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徐光旦垂彩，和露曉凝津。”

——（梁）沈約《悲哉行》

春光明媚，美景怡人，對現代人來說，正是出門旅游的好時節(jié)。1500多年前南朝梁的政治家、史學家沈約也表示深有同感，于是就有了這“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的詩句，這也被學者認為是“旅游”一詞最早出現在中華典籍里。沈約所生活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也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旅游”行為的開端 。或許有讀者會覺得怪異，魏晉以前難道就沒有旅游嗎？太史公巡游天下寫就《史記》，難道不是旅游嗎？或者說，在漢代，能不能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游”？這還真的很值得說道說道。

一、漢人的旅行

我們需要區(qū)別兩個概念：旅游和旅行。這兩個詞在現代漢語里貌似可以通用，但其實細究起來還是有區(qū)別的。旅游的重點在“游”，也就是游覽、游玩，本質上追求的是一種審美方面的意識，“旅”可以理解為“游”的方法、手段。而“旅行”則不太一樣，旅行的重點在“行”，也就是出行，至于出行做什么，可以是游玩，也可以是求學、工作、外交、做生意，等等。從這個角度來說，旅游肯定是旅行的一種，但旅行卻不一定是旅游。回到漢代，梳理史籍我們就能發(fā)現，在漢代，純粹以游玩為主要目的的“旅行”，其實是不多的，或者說大部分的旅行活動中，游玩只是一種附帶的活動。例如司馬遷游歷天下，確實使其身心得到極大滿足，但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悉論先人所次舊聞”，最終完成《史記》。用今天人類學的術語來說，這屬于一種田野調查活動，游玩只是附帶。真正以游玩為主要目的的旅行，大概要到魏晉南北朝之后才比較多見，近世學者將魏晉南北朝作為古代“旅游”的開始，也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 。按照具體的旅行目的的不同，拋開帝王不論，漢人比較常見的旅行大概有這樣幾種：

首先，讀書人的游學。漢代從漢武帝之后逐漸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學體系，同時也制定了察舉制、征辟制等官吏選拔制度，從而使得讀書成了一條比較穩(wěn)定的身份進階之路。漢武帝在京師長安設立太學，全國的讀書人只要家里條件允許都可以來此求學。甚至很多家境貧寒的學子，可以在太學一邊做工，一邊求學，類似今天的勤工儉學。比如有位叫庾乘的，以前在縣衙里當門卒，縣令見他有學習的天賦，就建議他去太學游學，然后他就在太學“為諸生傭”“后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很受太學師生的尊重。

當然，更著名的漢光武帝劉秀，早年也曾經在太學游學，還曾讓仆人租車販運糧食賺取生活費。劉秀后來建國班底里的不少人，都是他在太學游學時的老同學。太學的名額畢竟有限，在家鄉(xiāng)有了一定的學業(yè)基礎后，如果能進入某個大儒的精舍里，成為大儒的入室弟子，這也是極好的。所以兩漢游學之風，倒也不獨是游太學，也有許多學子背上行囊，遍訪天下名師的。比如劉備早年就曾在盧植門下求學，大儒鄭玄隱居著述，更是有“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

其次，商人的行商。所謂行商坐賈，商業(yè)這個行業(yè)從誕生之初就伴隨著空間的移動，所以出行對商人這個群體來說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是“倍道兼行，夜以續(xù)日”的小商人，還是“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的大商賈，都少不了商旅之道上的孜孜以求。在漢代行商并不容易，首先需要面對的就是關市之征。西漢初年行黃老之學，“開關梁，弛山澤之禁”，帶來了“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的商業(yè)繁榮局面，但這樣的好日子并不長久。

在兩漢的大部分時間里，關稅始終都是存在的。而且漢代關稅很重，長途販運過一關就要征一次稅，《九章算術·均輸篇》有一道題反映了這種情況：“今有人持米出三關，外關三而取一，中關五而取一，內關七而取一，余米五斗。問：本持米幾何？”其次，長途商運可能有包括自然災害、道路狀況在內的各種意外情況。比如三國時期有個叫李岳的官員，聽人勸說進了一批大麥運到晉陽，結果后來“路逢大雨，并化為泥。息利既少，乃至貧迫。” 可見長途的商運在漢代是很難的，所以當時民間也有“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的說法，客單價和利潤率太低的商品，長途販運是很難賺到錢的。

再次，因公出行。因公出行也是漢代旅行的一大類，前述司馬遷為撰寫《史記》去各地采風，很大一部分就屬于這類公出。而秦皇漢武到處巡游、封禪，刨除這個過程中享樂的因素，其實也是其治理天下的一種活動，也可以視作公出。類似的公出有陸路也有水路，《漢書·地理志》中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這些對南洋地區(qū)的了解，大多來自漢武帝以后不斷派遣使臣、官員和商賈進行的外交活動。當然，漢代最著名的一次因公出行，自然是張騫出使西域。張騫兩次出使西域皆是奉漢武帝之命，雖然從皇命本身來說張騫的任務并沒有全部完成，但其帶回了大量的物產和見聞，使得漢人第一次真正開眼看到這廣闊的世界，揭開了中西絲路交流時代的序幕，篳路藍縷之功自不待言。

最后，平民百姓的旅行。在漢代，不論是哪種目的的出行，旅行這種行為基本上是局限在社會上層的一種相對小眾的活動。而占據人口大多數的下層農民，終日在田間勞動，大抵是與長途的遠行無緣的。而且漢代政府為了加強對基層社會的控制，采取了嚴格的編戶制度，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政府也不允許他們輕易流動。所謂“放流人民”，在史書上往往是與造反之類的大逆之行聯系在一起的。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漢代的普通農民，活動的空間是非常有限的。東漢洛陽近郊上巳節(jié)有“尊卑煙騖，惟女與士，自求多福，在洛之涘”，這種在特定節(jié)日的近郊活動，可能算是普通人為數不多的旅行了。此外，雖然漢代政府對編戶齊民有嚴格的戶籍控制，但農閑時期也會有些心思活絡的農民前往周邊鄉(xiāng)鎮(zhèn)謀份短工，在一些鄉(xiāng)鎮(zhèn)的集市上，也有一些販賣土產的農民的身影，這些就是當時的普通農民為數不多的出行機會了。

二、漢代的“旅行之路”

秦始皇被現在的網友戲稱為“基建狂魔”，我國歷史上，大規(guī)模統(tǒng)一規(guī)劃的全國道路交通網絡的建設，也確實是從秦朝開始的。這個網絡在秦朝草創(chuàng)，又經過漢朝不斷的完善，最終形成了以都城所在的關中地區(qū)為核心，水路并舉輻射四方的龐大交通網。王子今老師在《秦漢交通史稿》中做過總結，當時重要的陸路交通干線大致包括：連接關中、中原和東方海濱的三川東海道；連接關中和江漢平原的南陽南郡道；連接關中和西北的隴西北地道；連接關中和九原的直道；連接河東和右北平的邯鄲廣陽道；跨越秦嶺的漢中巴蜀道；長城沿線的北邊道以及東部沿海的并海道。這個道路交通網絡，就是漢代旅行最主要的基礎設施。

以動力區(qū)分，漢人陸上出行最主要的代步工具就是馬車或牛車。東漢前期以前，馬車屬于上流社會的標配，而牛車的地位就比較低，所謂“或乘牛車，齊于編人”，被認為是普通百姓才會去坐。“將相或乘牛車”也常被史家用來形容西漢初年天下經濟的凋敝情況。但到了東漢中后期，牛車的地位也有所提升，很多社會上層人士生活優(yōu)渥，但也會乘牛車出行。比如著名的魯肅，就曾對孫權說，如果他投降了曹操，尚能“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 ，并且感覺這樣的生活很令人滿意。此外，漢代的社會上層人也會選擇不坐車，直接騎馬出行，并以此為瀟灑之舉，比如曹植的《名都篇》里就有“走馬長楸間”“長驅上南山”“白日西南馳”的詩句。

而如果考慮車的種類，則又有多種不同。有比較普通的軺車，《說文》中解釋為“小車也”，《釋名》則解釋為“四向遠望之車也”，可見軺車是一種四面開放車體的小車，乘坐時可以站立，也可以坐乘。更舒適一些的則有安車、??車等車型。《釋名》中記載“安車，蓋卑坐乘，今吏所乘小車也。”西漢時曾任太中大夫的陸賈曾“乘安車駟馬” ，可見這是一種以四匹馬拉的有蓋的坐乘車輛。??車是專供婦女乘坐的車輛，采用封閉式的箱體，私密性比較好。孫機先生曾根據文獻考古資料制成下圖，大致是這個樣子：

??車，孫機制圖

而漢代的水路出行自然是坐船。秦漢時期除了陸路交通網的建設，水路交通也有了長足的進步。文獻記載的黃河渡口有三十多處，長江渡口也有數十處，實際存在的自然更多。以這些渡口為節(jié)點，遍布全國的自然河道和人工運河就成了漢人水上出行的網絡。漢代規(guī)模最大的船是樓船，但高大的樓船一般是軍用，或者帝王用于出行、宴飲。一般富貴人群享樂宴游大多用各種游船，又根據船頭雕刻的不同，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采菱舟、越女舟等不同的名字。而一般百姓或商旅使用的，則是更普通的竹筏、皮筏等日常化的船只。

以上這些就是漢代出行常見的代步工具。但實際上，能選擇工具代步，本身就是身家實力的象征。從考古的簡牘資料中可以看到，哪怕是最簡單的運貨的車，也要“值萬錢”，在十萬家資就能算“中家”的漢代，大多數人顯然是負擔不起的。所以對漢代的大多數人來說，出行的主要方式還是步行。傳世文獻中有很多家貧者步行的記載，如新莽時郎官趙孝“每告歸，常白衣步擔” ，東漢人朱倉“家貧，恒以步行” ，等等。步行的活動半徑自然有限，這也是漢代大多數人不能遠行的一個重要原因。

出門在外，除了不得已的時候露宿荒野，大多數人總要考慮住宿的問題。這方面有官方背景的旅行活動比較簡單，漢代的官府在重要的交通節(jié)點設有大量的傳、郵、亭等機構。這些機構一方面有著信息傳輸、治安管理等本職功能，屬于漢代統(tǒng)治機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會為出行人員提供食宿和馬匹照料的服務。其中除了亭是官民共用之外，傳和郵是只為官方人員服務的。所以更多時候，沒有官身的旅行者會選擇投宿于私人旅店。這種私人旅店歷史也很悠久，《商君書》中將其稱之為“逆旅”，認為是造成社會不安定的因素之一，應該廢除。但實際上作為一種保持社會必要流動性的基礎設施，旅店是不可能被完全廢除的，甚至在有些地方還能成為一種利潤客觀的營生。比如東漢大儒張楷曾在河南郡梁縣聚徒講學，吸引了大量的流動人口，就有貴富之家看到商機，“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大部分民間的私營旅店條件都比較差，比如曹魏名臣胡威，曾經“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 ，吃飯和照料牲口都要自己動手。

三、旅行忌諱多

即便在今天，民間還流傳著“在家千日好，出門萬事難”的俗語，何況是兩千多年前的漢代？“行行隨道，經歷山陂。馬啖柏葉，人啖柏脂，不可常飽，聊可遏饑。”這可以說是大多數漢代出行的普通人都會遇到的事情。至于“列車息眾駕，相伴綠水湄。幽蘭吐芳烈，芙蓉發(fā)紅暉。” 大抵只能是少數貴富人群才能享受的奢華景象了。正是因為這般艱難，古人心中對行路平安的期盼就更加的迫切。當自己都無法控制行路的安全的時候，自然就會選擇寄希望于某種超自然的力量，于是就有了旅行途中的各種禁忌和習俗。

翻看傳世文獻中的歷法內容，或者出土簡牘中的各種《歷書》就會發(fā)現，“忌出行”幾乎是最常見的禁忌之一。比如“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這些在我們今天看來的無稽之談，漢人可是深信不疑的。有人專門統(tǒng)計過，僅從傳世的歷書等資料計算，漢代全年忌出行的日子能有165天，接近一半。 顯然，這么密集的忌日，對于商人、讀書人、官員這些真正有出行需求的人來說，是不可能完全遵守的，不得不上路的時候，就只能求神仙保佑了，于是就產生了古代的路神信仰。

漢代的路神稱為“祖”，來歷說法眾多，有人認為是共工之子，特別喜歡遠行，后人遂尊其為路神；也有人認為是黃帝之子，“好遠游，死道路，故祀以為道神”；甚至也有人認為來源于黃帝的妻子嫘祖。祖神信仰在漢代是非常普遍的，有條件的話遠行前要有專門的祭祀儀式。大儒蔡邕曾經有一首《祖餞祝》傳世：“君既升輿，道路開張。風伯雨師，灑道中央。陽燧求福，蚩尤辟兵。倉龍夾轂.白虎扶行。朱雀引道，玄武作侶。勾陳居中，厭伏四方。” 甚至對有些需要經常出門的人家，每年的特定時間都會有專門祭祀道神的儀式，以求保佑一家人道路平安。比如《四民月令》的正月條就有：正月上丁日“祀祖于門，道陽出滯，祈福祥焉。”

同樣是出于對遠行的祝福和擔憂，在祭祖的儀式之后，漢人還常在城門、家門、河畔、橋邊之類的場所為遠行者餞別，灞橋就是在傳世文獻中最常出現的餞別地點之一，著名的灞橋折柳在漢代也已經出現。甚至貴富之家還會為遠行之人舉辦餞別宴，曹植曾有一首《送應氏詩》便是餞別宴上的佳作，“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將依依惜別之情寫得非常生動。而即便是普通人家，親友們也會在餞別的時候為遠行之人送上“祖道錢”，居延漢簡中有“出錢十付第十八候長祖道錢” 的賬簿記錄，十文錢金額微薄，祝福的意義顯然大于實際意義。而在旅途投宿的過程中，漢代甚至還流行有防盜的咒語：“行宿，自呼：‘大山之陽，天□□□□□先□.城郭不完，□以金關。’即禹步三，曰以生荊長二寸，周畫中。”

文史君說

總之，旅行可能算是最能切實感受古今差異的生活場景之一。長途旅行在漢代基本上是專屬于社會中、上層的小眾行為，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生活的空間是極為有限的。而即便是長途的旅行，漢人與今人對旅行的理解也有很大不同。在漢人的觀念里，旅行的重點始終在“行”，是為了工作、商業(yè)、求學等具體的目的而進行的空間位移活動。后世旅游活動所追求的審美、娛樂等個人情趣，對漢人來說主要還是行路的添頭。

參考資料

《史記》《漢書》《后漢書》

王子今：《秦漢交通史稿》（增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彭衛(wèi)、楊振紅：《中國風俗通史·秦漢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

本文節(jié)選自李一鳴著：《王朝的基石：市井鄉(xiāng)野的漢家煙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6年版，注釋見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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