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河北世紀方舟律師事務所 安遠律師

結論：從立法者撰文原意看，刑訴法及解釋對刑附民或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的，賠償范圍不包括“兩金”（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但各地法院對“兩金”態度不盡相同，其中不乏在刑附民案件或單獨提起的民事訴訟中支持“兩金”的判決。

一個基本認知是，并非所有的刑事案件均可以提起刑附民。除人身權利受到侵害外，刑訴法及解釋將被害人所遭受的財產損失分為毀損型和占有、處置型，只有毀損型案件才能提起刑附民，占有、處置型案件只能通過追繳和退賠程序彌補損失。因此在詐騙、幫信等案件中，個別法律從業者和司法人員動輒告知被害人通過啟動刑附民程序挽回損失的做法是匪夷所思的。

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人身損害的，有權提起刑附民或在刑事判決生效后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賠償范圍依據刑訴法及解釋的規定包括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誤工費、殘疾生活輔助器具費及喪葬費等費用。該條是將“兩金”排除在刑附民賠償范圍以外的主要依據。在刑附民案件中不支持“兩金”已經成為司法實踐共識。

既然刑附民不支持“兩金”，能否通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主張“兩金”？在被害人所主張的所有賠償項目中，“兩金”的賠償金額最高。依據人身損害賠償的計算方法，數額可以達到數十萬或近百萬的程度，這對遭受人身損害一方來說無疑是重大的物質慰藉。但立法者官方立場及司法實踐對此認識不一，存在較大爭議。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起草小組對此持有的觀點為：刑附民案件及另行提起的民事訴訟案件均不能主張“兩金”，兩種訴訟救濟程序在賠償范圍內應保持一致，但調解、和解方式結案、因機動車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不受限制。其對此所作出的解釋是：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已經承擔了刑事責任，不能與救濟方式唯一的民事案件等同，如果在刑附民或單獨提起的民事案件中支持“兩金”，則會造成法院“空判”，進而引發涉訪涉訴案件的加劇，損害司法公信力。

如果將其與官方對待精神損害賠償的立場轉變做橫向比較來看，顯然以上說法更多的是考慮到司法判決的后續執行問題，而非主張依據是否合理。法律從業者普遍知曉在刑附民案件中是不能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即精神“無”價。法律依據是2012年刑訴法解釋“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精神損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最新的司法解釋將該款修改為“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精神損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從“不予受理”到“一般不予受理”絕不是在摳字眼，而是立法者態度的轉變，有些案件中被害人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如上海市有的法院對未成年人被性侵害案件就支持提起精神損害賠償。

既然精神損害賠償已經得到支持，“兩金”這樣一種物質損失更應該得到官方的認可。“兩金”曾經一度被認為屬于精神撫慰性質，其與精神損害賠償性質無異。但最高院出臺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司法解釋明確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屬于被侵權人主張的物質損失，與精神損害不同。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起草小組沒有對“兩金”的司法適用采用絕對化，其在刑訴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中說明：“根據《解釋》第192條的規定，同時結合附帶民事訴訟審判工作實際，司法適用中應當注意：......除被告人確有賠償能力的以外，原則上不應將死亡賠償金、殘疾賠償金納入判決賠償的范圍。”如果經調查，被告人卻有賠償能力，不排斥法院將“兩金”納入刑附民的賠償范圍，這也就是筆者上文所稱，官方立場更多的是考慮到判決的執行問題。

四川省高院于2020年印發了《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的意見》，明確將死亡賠償金和殘疾賠償金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該《意見》規定：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造成被害人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營養費、住院伙食補助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出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殘疾的，還應當賠償輔助器具費和殘疾賠償金；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和死亡賠償金。當然，四川省高院出臺的該文件是否繼續有效以及在實際操作中是否繼續適用，歡迎同仁共同探討。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發布的公報案例“尹瑞軍訴顏禮奎健康權、身體權糾紛案”中支持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外單獨提起民事訴訟主張殘疾賠償金。

作者簡介：

安遠律師，河北世紀方舟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青工委副主任，河北省人民檢察院聽證員，核心專注于石家莊及河北地區的刑事案件的辯護與代理，尤其在性犯罪、合同詐騙罪、詐騙罪案件的全流程辯護與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