領導人被迫同意解散民盟總部，于11月6日發表民盟總部解散公告。在這種險惡的形勢下，沈鈞儒和其他中央委員率領民盟各地方組織和廣大盟員先后轉入地下，繼續堅持斗爭。

1月27日，年逾古稀的沈鈞儒秘密離開上海前往香港，與原來在港的中央委員們會合，積極恢復組織。1948年1月5日，他和章伯鈞主持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發表了三中全會《緊急聲明》。

他們在《聲明》中代表全體盟員一致否認南京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之無理而又狂妄的舉動，同時指出：“同人等茲依遵本盟組織規定程序，召開本屆全會，恢復領導機構，決定繼續奮斗的方針。”

他們決定同中國共產黨緊密合作，共同為推翻蔣介石反動獨裁統治和將美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而斗爭，并且在香港建立民盟臨時總部，由沈鈞儒、章伯鈞二人以民盟中央常委名義領導全盟工作。

張瀾和沈鈞儒祝酒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五一”號召。5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李濟深、沈鈞儒，信中說：“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并擬訂民主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

“但欲實現這一步驟，必須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并決定上述問題。此項會議似宜定名為政治協商會議。一切反美帝反蔣黨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均可派代表參加。不屬于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反美帝反蔣黨的某些社會賢達，亦可被邀參加此項會議。”

同日，中共中央下達關于邀請各民主黨派代表來解放區協商召開新政協問題給滬局港分局的指示，準備邀請各民主人士到解放區召開新政協，沈鈞儒是受邀人士之一。

5月5日，沈鈞儒、章伯鈞、李濟深、何香凝等十二位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致電毛澤東響應“五一”號召。隨后，他領導民盟在香港開展了新政協運動，并發表《致全國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館及全體同胞書》，宣稱：全中國人民要求一個民主、和平、獨立、統一的新中國，必須發動全國人民用一切力量來推翻與全民為敵的南京反動獨裁政權，以通過新政協而建立的真正代表人民的民主聯合政權去代替它。

9月20日，中共中央就邀請參加新政協者的名單致電香港分局和滬局，沈鈞儒再次被邀。

<全文共兩部分、這是第一部分。未完待續>

文后說明：

文中相關史實來自于《毛澤東與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獻出版社 尚同編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