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來生態批評的中國話語開始崛起，無論是在文藝學、美學還是在文學史研究、文學批評領域，生態批評的聲音日益響亮，學術積累日漸豐厚，批評實績不斷涌現。與以往的社會學批評、意識形態批評、精神分析批評、形式主義批評等外來批評方法相比，中國的生態批評具有深厚的內源性，是中國學者面對生態問題，立足深厚的古典生態智慧基礎之上，與歐美生態批評展開充分交流，同時研思學理、淬煉方法、構筑體系壘筑而成的一座學術高塔。可以說，中國生態批評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魯迅語）的一種學術潮流。其中，平等尊重、開放包容、美美與共的文明互鑒理路更是值得提倡與發揚。

中國古典生態智慧與

西方生態思想的互鑒

中國生態批評體現了中國古典生態智慧與西方現代、后現代生態思想之間的勾連、嫁接和互鑒。眾所周知，中國古典生態智慧是產生于前現代農耕時代的樸素智慧，而西方現代、后現代生態思想則產生于工業時代、信息時代，兩者的思考重點不一，形態有別。但是，中國的生態批評學者卻敏銳地把握住了它們之間的精神聯系，打通了前現代與后現代生態思想之間的關聯，創造出了獨具特色的生態批評中國話語。

例如，魯樞元致力于探索打通前現代與后現代生態思想之間的通道。他在《生態文藝學》中強調，應重建農業時代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烏托邦理想，其建構生態文藝學的初衷是對農耕時代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生活經驗的留戀、對中國古典“天人合一”生態智慧的禮敬。他在《陶淵明的幽靈》一書中重新復活了陶淵明的自然哲學、自然浪漫主義，讓陶淵明與華茲華斯、梭羅等西方詩人、作家對話，讓農耕時代的詩國精神給工業時代帶來天人合一的智慧啟迪。曾繁仁的生態美學探索之路也堅持中西文明互鑒的基本原則。他在21世紀初期就提出了生態存在論美學觀，融中西生態學說為一體，別立一說。他的《生態美學導論》一書既強調生態美學的西方資源，也提倡生態美學的中國資源。他在闡述家園意識、場所意識等生態美學的基本范疇時，始終強調中西文明的互鑒與互釋。在文明互鑒中，他對中國的具體國情有著清醒的認識，認為海德格爾對科學技術的徹底批判不適宜被全盤接受，卡爾松、伯林特、羅爾斯頓、瑟帕瑪等西方環境美學家倡導的生態中心主義、自然全美的肯定美學、荒野哲學等在中國很容易蛻變為一種烏托邦，應該予以改造性接受。

此外，陳炎等人的《儒、釋、道的生態智慧與藝術訴求》、盧政的《中國古典美學的生態智慧研究》、蓋光的《生態批評與中國文學傳統：融合與構建》、袁鼎生的《整生論美學》等論著，同樣堅持對接中國古典生態智慧與西方現代生態倫理，探尋生態批評的新闡釋力。例如，在《儒、釋、道的生態智慧與藝術訴求》一書中，作者把儒家的生態智慧定位為人倫視野的有機整體論、“弱式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觀，把道家的生態智慧定位為宇宙視野的有機整體論、“非人類中心”的生態倫理觀，把佛家的生態智慧定位為關系視野的有機整體論、“生態中心”的生態倫理觀。這是中西生態思想文明互鑒的成果。

生態批評中國話語核心概念的生成

生態批評中國話語的核心概念同樣是文明互鑒的產物，例如生態人文主義、生態整體觀、生生美學等。

生態人文主義是生態批評中國話語的一個標志性概念，其中烙印著鮮明的文明互鑒思路。眾所周知，不少學者把人文主義視為中國古典思想的核心特征，強調其尊重人性與人道、具有強烈的人間性與實用理性品格等，與高蹈出塵、舉目天外的宗教狂熱，或者放縱欲望、沉溺肉身的世俗化狂熱判然有別。生態人文主義強調的是自然與人文之間的平衡，它在吸收中國古典人文主義思想的同時，又借鑒了西方生態保護的現代理念，在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之間謀求精妙的思想平衡。從文明互鑒視野來看，生態人文主義的致思路徑既保留了中國古典思想的人文主義特質，又借鑒了現代生態學尊重自然、從生態系統來審視生命的價值哲思，民族話語與世界話語融合于此。

生態整體觀是生態批評中國話語的一個核心概念。王諾在《歐美生態文學》一書中闡述生態整體觀時，強調把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作為人類追求的首要價值。他系統梳理了赫拉克利特、普羅提諾、霍布斯、布魯克納、布拉德利、泰勒等西方哲學家、科學家對生態整體觀的思想貢獻。但是，生態整體觀之所以能夠被中國生態批評學界迅速接受，無疑和中國古典思想中“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的潛在引導息息相關。劉文良在《范疇與方法：生態批評論》一書中論述了中國古典“天人合一”思想與現代西方生態倫理之間的內在聯系。他認為，中國古典天人合一思想和現代西方生態倫理都把宇宙視為有機聯系的整體，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倡導人與自然協同進化，肯定其他自然生命的內在價值，尊重自然權利。生態整體觀是生態批評中國話語中曝光度極高的核心概念，其中既有西方生態思想的源流，也蘊含中國生態智慧的共通精神。

生生美學是曾繁仁、程相占等學者近年來重點闡述的生態美學發展的新形態，也是文明互鑒的典型。《周易》有言，“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在曾繁仁看來，中國本民族的美學就是“生生美學”，是一種迥異于西方古典認識論的美學形態，強調的是“天人相和”的生態之美、“陰陽相生”的生命之美、“日新其德”的含蓄之美。程相占則提出，生生美學已經和現象學生態美學、分析美學生態美學構成“三足鼎立”的國際生態美學理論圖景。程相占在構建生態美學的中國話語時，也與西方生態美學、生態思想展開積極對話。例如，他批判現代工業文明的“殺生”傾向，倡導的“生生本體論”與史懷澤的“敬畏生命”的生態倫理遙相呼應；他反思現代工業文明造成的“文弊”則與梭羅重返荒野、在大自然中尋找最后的救贖有著精神的契合；他提出的“生態存在”則立足于現代生態科學、深層生態學和海德格爾存在論哲學；他所言的“生態審美”與伯林特、卡爾森等人的西方環境美學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當然，除了上述論及的文明互鑒理路之外，中國學者在建構生態批評中國話語的過程中也積極探索其他立足現實、融合中西的理論創設與批評實踐之路。李文波在《大地詩學：生態文學研究緒論》中試圖融合中西生態思想，從而建構一種新時代的前沿詩學。韋清琦在《生態女性主義》中以道家的“知雄守雌”思想與西方生態女性主義思想進行文明互鑒式闡述，認為其能夠有力地消解西方現代性中的二元論傾向，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提供跨越中西的理論依據。曹瑞娟在《宋代生態詩學》中借鑒西方生態批評理論，發掘宋詩的生態倫理與生態美韻，試圖建構古典生態詩學。劉青漢、謝廷秋、雷鳴等學者同樣在具體的生態批評實踐中展開了文明互鑒，提出了生態人格、祛魅敘事、復魅敘事、動物敘事、生態倫理本土化等批評概念，豐富了生態批評的中國話語。

整體來看，文明互鑒是生態批評中國話語構建的重要路徑，中國的古典生態智慧、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思想、西方現代生態思想等都被納入其學術版圖中。它們互識互鑒，為應對全球性、地方性生態危機貢獻了不同的力量，在生態批評的重要理論、方法、術語中留下了相映成趣的文明印痕。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西方生態思想和生態批評，例如史懷澤、羅爾斯頓、卡爾松、柏林特、瑟帕瑪等西方學者的生態思想，在發展過程中也借鑒了東方生態智慧。可以說，全球性的生態問題呼喚著全球性文明互鑒的生態批評。

作者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李培艷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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