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雷站在家族耕作了五代的土地上，說出了一句在英國投票決定脫離歐盟時幾乎不可想象的話：“我連自己的孩子都雇不起。”

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或許只是錢的問題。可對一個農場家庭而言，這更像是一篇訃告的開頭。不是因為農場馬上就要消失，而是因為它提出了一個在這片由同一家族耕作了一個多世紀的土地上原本近乎荒謬的問題：這里是否還會有第六代農民。

他的曾祖父母在這些田地里務農，祖父母擴大了經營規模，父母把農場交到他手中時，也相信兒子會照樣傳下去。脫歐10年后，站在波士頓郊外一個被雨水浸透的院子里，望著支撐家族熬過戰爭、衰退和政府更迭的700英畝土地，雷已無法自信地說，自己的孩子將來繼承的不僅是土地，還有一份能維持生計的事業。

這位46歲的、育有四個孩子的父親說：“我的人生早就被安排好了，但我沒法對我的孩子也這么說。”2016年6月，英國投票決定離開歐盟時，波士頓給出了全國最強烈的“脫歐”支持票。超過75%的居民支持脫歐，使這座位于林肯郡的集鎮成為一場政治反叛的象征。這場反叛建立在挫敗感、憤怒，以及一種信念之上：這個國家已經失去了對邊境、經濟和未來的控制。

在此之前多年，波士頓早已成為英國移民爭論的縮影。2004年歐盟擴員后，大批來自波蘭、立陶宛、羅馬尼亞、拉脫維亞等地的工人來到這里，填補農業、食品加工和物流行業的勞動力缺口。變化來得非常快。

商業街上，不同語言變得司空見慣；新商鋪不斷開張；社區面貌迅速改變。許多居民感到，這座城鎮變化得太快，快到他們來不及施加影響。

這種怨氣是真實存在的，同時很多人也覺得，威斯敏斯特既不理解他們，也不在乎他們。奈杰爾·法拉奇、英國獨立黨以及更廣泛的脫歐陣營正是在這種情緒中介入，他們的信息簡單而反復：結束人員自由流動，重新掌握控制權，把英國工人放在首位，英國將因此繁榮起來。

波士頓全力支持了這一選擇。10年后，當初承諾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已難以忽視。最具諷刺意味的，正是農業。那些曾成為政治憤怒焦點的工人，恰恰也是支撐波士頓所依賴產業的人。他們在周邊田地里采摘蔬菜，在食品加工廠工作，填補本地雇主長期難以招滿的崗位。沒有他們，當地經濟很大一部分根本無法運轉。

雷在公投前就明白這一點，現在依然堅信如此。他說：“你和東歐人打交道時，會發現他們有一種老派的工作倫理，讓你想起父母那一代人。他們拼命干活，整天都在干。英國人就是不愿意做這種工作。”

在這座移民問題仍是核心政治議題的城鎮里，這種看法依然極具爭議。27歲的雅克·佩爾多當年年紀太小，2016年沒有投票權，但此后一直在承受脫歐帶來的后果。他說：“很多人對移民不滿。你現在走在街上，很少能看到本地人在購物，因為大家都去別處了。人們走進某些商店時，會感到很強的威懾。”

他說：“我們讓他們進來時，需要加以監管。就在昨晚，我走路回家時，還看到有人在偷慈善回收箱里的東西。我們不會這么做。這是最基本的禮貌。”

失業中的佩爾多表示，如果明天投票，他會支持法拉奇，也認同英國改革黨在福利和移民問題上的立場。但即便是他，也很難說事情的發展符合當初的承諾。

“所有人都在怪政府，”他說，“這個體系有問題。”幾條街外，伊加·邦托夫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波士頓。她來自波蘭，已在這里生活16年，一直納稅，并經營“林肯郡歐盟社群支持組織”，為林肯郡各地移民社區提供幫助。她擁有無限期居留權。按常理說，她本該感到安心。

但她并沒有。“我們當中沒有誰真正覺得安定，”她說，“有太多不確定性。我一直認為，給出去的東西就不能再拿回來。既然給了，那就是我們的了。”

邦托夫警惕把所有移民都歸入同一類別的做法。她認識一名66歲的卡車司機，每周工作72小時；也知道一些有很多孩子、在英國一天都沒工作過的母親；她還認識一些為躲避戰爭而來的難民，而法律并不允許他們工作。可在政治爭論中，所有這些人都被打包成同一個議題。

“你可以談上幾個小時的移民問題。你可以把我算進去——我在這里工作并納稅16年——也可以把一個有6個孩子、一天都沒在這里工作過的母親算進去。移民、移民、移民、移民。外國人、外國人。”

她理解波士頓的挫敗感，但不接受由此得出的結論。隨后，她嚴厲批評了那些過于輕易指責本地辛苦工作的移民的人。

邦托夫說：“如果你過得不開心，你就會去找自己不開心的原因。如果我是出生在英國的人，正在為工作和住房發愁，而我看到一個來自別國的人住著好房子、開著車、穿著好衣服——那這個移民就成了我不開心的原因。但那個人不會去看，這個移民到底工作了多少小時。”

“說別人來這里搶你的工作？你想要我的工作嗎？拿去吧，求之不得。但請先像我一樣工作那么長時間，然后再告訴我，我是不是占了便宜。”

對農民來說，勞動力短缺只是問題的一部分。脫歐最具破壞性的后果，出現在慶祝結束之后，真正的財務現實開始顯現。

幾十年來，英國農業一直依賴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對農業圈外的人來說，這似乎只是一個晦澀的官僚安排；但對農民而言，它往往意味著盈利與虧損的分界線。全英國每年大約有35億英鎊通過直接支持付款流入農業。對許多農場來說，這筆錢不是緩沖墊，而是生存所必需。

雷直言不諱地談到它的重要性：“我們的補貼數額，本質上就是我們的利潤數額。”這句話，比議會辯論中任何說法都更能說明現代農業的現實。補貼一旦取消，利潤也基本隨之消失。而這一現實，從未出現在公投口號里。

脫歐后，這些付款逐步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獎勵棲息地管理而非糧食生產的環境計劃。歐洲競爭對手仍在獲得補貼，并在全球市場上壓低英國農民的價格。

燃料成本大幅上升，化肥價格飆漲，機械、能源和保險費用也都顯著增加。每一年都會帶來新的財務壓力，如今還包括農場繼承稅，而沒有相應支持來對沖。雷說：“你的產品現在被看作太貴了，因為你已經沒有過去那種補貼了。脫歐之下的利潤空間已經沒了。”

在整個林肯郡，情況都差不多。那些曾經投資、擴張的企業，如今轉而設法控制衰退。數十年積累下來的儲蓄正在被侵蝕。農民如今問自己的，不再是什么能賺錢，而是什么虧得最少。

“沒有什么能賺錢，”雷說，“關鍵是你在哪一項上虧得最少。很多農民都在吃老本，希望情況能有所改變。”這也正是雷和林肯郡許多農民轉向太陽能的原因。

他的農場靠近一個主要電網接入點，因此對能源開發商很有吸引力。他已經拿出100英畝土地安裝太陽能板，如果可以，他還愿意再拿出更多。

“這可能會讓我重新盈利，”他說，“我從太陽能拿到的錢，可能比種地還多。”一個第五代農民，靠在田里鋪設太陽能板賺的錢，竟然比生產糧食還多。再看看誰在代表這個選區。

理查德·泰斯在2024年當選波士頓和斯凱格內斯選區的英國改革黨議員，是議會中最強烈反對“凈零排放”目標的人之一。英國改革黨主張把太陽能農場從農業用地上清除，稱其為“外國產的生態荒漠”，并希望徹底拆除政府的清潔能源議程。正是那些給脫歐投下全國最強支持票、又把泰斯送進威斯敏斯特的農民，如今正把田地改成太陽能場，因為這是他們維持經營的唯一辦法。

如今的波士頓，反而依賴于英國改革黨最強烈反對的兩樣東西：移民勞動力和可再生能源。前者曾多年維持農業可行，后者則在如今維持它不至于倒下。英國改革黨曾幫助把這兩者都削弱，如今又反對所剩無幾的部分。

雷并不是“凈零排放”的熱情支持者。“窮的時候，很難實現凈零，”他說，“如果不小心，這會讓我們破產。”但他還是在安裝太陽能板，因為別無選擇。

在商業街上，35歲的水果店老板賽義德·庫坦說，他懷疑自己的生意還能否撐下去。“街上非常冷清，”他說，“這座城里似乎出現了分裂。”

驅車離開波士頓，經過如今積水的田地、太陽能農場、波蘭熟食店和關門的集市攤位，很難不得出一個結論。這座城鎮曾比英國任何地方都更堅定地投票支持脫歐，因為它相信當時許下的承諾：更強的產業、更大的繁榮、更光明的未來。

但結果卻是，這里的農民失去了讓他們保持盈利的補貼，失去了讓他們維持生產的勞動力，如今還不得不依賴本選區議員要求他們反對的綠色能源。

兜售脫歐的政客們已經轉向別處，口號也早已褪色，競選巴士消失多年。留下來的，只有后果。對雷來說，這一切最終歸結為一個問題：他的孩子們，是否還能靠這片養活了此前每一代人的土地謀生。

如果他說的話聽起來像一篇訃告的開頭，也許正因為它確實如此。不是為農業，不是為波士頓，而是為脫歐承諾——這個承諾曾在英國任何地方都沒有像在這座城鎮這樣被如此熱烈地擁抱，而10年過去，它并沒有兌現自己說過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