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印度總和生育率首次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年輕人正把是否為人父母，與職業、自由以及對家庭生活的全新想象放在一起權衡。

莎倫·邁克爾大約30歲時，心里逐漸明確了一個決定。沒有戲劇性的瞬間，也沒有哪一件事突然改變了一切。這個想法是在多年工作、反思，以及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母親”并不是自己想要的未來之后，慢慢形成的。

幾代以來，在印度，生孩子與其說是一種選擇，不如說是成年人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一章。婚姻之后往往就是為人父母，幾乎沒有多少人會認真討論別的可能性。如今，這種確定性正在消退。無論是已婚夫婦，還是單身職業人士，關于孩子的討論都變得更審慎、更謹慎，有時甚至帶著懷疑。

36歲的邁克爾說：“生孩子從來不是我的優先事項。”她患有多囊卵巢疾病，這是一種影響卵巢功能、可能導致月經不規律的激素性疾病。“我不想經歷整個過程，因為那需要投入太多精力，諸如此類的事情。”在企業部門工作的邁克爾說，為人父母意味著她不愿作出的犧牲。“我不覺得那樣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和孩子一起，會適合我。”她說，“那樣的話，我對任何一方都不公平。”

她曾為了攻讀工商管理碩士暫時離開職場。她說，自己現在依然不確定是否愿意再次中斷工作。“我自己仍然沒有準備好承擔那樣規模的責任。”她代表了一類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她們會認真權衡自己的選擇，而不是沿著上一代人默認的人生軌跡前行。如今，這樣的個人選擇已經反映在全國統計數據中。

根據印度最新的抽樣登記系統報告，印度總和生育率——即一名女性一生中預計生育的平均子女數——首次降至1.9，低于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2.1更替水平。

對于一個幾十年來一直擔憂人口增長過快的國家來說，這一變化意味著顯著的人口結構轉型。20世紀90年代初，印度女性平均生育3.4個孩子，計劃生育宣傳已成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有時還采取過頗具爭議的形式，包括20世紀70年代緊急狀態期間的強制絕育項目。

此后，官方宣傳鼓勵夫婦最多生育兩個孩子，并通過“Hum do, humare do”這樣的口號廣為傳播，大意是“我們兩人，兩個孩子”。

幾十年來，印度政府一直擔心人口過剩問題。經濟學家認為，印度不應把生育率下降視為危機。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麗西亞·加西亞-埃雷羅對《獨立報》表示，這一下降不應被看作人口發展的失敗。

她說：“印度生育率下降不是失敗，而是進步的標志。隨著女性獲得教育、經濟選擇和決策權，她們正在選擇更小規模的家庭。”

加西亞-埃雷羅說：“短期影響仍然是積極的。印度依然受益于龐大的勞動年齡人口。”而在這些統計數字背后，是數以百萬計具體而私密的人生故事，是一代人正在重新思考家庭、成功和滿足感應當是什么樣子。

加西亞-埃雷羅說，正在重塑印度家庭的力量，與曾改變歐洲和東亞社會的力量是相同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城市化、人生期待變化，以及撫養孩子成本上升。

印度各地呈現出的社會學模式也支持這一判斷。新德里的生育率是全國最低之一，每名女性平均生育1.2個孩子；喀拉拉邦和泰米爾納德邦為1.3。比哈爾邦是印度最貧困的邦之一，生育率最高，達到2.9。換句話說，出生率與教育、醫療、嬰兒死亡率以及女性經濟參與程度的差異高度相關。

對于35歲的孟買居民阿克希塔·古普塔來說，成為母親一直是她對自己人生的想象之一。她已有一個21個月大的兒子，目前正懷著第二個孩子。“我一直覺得自己有母性，”她說，“我一直覺得自己想要一個孩子。”

但在她和丈夫組建家庭之前，兩人花了很多年討論的不只是要不要孩子，還有將來要怎樣撫養他們。經濟上的安全感、情感上的穩定，以及家庭支持，對他們都很重要。

她說：“我們的基礎是穩固的，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情感上。而且我們雙方都有家庭支持。所以，一方面當然是內在的愿望，另一方面也確實因為我們有支持系統。”

即便如此，時機仍然讓她十分在意。看到一些朋友接受體外受精治療后，古普塔決心盡量自然受孕。咨詢婦科醫生后，她給自己定下目標，要在35歲之前生完孩子。

她說：“我想在35歲之前生完兩個孩子。我有幾個朋友正在做試管嬰兒，我看到了她們經歷的艱難。”人口學家把印度生育率下降描述為全球許多地區都在經歷的更廣泛人口轉型的一部分。隨著兒童死亡率下降、醫療改善、女性獲得更多教育機會，以及人們結婚更晚，家庭規模通常會縮小。

政府數據表明，多個長期變化正在同時發生。嬰兒死亡率明顯下降，從2019年每1000名活產嬰兒中30人死亡，降至2024年的24人。女性結婚年齡也比上一代更晚。全國范圍內，73.5%的女性在21歲以后結婚；在印度城市地區，這一比例升至82.2%。2018年，全國有64.5%的女性是在20多歲時結婚。

發展經濟學家迪帕·辛哈說：“教育水平提高，尤其是女性教育，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此外還有城市化、晚婚和推遲生育。醫療服務可及性改善，以及嬰兒死亡率大幅下降，也起到了作用。”

她說：“近些年還可以看到，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很高。”加西亞-埃雷羅也認為，教育處于這場轉型的核心位置。她說：“最大的推動因素是女性教育和經濟壓力。受過教育的女性結婚更晚，更有效地使用避孕措施，也更重視把資源投入到更少的孩子身上。”

這種下降反映的是女性自主權的擴大，而不是對家庭生活的否定。她說：“這和發達社會以及快速發展社會中出現的是同一個故事。女性教育是降低生育率最強有力的因素之一，因為它改變了人生期待，也讓女性真正擁有選擇。”

對一些人來說，這個選擇關乎自主性。阿比曼紐·辛哈說，他從來不想要孩子。他說：“我16歲、17歲剛開始這么說的時候，這還是一個相當不受歡迎的看法。現在我發現，在我接觸的人當中，這幾乎正在變成一種常態。”

這名28歲的年輕人并不認為“負擔不起”是主要原因。“我覺得很多人會躲在‘負擔能力’這樣的說法后面，比如私立學校費用上漲、住房成本上漲。”他說，“以我的社會位置來看，這些并不是那么大的問題。我只是不想讓自己被這種事情束縛住。”

談到未來，他預計自己會比上一代人活得更久，也更健康。“我不想把70年到80年的人生，都集中在一兩個關系上，比如孩子。”

與上一代相比，這種差異十分明顯。邁克爾說：“當我想到自己有一個孩子時，我希望那個孩子能擁有盡可能好的生活。”

她說，在她父母那一代，孩子是社會腳本的一部分。“他們的想法是，好吧，這是人生必經的一步。”而今天準備成為父母的人，往往以不同方式看待這個決定。他們希望投入更多參與、更多情感意識，也愿意把更多資源集中到每個孩子身上。

古普塔也在自己的育兒方式中感受到了這種變化。“現在的父母會更有意識，”她說，“會更在意育兒方式，更在意自己在孩子面前說什么、讓孩子接觸什么。”

結果是，許多家庭正在選擇重質而非重量。經濟學家辛哈說：“孩子變得更昂貴了。”她認為，這不僅因為成本上漲，也因為父母越來越希望在每個孩子的福祉和未來上投入更多。

印度在2005年進入人口紅利階段，當時勞動年齡人口占比超過兒童和老年人口總和。根據聯合國估計，這一人口窗口期預計將持續到2055年前后。

印度人口年齡中位數仍只有29.8歲，低于31歲的全球平均水平，也遠低于英國等國家，后者的年齡中位數已超過40歲。經濟學家認為，這給了印度一個難得機會：在老齡化成為更嚴峻挑戰之前，推動增長、創造就業并提高生產率。

加西亞-埃雷羅說：“真正的挑戰將在15到20年后出現，屆時勞動力會收縮，老年撫養負擔會上升。”辛哈補充說：“如果出生的孩子更少，那么大約30到40年后，印度將擁有更多無法充分參與勞動力市場的老年人口。”

這也引出了關于養老金、醫療、養老照護以及未來勞動力的問題。它還可能重塑政治格局。印度南部各邦已經擁有更低的生育率和更慢的人口增長，因此它們擔心，未來如果根據人口重新分配議會席位，相比增長更快的北方各邦，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可能會下降。

經濟學家認為，當前的優先事項應當是在印度人口紅利仍然存在時，盡可能把它用好。從韓國、新加坡到其他國家，世界各國政府已經投入數十億美元，試圖通過補貼、現金激勵、住房支持和生育項目鼓勵人們多生孩子，但效果并不一致。

在日本和韓國等國家，婚姻仍與傳統性別角色緊密相連。即便夫妻雙方都工作，女性依然承擔大部分育兒和家務責任。加西亞-埃雷羅說：“很多年輕女性，越來越多的年輕男性，也不再覺得婚姻是一件有吸引力的事。女性往往在結婚生子后面臨巨大壓力，不是放棄事業，就是作出嚴重妥協。”

辛哈也認為，真正有意義的支持遠不止一次性補貼。她在談到一些歐洲體系時說：“免費托育、免費教育、免費醫療，這些服務本來就應該存在。”辛哈認為，挑戰不在于通過激勵說服人們生孩子，而在于創造一種條件，讓為人父母能夠與現代生活兼容。她說，這意味著提供負擔得起的托育服務、更完善的育兒假、更靈活的工作安排，并降低住房和教育成本。

對古普塔來說，這意味著重新思考工作和照護的分工期待。她說，即便是在承諾平等育兒的家庭中，母親仍然承擔著不成比例的負擔。

她說：“懷孕的是你，分娩的是你，給孩子哺乳的也是你。”成為母親后，她離開了家族生意，開始考慮新的職業道路。“這當中肯定有犧牲。”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