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間常常因為聲響引發人們爭執。圖/IC photo

今天的城市，似乎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喧囂。

街道上車流穿梭不息，商圈里循環播放著促銷廣播，地鐵公交上外放的短視頻里“小美”“小帥”隔空“打架”；就連回到家，高密度居住環境也常引發鄰里噪音矛盾——種種噪音層層疊加，填滿了公共環境中本就不多的空隙。

我們被各種聲光信息團團包裹，現代生活似乎成了一場感官的“盛宴”，幾乎所有人都主動或被迫置身于“視聽天下”時代。安靜已然成為一種稀缺的公共資源。

而恰恰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更需要“安靜”。這既是現代人的剛需，也指向我們想要什么樣的公共生活。

感官警報持續拉響

現代人，最離不開的就是手機。

手機填滿了人們碎片化日常，也源源不斷發出聲響。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機查看新消息；動輒一小時起步的通勤路上，得刷個短視頻、聽個播客打發時間；吃飯時總得配上“電子榨菜”下飯；就連晚上洗澡，恐怕也得放首音樂……

我們在坐擁科技便利的同時，也在無形中承受著視聽滿溢帶來的負面效應。有研究表明，人類感官每秒能接受千萬比特的信息，但大腦處理信息的速度僅為每秒10比特，遠不及每秒運算數萬億次的計算機。

正是由于人類大腦的轉速慢得超乎想象，所以在持續噪音之下，即便什么都不做也會覺得身心俱疲。又比如，刷完一個小時短視頻后，身心非但得不到休憩，反而容易眼酸腦漲。這都是身體在發出警報：感官過載了。

簡而言之，五官輸入的信息總量突破了大腦承載的上限。這也被認為是技術社會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城市里密集的人群、持續的噪音、無處不在的信息；工作中多線程的高壓要求；通勤路上的擁堵嘈雜……皆是感官與認知過載源。

感官過載帶來的，遠不止“太吵”或“注意力不集中”這類表面的不適。它更像一場在我們身心內部悄然上演的“系統性風暴”，持續影響著壓力水平與心理健康。

若我們強迫自己適應這種過載狀態，長此以往，會顯著增加患上焦慮癥、抑郁癥等情緒障礙，以及心血管疾病等軀體問題的風險。

當我們用短視頻或者音樂填滿所有安靜，本質是用一種過載對抗焦慮。在效率至上的績效社會中，個人時間被極限壓縮，人們害怕浪費時間導致差距拉大，力圖在更短的時間里獲得更多的體驗，重新找回對生活的掌控感。人們似乎五官時刻忙碌，才能追上“加速社會”的腳步。

但往往事與愿違。人們不斷做加法，試圖在單位時間里提升效率，卻反而加劇了“以有涯逐無涯”的無力感。真正可能有效的做法，可能是關閉一些感官，減少多線程任務，創造“大腦空白”時間。

而做到這些，都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

“保持安靜”當成共識

和私人空間里的自主選擇不同，公共空間的核心特質就是“共享”。這也決定了，公共空間不僅僅是一個地點、位置或者范圍，同時也是一種由規則劃定的邊界。

毫無疑問，今時今日，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交往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舊的行為規范不斷遭遇挑戰，而與發展狀況相適應的新的交往規范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

這些年來，無論是露天場景下廣場舞引發的爭議、居民樓下燒烤攤人聲鼎沸激化的矛盾，還是密閉空間里高鐵與地鐵中的吵鬧問題，都一再將公眾視線聚焦到公共噪音治理的議題上。

這說明，我們的社會已然將“安靜權”納入公共生活權益的討論，公共行為規范需要與時俱進。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每個人對安靜的需求，都應當得到足夠的尊重和保障。人們享受信息便利的同時，也需要守住不打擾他人的邊界，這是現代公共生活最基本的文明素養。

反之，若社會長期缺失清晰的公共行為準則，相關治理對公共噪音、設備外放等擾民現象放任不管，極易引發“公地悲劇”。無規則約束的公共空間，終將造成社會失序、人際失和、人心失寧，整體生活質量與公共文明水平持續下降。

因此，面對移動互聯網帶來的新生活場景，公共場合“保持安靜”不應只是倡議，更該成為人人踐行的文明規則。

2020年高鐵在部分線路推出靜音車廂，試圖對這一問題進行破題。乘客購買靜音車廂車票，意味著要遵守“靜音約定”。即便僅屬于特定公共空間的小范圍試點，但仍有助于凝聚“公共空間需靜音”的社會共識。

公共空間行為規范和社會共識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前不久，在上海虹橋開往北京的一趟高鐵列車的靜音車廂里，一名女乘客連打20分鐘電話。乘務員站在她面前，舉著寫有“靜音車廂，請您保持安靜”的牌子進行勸阻，卻被忽視。

這當然可以歸咎為個人素質問題，但也折射出當下公共治理的短板：只有“保持安靜”的文明倡議，卻缺乏治理細則和社會共識。

這里不是說凡有問題都要訴諸立法解決，那我們獲得安靜的成本未免過于高昂。況且，公共空間行為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也決定了法律規范難以全部涵蓋所有場景和行為。比如嬰兒哭鬧、忍受病痛、緊急事務處理等情況。

相較而言，“人人相善其群”，公德發揮的空間更大——無形的社會壓力，比任何成文的法規都更有約束力。

生活也需要“留白”

不得不說，即時、便捷、刺激的短視頻和游戲，契合了快速變化的社會節奏。正如麥克盧漢所言，“我們塑造了工具，工具反過來又塑造了我們”。

對很多人來說，手機外放只是個人無心的小習慣，并沒有深切意識到你的“背景音”，就是他人實打實的“噪音污染”。尤其在高鐵、地鐵這樣的密閉場合，真是躲無可躲、避無可避，成了公共空間的一大困擾。

比起廣場舞、餐飲經營這類有固定場所、相對容易界定和監管的噪音來源，手機外放帶來的噪音更分散、更隨機，也更依賴個人的自覺。

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對此束手無策，破解公共噪音困境，需要治理與個體雙向發力。

從公共治理層面，公共場所不妨在顯著位置張貼靜音標識；公園、商圈劃定活動區域、布設噪聲檢測設備，實現噪音超標及時預警、快速干預；推廣定向音響，控制聲音擴散范圍，從源頭減少無效噪音擾民。

具體到交通場景，高鐵不妨參照飛機客艙服務，配備一些一次性耳機，以備不時之需，兼顧大眾娛樂需求與公共靜音秩序。

從個體自覺層面，能做的也不少。比如，進入公共生活空間，主動將手機自動調為靜音或震動模式；出行途中，不妨隨身攜帶一副耳機；需要緊急通話時，盡可能壓低聲量，減少打擾；與同行人交談，當秉持適度、克制的原則。

如此一來，人們在通勤路上、出差途中，既可以享受自由沖浪的時光，也能擁有片刻喘息的寧靜。

藝術需要留白，生活亦如此。我們不必抗拒這個視聽滿溢的時代，但也該主動給生活留一點“安靜”的縫隙。讓奔赴生活的每個人，在公共空間里，也能享有一份屬于自己的自在與安寧。

撰稿 / 新京報評論員 徐秋穎

編輯 / 何睿

校對 /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