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的一個清晨,北京太平湖畔霧氣未散。影視實驗劇團的大禮堂里,幾十名年輕演員排成兩列,臺下坐著紅學顧問俞平伯、周汝昌等老先生。選角考試的第一關正式開始,所有人要背誦《好了歌》。一位嗓音帶著黃梅韻味的姑娘開口便將全場注意力拉過來,她就是袁玫。
彼時黃梅戲風頭正勁,被稱作“五朵金花”的吳亞玲、馬蘭、袁玫頻繁出現在各大晚會。安徽省黃梅戲劇院擔心王牌流失,仍然抵擋不住央視攝制組伸出的橄欖枝。吳亞玲對林黛玉心存畏懼、馬蘭還未畢業,最終院里只放行袁玫。外人覺得她撿到寶,熟人卻明白,這一去意味著丟掉舞臺主角的位置,三年空窗期觀眾能否記住名字誰也說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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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片時代拍攝速度慢,正式開機前要先進培訓班。晨功五點,午飯后研討原著,晚上十點還要抽簽演練片段。袁玫最想挑戰寶釵,分組結果卻讓她去和李涓、張莉一起競爭“鴛鴦”。轉天名單再次調整,她又被拉進王熙鳳候選隊。反復折騰到1984年春天,王扶林導演才遞來一張紙條:“襲人歸你。”
“為什么是我?”她小聲問。王導只答一句:“穩重、能擔事,這兩樣別人學不來。”原著里襲人戲份多卻不能喧賓奪主,角色拿捏不好就會顯得奸狡或過分柔順。袁玫給自己立下一條訣:所有情緒只到七分,笑不露齒,急不帶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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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真正的難度不是表演,而是生活。攝制組駐地在北京八大處招待所,冬天只有火墻,半夜往往被凍醒。片場加班是常態,置景工人在大觀園里釘木板,她們便在旁邊吊著嗓子。三年下來,除去食宿補貼,每個演員到手不足1000元。有人偷偷埋怨,更多人咬牙堅持。歐陽奮強回憶最深的是一場雨戲,他瑟瑟發抖,袁玫脫下外衣給他披上,順嘴打趣:“小祖宗可別感冒,明天還有十頁臺詞呢。”
電視劇1987年播出即引熱潮,觀眾記住了淚眼黛玉、霽月寶釵,也記住了那個溫婉卻有主見的襲人。袁玫收信收到手軟,有問角色密碼的,也有寄綢緞求簽名的。帶來的實惠卻有限,當年央視只給七個“留京”指標,落在寶釵、探春名下,襲人榜上無名。
留不下,就另尋他處。1990年初,袁玫南下廣州,簽了影視公司,想把舞臺功底與熒屏經驗結合。現實沒她想的浪漫,南方市場鐘情青春偶像、武俠女俠,帶著濃重戲曲腔的她常被拒之門外。群演干過,配角也演過,大制作卻遲遲等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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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她悄悄跑回北京試水,劇組嫌口音重、人脈淺,最終沒留下。兩地奔波了一年,她認清環境,決定換條賽道——當制片人。機緣是一次留學生沙龍,一群年輕人聊起異鄉漂泊,她被觸動,買下劇本《故鄉的云》。資金缺口大,她抵押車子,差點連合租的小房都換掉。片子拍成后雖然票房平平,卻被省里評為“新題材實驗影片”,打開了另一條路。
戲外的人生悄悄與角色產生呼應。小說里襲人因性格沉穩得以在亂局中自保,袁玫也靠穩扎穩打留在行業。她后來與同為幕后工作的丈夫登記結婚,兩人分居兩城,各帶項目,偶爾同乘夜車對接檔期。有人問辛苦嗎,她笑答:“不比大觀園挨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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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人被視作《紅樓夢》里最有“福氣”的姑娘,終嫁意中人,安度余生。袁玫的命運同樣不算燦爛,卻充滿韌性。沒有百萬片酬,沒有頂流流量,卻在三十年的職業路徑里嘗過主角的光,守過配角的寂,也握住了制片的主動權。
今年某檔重聚節目播映,袁玫與歐陽奮強再度同框,他打趣:“當年欺負你那么多次,還計較嗎?”她搖頭,只說一句:“那可是青春。”臺下觀眾鼓掌,現場燈光照在她臉上,眼神依舊柔和,眉宇仍有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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