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黃石，這座靠著礦石和鋼鐵撐起來的城市，在1992年春天聽見了一聲槍響。

這聲槍響帶走的，不是什么江洋大盜，而是一個叫程春蓮的女人。

臨了，她還在喊：“我給國家做了那么多貢獻…

犯點錯就槍斃，不公平！”

這話傳出來，聽的人心里五味雜陳。

有人說她罪有應得，也有人嘆了口氣，說這世道變得太快，把個好好的角兒給毀了。

這事得從頭說起。

1955年，程春蓮生在黃石鐵山區一個普通工人家庭。

那年頭，工人家里啥樣，大家心里都有數。

墻是灰的，天是灰的，連空氣里都飄著一股煤灰味兒。

父母在礦上拿的是死工資，一大家子人吃飯穿衣，全指著那點錢，日子過得緊巴巴。

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程春蓮從小就懂事，眉眼長得也俊，是個美人胚子。

她跟別的野孩子不一樣，不愛到處瘋跑，就愛守著家里那臺破收音機，聽里面的咿咿呀呀。

聽得多了，自己就跟著哼，沒板沒眼的，但嗓子是真亮。

機會這東西，有時候就是專門等著有準備的人。

1970年，黃石市歌舞團下來招人，15歲的程春蓮個頭高挑，嗓音又脆，往人前一站，立馬就被相中了。

進了團，那就是端上了國家的飯碗，對她一家子來說，是天大的喜事。

程春蓮自己也爭氣，知道這機會來之不易。

天不亮就起來吊嗓子，壓腿、下腰，一樣不落，身上天天都是青一塊紫一塊的。

功夫不負有心人，團里要重排歌舞劇《劉三姐》，選女主角的時候，她硬是憑著一股拼勁兒和天賦拿下了這個角色。

這一演，就演出了名堂。

程春蓮的“劉三姐”一登臺，整個黃石都轟動了。

她的歌聲甜，扮相俏，把那個聰明伶俐、敢愛敢恨的山歌仙子演活了。

劇院門口，買票的隊伍能從街頭排到街尾，票販子手里的票價翻了好幾番。

報紙上都夸她是“最美劉三姐”，程春蓮這個名字，一夜之間傳遍了鄂東南。

走在路上，都有人指著她說：“看，那就是劉三姐！”

鮮花、掌聲，讓她第一次嘗到了當明星的滋味。

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程春蓮最風光的日子。

她成了團里的臺柱子，跟著劇團南下北上，去武漢，去北京，去上海，所到之處都是滿堂彩。

可風光歸風光，兜里的錢卻不見多。

計劃經濟時代，工資是按級別算的，她再有名，一個月也就幾十塊錢。

這點錢，自己花銷再貼補點家里，就剩不下什么了。

也正是那個時候，外面的世界開始變了。

改革開放的風，從沿海吹到了內地。

程春蓮跟著團去廣州演出，徹底被震住了。

高樓大廈，車水馬龍，商店里擺著以前見都沒見過的洋玩意兒。

她看到那些拎著“大哥大”、穿著喇叭褲的生意人，出手闊綽，一頓飯就能花掉她幾個月的工資。

強烈的對比，讓她心里那桿秤開始晃悠。

舞臺上的掌聲再響，也換不來電視機、洗衣機。

她看著自己這個“鐵飯碗”，頭一次覺得它又冷又硬，箍得人喘不過氣。

一個念頭在她心里扎了根：憑我的名氣，憑我認識這么多人，為什么不能出去掙大錢？

這個想法一出來，就再也按不下去了。

1985年，30歲的程春蓮做了一個讓所有人大跌眼鏡的決定：辭職。

她脫下戲服，告別了奮斗了十五年的舞臺，一頭扎進了生意場。

靠著“劉三姐”的名氣，她一開始干得還不錯。

進了一家中日合資的服裝公司當銷售，不少客戶都是沖著她的名頭來的，簽單很順利。

公司里一個叫中川三郎的日本經理也很器重她。

可好景不長，那個日本人調回國了，程春蓮在公司的處境一下子就尷尬起來。

沒了靠山，那些曾經捧著她的客戶，臉也變得快。

她這才明白，商場不是舞臺，光靠名氣是站不穩的。

這次失敗沒讓她打退堂鼓，反而讓她看上了更大的買賣。

1987年，她盯上了石油。

那時候國家搞價格“雙軌制”，計劃內的平價油和市場上的高價油，中間差價大得嚇人。

倒一車油，掙的錢比唱一年戲都多。

這買賣普通人想都不敢想，得有門路，能拿到批條子才行。

程春蓮有人脈。

她想到了渤海石油公司黃石分公司的銷售科長梁某。

這個人以前追過她，現在手里正好管著批油的權力。

程春蓮主動找上了門。

昔日的舞臺明星放下架子，一番交際，兩人很快就搭上了線。

梁某負責利用職權，以支援地方企業的名義，開出假的申請，套取國家計劃內的平價油指標。

程春蓮就負責在外面找買家，把這些平價油加價賣出去。

一個批條，一個銷售，兩人配合得天衣無縫。

錢來得太快了。

在那個普通工人工資還不到一百塊的年代，他們一年時間里倒賣汽油、柴油幾千噸，掙了七十多萬。

程春蓮從一個文藝工作者，搖身一變成了黃石城里數得上的女富豪。

金錢像洪水一樣，沖垮了她心里最后一道堤壩。

為了拿到更多的批條，拉攏更多的關系，她開始利用自己的美貌。

后來案卷里記錄，她跟上百個有業務往來的人關系不清不楚，用最原始的本錢，為自己的生意鋪路。

紙終究包不住火。

1989年5月，一封舉報信送到了黃石市檢察院，信里把程春蓮和梁某倒賣石油的事寫得一清二楚。

案子很快就查實了，面對著一堆堆的賬本和證據，兩人誰也賴不掉。

到了法庭上，程春蓮還是不覺得自己犯了多大的罪。

她覺得，自己是響應國家號召“搞活經濟”，幫企業解決了用油的困難，是做了貢獻的。

當聽到一審判決是死刑時，她當場就崩潰了，在法庭上大喊大叫，質問為什么那些給她送禮行賄的人不抓。

她到死可能都沒想明白，她鉆的那個空子，掏空的是國家的利益，觸犯的是國家的法律。

1990年，黃石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程春蓮因貪污、投機倒把罪，判處死刑。

經過上訴和復核，最終沒能改變結局。

槍響之后，黃石城里再也見不到那個唱著山歌的“劉三姐”。

她的故事，成了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也成了那個特殊年代里一個沉重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