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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方圓》雜志原創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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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6月

上海市長寧區檢察院

為專門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設立了“少年起訴組”

由此拉開

中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序幕

從一個起訴組

到全國四級2200余個檢察院

設立未成年人檢察機構

未檢工作在一個又一個春秋里

鋪就了一條守護未來的希望之路

在未檢工作創建40周年的歷史節點上

試問為什么會有未檢工作的誕生？

答案早已寫在來時的路上

01

萌芽與探索：響應時代呼喚

1986—2002

未檢工作的開端，始于時代的需要與思想的覺醒。

20世紀80年代，在社會變革的浪潮中，我國的社會治安面臨著嚴峻考驗。其中，不少青少年被裹挾進違法犯罪活動之中，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日趨嚴重。與成年人不同，未成年人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思想體系形成的關鍵時期。對涉罪未成年人，是否應該采取有別于針對涉罪成年人的處理方式呢？這一時期，如何預防、懲治未成年人犯罪，在全社會引發廣泛關注。

黨中央對此高度重視。1985年10月，中共中央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青少年教育、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的通知》，明確要求各級黨組織就如何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工作進行認真研究，作出通盤考慮和全面規劃，并提出具體貫徹落實的措施，扎扎實實地做好這項工作。

與此同時，1985年11月，國際上第一個有關少年違法犯罪的指導性文件《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經聯合國第96次全體會議通過。因該規則于1984年5月在北京修改、定稿，故又被稱作《北京規則》。《北京規則》明確倡導，應努力在每個國家司法管轄權范圍內制定一套專門適用于少年犯的法律、規則和規定，并建立受權實施少年司法的機構和機關。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上海開思想之先河，較早接受《北京規則》，探索對涉罪未成年人采取不同于針對成年人的形式進行法律懲處。1986年6月，上海市長寧區檢察院在審查起訴科內設立“少年起訴組”，這是全國第一個專門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辦案組——由此，中國未檢工作邁出了專業化探索的第一步。

“《北京規則》強調了少年司法專業化的理念和兒童利益最大化的規則，秉持這樣的理念和規則，我們帶著‘像醫生對待病人，像父母對待子女，像老師對待學生’的初心，邁出了探索的第一步。”丁永齡是少年起訴組的第一任組長，她告訴《方圓》記者，在之后的辦案中，她和同事陸續創設了社會調查、心理測評與風險控制系統、合適成年人到場、法庭教育等制度，實踐著對涉罪未成年人“懲教結合”的要求。

淼淼是丁永齡辦理過的一起未成年人盜竊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多年過去，丁永齡依然記得那個桀驁不馴的少年。

1990年，剛滿16周歲的淼淼因涉嫌盜竊罪被移送上海市長寧區檢察院審查起訴，丁永齡是案件的承辦檢察官。按照司法程序，丁永齡須前往看守所提審淼淼，核對事實、聽取供述。然而，幾次前往，淼淼始終拒不配合?？词厮窬卜从?，淼淼極為任性，不吃飯、鬧脾氣，誰教育都不理。一次又一次的提審失敗，讓丁永齡頭疼不已，但她沒有放棄，而是試著從淼淼的家庭尋找切入口：如果淼淼的母親一同參與提審，在親情的感化下，他是否會放下戒備，承認錯誤呢？

彼時，全國尚未有法定代理人到場參與提審的先例，是否可以這樣，丁永齡也拿不定主意，但她想試一試。經過慎重考慮，上海市長寧區檢察院同意了丁永齡的提議，并要求務必穩妥、依法、以教育為主。

當母親出現在提審室時，原本沉默的淼淼動搖了。在母親的規勸下，他終于開口說話，并交代了所有犯罪事實。1991年初，法院對該案作出判決，被告人淼淼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判決作出后，淼淼沒有上訴，真心接受處罰。

這起案件，也在中國未成年人檢察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筆，開啟了合適成年人到場制度的早期實踐。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正式確立“訊問、審判未成年人，應當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場”制度。

少年起訴組，這個起于上海的變革，很快在上海以外的城市引起回響。重慶、福建、北京等地的檢察院陸續在起訴、批捕部門設立專門辦案組。未檢工作像一粒種子，在中國司法制度的土壤中悄然萌發。

1991年，未檢工作迎來新的轉折點。這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正式通過，確立了對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標志著我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走上了法治化發展軌道。與法治建設同行，這一年8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開歷史之先河，在刑事檢察廳設立少年犯罪檢察處，專門負責指導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

自此以后，更多制度機制的供給與創新不斷推動著未檢工作走向更加成熟：

1992年9月，最高檢發布《關于認真開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檢察工作的通知》，要求建立和健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專門機構或指定專人負責，提出“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訴可不訴的不訴”方針及區別對待的原則；

1994年11月，最高檢在北京舉辦全國首屆未成年人刑事檢察業務培訓班，來自全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檢察院刑事檢察部門的負責人和專職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人員共49人參加了培訓班；

1999年1月，最高檢和共青團中央聯合下發《關于在全國檢察系統開展創建優秀“青少年維權崗”活動的通知》，全國檢察機關不斷加強未檢工作，積極參與到創建青少年維權崗建設之中；

…………

從1986年到2001年，在未檢工作最初的萌芽探索階段，這項新生的工作猶如初生的孩童，在跌跌撞撞間，不斷向前。

02

扎根與發展：回答少年之問

200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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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1986年至2002年是未檢工作的萌芽探索階段，那么2002年到2012年，則是它從“孩童”走向“少年”的扎根發展階段。這一階段，未檢隊伍逐步擴大，未檢品牌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莎姐”青少年維權崗便是其中之一。彼時，誰都未曾料到，這個于2004年8月創立于重慶市大渡口區檢察院的未檢品牌，有一天會成為溫暖整座山城的渝檢護“未”團隊，其代表還榮獲“時代楷模”稱號。

2004年，重慶市大渡口區檢察院辦理了一起未成年人涉嫌搶劫案件，犯罪嫌疑人是一名15歲的少年。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這名少年接連作案41次，累計搶得同學零花錢600余元，最少的一筆只有5角錢。法庭上，少年聲嘶力竭：“爸媽離婚沒人管我！被人欺負沒人幫我！現在我犯了錯，你們都來審判我！”

少年的話，如烙鐵般灼痛著辦案檢察官梅玫的心。她不斷地問自己：如果在他第一次犯錯時，有人伸手拉一把，結局會不會不同？梅玫想做那個“伸手拉一把”的人。于是，她和同事們組建了“莎姐”青少年維權崗。

“莎姐”青少年維權崗成立后，不僅搭建了可以傾聽心事的“談心室”，裝設了隨時守候的“熱線”，還設立了傳遞心聲的“信箱”，梅玫和同事們還主動聯系了一批學校，前往開展“普法”教育。工作中，“莎姐”青少年維權崗總結出“耐心教育、愛心感化、真心挽救”的“三心”工作法，探索適合未成年人的辦案流程，并聯動公安、教育、民政等多方力量參與預防和懲治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短短幾年，大渡口區未成年人涉罪人數大幅下降?！吧恪币仓鸩阶叱龃蠖煽趨^，走向整座山城。2012年7月，重慶市檢察院要求在全市三級檢察機關全面建立“莎姐”青少年維權崗。

星星之火，亦可燎原。從“莎姐”青少年維權崗到渝檢護“未”團隊；從最初的7個人，發展到如今涵蓋500多名檢察官、1600余名志愿者、41個社工組織、百余位心理咨詢師的“護‘未’聯盟”，這個未檢品牌溫暖了一代又一代山城的孩子們。2025年8月，中央宣傳部授予渝檢護“未”團隊代表“時代楷?！狈Q號，指出其是德法相伴、傾情守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典范，他們的先進事跡集中展示了新時代人民檢察官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的精神風貌，有力彰顯了共產黨員牢記初心使命、矢志造福人民的政治本色。

孫文靜也是渝檢護“未”團隊的一員，談及曾辦理過的涉未成年人案件，她至今記得一起搶劫案中的3名少年。

2023年8月，3名少年在街頭偷車。路過的出租車司機譚軍沖上去阻止，卻遭3名少年毆打，致其股骨粉碎性骨折。經鑒定，損傷程度為輕傷一級、傷殘十級。

案件移送至重慶市九龍坡區檢察院后，該院對不同的孩子，給予不同的干預矯治措施：對未滿16周歲的兩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向他們的父母送達《督促監護令》；對已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的犯罪嫌疑人，依法提起公訴。

不止于此。該院未檢團隊聯動司法社工、家庭教育指導師與心理咨詢師，組建了針對兩名未滿16周歲少年的“一對一”幫教小組，幫助他們進行行為矯正和家庭關系修復等，在他們未滑向更深的深淵之前，拉住他們。而對于那名已滿16周歲的少年，檢察官一次又一次地感化挽救，寫信鼓勵他：“孩子，相信你只是一時迷失，好好改造，學一門手藝，讀幾本好書。三年不長，未來依然可期?！?/p>

三個涉案少年的處置方案落定，但檢察官的腳步仍未停歇。案件的背面，還站著一個搖搖欲墜的家庭。被少年毆打的被害人譚軍，家庭并不富裕，自己開出租，妻子在超市打零工，還有兩個未成年的、正在上學的孩子。因為受傷沒了收入，經濟困難的譚軍打算把孩子們送回老家，讓爺爺奶奶照看。這意味著，兄妹倆將被迫離開父母，成為新的“留守兒童”。

為眾人抱薪者，豈可凍斃于風雪？九龍坡區檢察院迅速啟動司法救助，并積極推薦譚軍參評“九龍好人”，推動認定譚軍“見義勇為”并獲得賠償，孩子們上學的問題也解決了。

“如果再遇到這種事，你還會站出來嗎？”面對檢察官的問題，譚軍笑了：“當然！”檢察官也笑了。

今天，渝檢護“未”團隊早已不只是一個未檢品牌名字，更是一種力量。而與渝檢護“未”團隊力量同行的，還有更多的未檢品牌：“亮晶晶”“蒲公英”“小橘燈”“向陽樹”……他們以專業捍衛公正，用愛詮釋社會溫度，在法理情的有機統一中守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這一階段的未檢工作，不僅有諸多未檢品牌如雨后春筍般創建，還有更多的“首次”“首個”“專門”涌現：

2002年4月，最高檢印發《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首次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對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作出系統性規范；

2009年11月，上海市檢察院成立獨立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檢察處，這是我國首個省級未成年人刑事檢察部門；

2010年9月，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成立北京首家獨立建制的少年檢察處，提出“4+1+N”未檢工作模式，將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查批捕、審查起訴、訴訟監督、犯罪預防四項職能統歸少年檢察處負責，實行捕訴監防一體化的未檢職能模式；

2011年11月，最高檢在公訴廳設立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指導處，專門負責指導全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檢察業務及參與青少年維權、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等工作。

這些如今看來已是尋常的機制舉措，在當年，卻是檢察官們在一起又一起案件辦理中，一點一滴“磨”出來的。正是這些“首次”和“專門”，鍛造了未檢工作更強有力的“筋骨”。

03

鞏固與深化：不負更高期待

2012—2018

“全社會都要關心少年兒童成長，支持少年兒童工作?！秉h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未成年人保護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時代呼喚新作為，面對全社會對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更高的期待和要求，未檢工作該何去何從？

2012年5月，第一次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會議召開。在之后的一段時間里，最高檢先后制定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的決定》《關于進一步加強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的通知》《檢察機關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八項措施》等規范性文件，促進了國家對未成年人保護的法律規定、福利政策的落實。

但還不夠。此時，最高檢雖然設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指導處，但該指導處是設在公訴廳之下，并不是一個專門負責未檢工作的內設機構。是否要設立專門的未檢機構開展工作呢？最高檢給出肯定回答：要。未檢業務有其特殊規律、特殊要求，一個專門的機構、一支專門的隊伍更有利于推動構建未成年人綜合保護大格局，更有利于加強未檢工作專業化建設。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錨定設立專門內設機構負責未檢工作的目標，最高檢持續發力：

2015年12月，最高檢成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辦公室，成為首個設立獨立未成年人司法保護部門的中央國家機關。未檢工作辦公室成立后，有效整合了原來分散在檢察機關內部各部門的未檢工作和司法資源，未檢工作從傳統的未成年人刑事檢察逐步向其他領域擴展。

2018年12月，在中央和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最高檢內設機構進行重塑性變革，成立了10個專業性極強的檢察業務廳，其中第九檢察廳（未成年人檢察廳）專門負責未檢工作。在最高檢設立未成年人檢察廳后，全國四級檢察機關紛紛加強未檢隊伍建設。截至2019年底，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檢察院均設立獨立未成年人檢察機構。至此，全國未檢工作進入了新的歷史起點。

2018年，是一個必定要寫入未檢發展史的年份。這一年，不僅最高檢成立了未成年人檢察廳，還誕生了“一號檢察建議”和強制報告制度。

“一號檢察建議”是最高檢向教育部發送的一份檢察建議書。根據辦案中發現的校園安全管理規定執行不嚴格、教職員工隊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兒童和學生法治教育、預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問題，最高檢向教育部發出了檢察建議。因是歷史上第一次以最高檢名義發出的檢察建議，故被稱為“一號檢察建議”。

“一號檢察建議”為整個未成年人保護體系帶來的影響至今仍在深化。數據顯示，2025年，全國檢察機關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同比分別下降2.2%和9.8%，涉未成年人犯罪呈現“雙下降”趨勢。

強制報告制度，是指國家機關行使公權力的各級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發現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或者有被不法侵害的危險的時候，要及時向公安機關報告。這一制度的確立同樣源于辦案中發現的問題。

2017年的一天凌晨，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的一所醫院接診了一名昏迷的女童。送她來的男子說孩子出了車禍，但醫生檢查后懷疑女孩遭到了性侵。醫生悄悄報了警，警方偵查后發現，該男子通過零食引誘等方式對女孩多次實施性侵。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往往發生在家庭、學校、培訓機構等封閉的場所，外人很難發現。受侵害的未成年人，自我保護意識都比較弱，不敢甚至不知道要尋求幫助。有些案件即便案發，也往往因發現太晚、證據滅失，導致施暴者逃避法律的追究?！焙贾菔惺捝絽^檢察院副檢察長章蕾告訴《方圓》記者，在看到一個又一個類似案件給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帶來不可挽回的影響后，該院決定聯合多個部門建立一套能撬動沉默、倒逼責任的剛性機制。

2018年4月，蕭山區檢察院聯合蕭山區公安分局、區衛生健康局等部門共同出臺了《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這是全國首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明確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現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非正常傷害、死亡等情況時，應及時報案，隱瞞則追責。

從一區到全國，強制報告制度僅用了2年時間。2020年，最高檢、國家監委、教育部、公安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強制報告制度在全國范圍內正式確立。

2021年6月1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將強制報告制度寫入其中，強制報告從一項制度機制上升為國家法律規定。

2026年，最高檢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5）》顯示：全國檢察機關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線索源于強制報告的3852件，占辦案總數的7.1%。這充分彰顯了強制報告制度的現實意義。

一項工作的鞏固與深化，從來不止于制度機制的建立與完善。隨著未檢工作向體系化、專業化、規范化發展，未檢理論研究逐步深入，努力為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筑牢理論根基。

2016年10月，中國檢察學研究會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委員會在北京成立。這是首個從事未成年人檢察綜合理論研究的全國性專業學術團體。此后，聚焦未檢工作中的重點、難點、堵點等問題，未檢理論研究不斷加強：最高檢分別與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政法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合作共建三個理論研究基地，促推理論研究與司法履職有機融合；《中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研究》出版，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構的理論、原則和具體程序等進行了深入研究；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主管單位變更為最高檢，凝聚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工作更強合力……一批批的未檢理論研究成果，持續為未檢工作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智力支持。

04

融通與共治：書寫嶄新篇章

2018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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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萌芽探索、快速發展、持續深化等不同階段的未檢工作，在新的歷史時期迎來了全面提升。

2020年1月，最高檢召開第一次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會議，總結近年來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情況，明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發展方向和總體要求。

同年4月，最高檢發布《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加強新時代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意見》，進一步確立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水平的總體思路、基本原則和具體舉措。

這一時期的未檢工作更加注重“融通發力”。當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提出“六大保護”（家庭、學校、社會、網絡、政府、司法?）后，促推“六大保護”融通發力便成為未成年人檢察尤為重要的事。2021年6月，最高檢聯合全國婦聯、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制發《關于在辦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工作的意見》，大力推動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導工作。2021年10月，最高檢聯合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發布《關于開展全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社會支持體系示范建設的通知》，在全國80個地區部署開展未檢工作社會支持體系示范建設工作。2024年7月，最高檢聯合公安部、民政部、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印發《關于建立完善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站式”辦案救助機制的意見》，強化未成年被害人保護。

當這些制度機制融入每一個涉未成年人案件辦理時，背后是一個個被“打撈”起的少年。

2025年，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檢察官李雨聰在辦理一起性侵害兒童犯罪案件時，見到了被害人趙思芊。父母離異、從小跟著母親生活的趙思芊曾沉迷網絡游戲，在一個游戲群聊里，她認識了被告人郭宴。在長達近兩年的時間里，郭宴對趙思芊實施了猥褻行為。

“很多未成年被害人都來自單親家庭。處于青春期的他們在得不到需要的關注時，更容易沉迷網絡世界，甚至被別有用心的人傷害和利用。”李雨聰說。案件辦結后，朝陽區檢察院向趙思芊母親制發了督促監護令，建議其關注孩子手機使用情況，增加母女間親子互動，與父親共同陪伴成長，正確普及性知識等。

此案其他被害人與趙思芊相同，也是通過網絡認識的郭宴。辦案過程中，李雨聰發現郭宴使用的小眾交友軟件、游戲群聊、短視頻平臺等，幾乎都沒有對未成年人與成年人的異?；舆M行過攔截。但《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明確規定，網絡產品和服務提供者應當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保護機制，發現用戶發布可能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的，應當予以提示、限制或者暫停服務。

“網絡平臺須切實履行未成年人保護義務，強化身份驗證和年齡審核機制，合理限制未成年人網絡使用權限，完善未成年人保護模式、一鍵報警及家長賬號綁定等功能。”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郭旨龍看來，網絡平臺應進一步加大對平臺內容的監管力度，及時發現并清理違規違法信息，對涉及未成年人的內容發布設置更嚴格的審核機制。

據了解，立足法律監督職能，朝陽區檢察院正推動重點整治隔空猥褻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進一步壓實網絡平臺責任。同時，依托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對12345熱線數據進行篩查，精準發現監督線索，讓“保護”跑在“侵害”之前。

在依法嚴厲打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時，檢察機關也高度重視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和治理。2024年，最高檢明確提出“預防就是保護，懲治也是挽救”理念，要求對涉罪未成年人采取依法懲治、精準幫教和提前預防有機結合等方式，綜合運用司法辦案、法治教育、完善機制、協同共治等各項舉措，一體推進懲治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努力遏制未成年人犯罪高發態勢。

“未成年人犯罪往往不是單一的個人問題，其背后很可能是家庭、學校、同伴和環境等共同作用的結果。對涉罪未成年人，既要依法懲治，也應進行教育和挽救，幫助其重新回到正確的人生道路上?！痹谥袊嗌倌暄芯恐行闹硌芯繂T張賓看來，“預防就是保護，懲治也是挽救”是檢察機關踐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針的具體表現。一方面，檢察機關依法辦案，對主觀惡性大、犯罪性質惡劣的涉罪未成年人，堅決依法懲治；對主觀惡性不大、社會危害性較小的犯罪，適用附條件不起訴等，依法從寬。另一方面，檢察機關通過法治教育、家庭教育指導、檢察建議等方式，推動家庭、學校、社會共同介入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預防和治理。

為加強針對性指導和類型化預防，2026年1月，最高檢印發《關于進一步強化檢察監督 促進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工作的意見》，推動構建集懲治犯罪、教育矯治、維護權益、預防犯罪、有效治理于一體的未成年人保護和犯罪預防體系。

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社會各界協同發力、融合共治。“一路走來，未成年人檢察始終把守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作為頭等大事。今后，我們仍將持續強化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和治理，加強未成年人權益保護，促進‘六大保護’融通發力，推動未成年人檢察工作高質量發展?！弊罡邫z未成年人檢察廳廳長缐杰表示，檢察機關將繼續做實做優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努力為未成年人撐起法治藍天。

凡是過往，皆為序章?；厥讈頃r路，未成年人檢察從一個小小的“少年起訴組”到成為獨具特色的中國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路探索，砥礪前行。展望新征程，未成年人檢察必將站在新的起點上，與時代同行，與少年共成長。

知識鏈接：

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正式發布未成年人檢察標志。（點擊下圖查看更多）

（文中涉案人員均為化名。本文有刪減，更多內容請關注《方圓》5月下期）

本文雜志原標題：《四十載，正青春》

編輯丨黃莎 肖玲燕設計丨劉巖

記者丨孫風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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