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較政治學中,革命通常會經歷一些已知且可預期的階段:爆發(fā)、高潮、轉折,隨后進入歷史。它會從街頭走進教科書,從吶喊化為紀念碑,從鮮活的語言變成冷靜的學術表述。于是,烈士成為墻上的名字,原則變成官方話語,重大問題則被化作現成答案,寫進教材、要求背誦,卻不再真正留存在人的內心。
1789年后的法國就是如此,“自由、平等、博愛”從街頭的呼喊變成了郵票上的口號。1917年后的俄羅斯也是如此,列寧從一名鮮活的革命者變成了廣場上的雕像。
1979年后的伊朗同樣如此,革命被封存在一部宗教憲法之中,解釋權也被限定在宗教人士手里。但敘利亞一如既往,沒有遵循同一本“教科書”。
今天,距離敘利亞革命爆發(fā)已過去14年多,距離大馬士革“解放”也已有一年半,“革命”這個詞仍以罕見的密度存在于敘利亞人的日常語言中。在當代革命經驗中,這種情況并不多見。它不是官方講話中的詞匯,也不是國家紀念場合上的口號,而是日常討論中的活詞,出現在餐桌旁、臉書評論區(qū)、咖啡館里,也出現在家庭爭論之中。
烈士也仍然活躍在政治討論里。他們不是僵硬的象征,而是憲法、法律和國家形態(tài)爭論中的現實依據。比如,在敘利亞的政治討論中提到阿卜杜勒巴西特·薩魯特時,人們提起的并不是一段歷史,而是一種尺度,仿佛他仍坐在我們中間,追問一句:“這就是我們?yōu)橹疇奚囊磺袉幔俊边@是一種在當代革命史上頗為獨特的現象,值得先從哲學層面加以思考,而不是急于作出政治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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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寫道,精神只有通過矛盾才能前進,只有在觀念與其對立面之間的沖突中,才會生發(fā)出更高、更深的觀念。今天敘利亞發(fā)生的一切,連同其中的喧囂、分歧與撕裂,在很大程度上正呈現出這種黑格爾式辯證法最鮮明的樣貌。
敘利亞人的分歧,不只是利益之爭,更是意義之爭。他們爭論的是自由的本質、正義的形態(tài)、尊嚴的含義,以及什么樣的國家才配得上烈士的鮮血。這樣一種令人疲憊、喧鬧而復雜的分歧,恰恰說明這個民族并沒有把革命掏空,也沒有接受那種以職位替代原則、以特權替代價值的廉價妥協。
在政治哲學中,哈貝馬斯區(qū)分過兩種溝通方式:一種是“工具性溝通”,人們圍繞利益進行協商;另一種是“商談性溝通”,人們共同努力,建立對真理與價值的共同理解。今天,多數成熟的西方社會更多生活在前一種狀態(tài)中。敘利亞人則仍處在后一種狀態(tài)之中。盡管代價高昂,但這種狀態(tài)更為真實,也更具人性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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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政治分歧,本質上是利益分配之爭:誰拿多少,誰統(tǒng)治誰,哪一群體以另一群體為代價獲益。但在敘利亞,分歧在根本上仍是價值與意義之爭:自由究竟意味著什么?那種讓數十萬人為之犧牲的公正國家,究竟應當是什么樣子?我們又該如何建設一個配得上如此巨大犧牲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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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完整的民族,仍然生活在自己的革命之中,仍把自由當作一個開放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現成答案。它仍把烈士安放在集體良知之中,拒絕被封存在一部關閉問題、而不是開啟問題的憲法里。
19世紀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訪問美國,注意到美國民主之所以保持活力,并不是因為沒有分歧,而是因為分歧眾多、深刻,并遍布社會各個階層。他寫道,一個停止公共討論的民族,在失去外在自由之前,往往已經先從內部失去了自由。
事實上,今天敘利亞人感受到的疲憊,并不是一個在原地打轉的民族的疲憊,更像是一個肩負著超出一代人承受能力之重大問題的民族所承受的疲憊。這種疲憊,是自由真正的代價,而不是危機的癥狀。
更重要的是,那些對重大問題感到厭倦、并迅速將其放棄的民族,往往最容易滑向高度集中的治理模式。因為這種治理模式不是建立在一個仍愿意爭論的民族之上,而是建立在一個厭倦爭論、為了安穩(wěn)而接受沉默的民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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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還有一個常被忽視的悖論:今天被視為政治穩(wěn)定典范的荷蘭、瑞士和丹麥,在其建國和制度奠基階段,也都經歷過數十年的激烈內部沖突,爭論的同樣是身份、價值和國家形態(tài)。因此,今天敘利亞所呈現的,并不是各民族走向自由道路上的例外,而恰恰是每一個在高度集中的治理結構崩塌后從零開始重建自身的社會所遵循的歷史常態(tài)。
唯一的不同在于,敘利亞是在社交媒體時代完成這一過程。每一場內部爭論都被公開看見,并在實時環(huán)境中接受評判,這使它看上去比實際情況更加混亂。
歸根結底,今天敘利亞發(fā)生的一切,連同其中的復雜、分歧與撕裂,并不是什么需要道歉、也不應被匆忙跨越的例外。相反,這是一種獨特的政治與哲學現象,值得在判斷和譴責之前,先去研究,甚至贊賞。
一個完整的民族,仍然生活在自己的革命之中,而不是生活在革命之外。它仍把自由當作一個開放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現成答案。它仍把烈士安放在集體良知之中,而不僅僅陳列在博物館里。它仍然有意或無意地拒絕被封存在一部關閉問題、而不是開啟問題的憲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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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一種需要治療的弱點,而是一種需要被認識到的力量。因為,一個民族一旦停止圍繞自身價值發(fā)生分歧,也就停止了成長。敘利亞盡管充滿疲憊,卻仍在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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