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臺北北投，一間宅院里，九十歲的張學良對著錄音機，說出了一句壓了半個世紀的話

——"蔣介石失敗，一個'罪人'是戴笠，二是何應欽。"

這話，他等了五十四年才開口。

磁帶轉動的聲音，比任何歷史定論都要響。

1990年1月，臺北北投。

歷史學家唐德剛帶著錄音機，找到了張學良。

那時張學良剛滿九十歲。

被軟禁了半輩子的人，終于可以開口說話了。

但他開不開口，是另一回事。

唐德剛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歷史學家、美籍華人，做口述歷史是他的本行。

他和張學良在臺北談了五個月，從1月一直談到5月，錄下了整整11盤磁帶。

錄音地點在北投寓所，有時換到亞都飯店，有時在凱悅。

兩個人坐在那里，一個問，一個答，偶爾沉默。

這11盤磁帶，后來成了公眾最早接觸到的"張學良口述史"版本之一。

但這只是開頭。

據史料記載，1990年九十大壽之后，張學良逐漸恢復了人身自由。

從1936年12月25日陪蔣介石飛回南京，到1990年，整整五十四年，張學良活在軟禁里。

此后，來找他的人多了起來——媒體記者、歷史學者、紀錄片導演，還有各國訪談機構。

他選擇了一部分人開口，對另一部分人沉默。

1991年3月，張學良赴美探親，到了紐約，陸續婉拒了一批機構的邀約。

但同年，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中心找上門來，情況變了。

這次來的，是兩個名叫張之丙、張之宇的姐妹。

談話方式不是審問式的，是拉家常式的，跟著他的思路走。

張學良接受了。

據哥倫比亞大學公開資料顯示，從1991年12月到1993年8月，張之丙、張之宇一共采訪了張學良六十次，錄下了145盤磁帶，總時長超過7000分鐘。

這批資料后來被存入哥倫比亞大學的"毅荻書齋"，成為迄今為止最完整、最系統、唯一經張學良本人生前授權的口述歷史檔案。

這批資料沉默了整整十一年。

按照張學良生前簽訂的協議，檔案封存到2002年才對外開放。

2002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歷史學家楊天石，成為第一批進入哥大閱覽這批資料的學者之一。

他后來表示，當時讀到的內容，和他研究了幾十年的民國歷史"有很多對不上"的地方。

資料是對的，歷史比我們以為的復雜得多。

整理這批資料，前后花了六年。

2009年，當代中國出版社獲得哥大授權，組織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遼寧大學等十余所機構的專家，成立專項編委會。

初稿出來后，送給張學良的公子張閭琳審讀，有所刪節。

2014年8月，七卷本、總字數超過一百萬字的《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正式出版。

七卷，涉及人物超過一千位，注釋單獨列為一冊。

這是一個人活了整整一個世紀的記憶。

但這批資料并非完美無缺。

據張之丙事后回憶，在訪談過程中，每當涉及西安事變的關鍵部分，張學良會要求她關掉錄音機。

他愿意說的，和他不愿意留在磁帶上的，是兩件事。

四個版本，講的都是張學良，說的卻不完全是同一個張學良。

時間、地點、對象不同，他開口的角度就不同。

1986年他對晚輩說的，和1990年他對唐德剛說的，和1991年至1993年他對哥大姐妹說的，有重合，有出入，有時候直接矛盾。

這不是一個人說謊。

這是一個人活得太久、經歷太多，而歷史又太沉。

要理解張學良晚年為什么給戴笠和何應欽下那樣的定論，得先回到1936年12月12日凌晨。

那天凌晨，華清池。

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及公開史料記載，東北軍的部隊沖進了蔣介石下榻的行宮。

蔣介石倉皇出走，后來在驪山附近被找到，腰部受傷，當場被扣押。

消息傳出來，舉國震動。

南京那邊，亂成了一鍋粥。

戴笠，國民政府特務系統的實際負責人，那天正在廣州處理緝私問題。

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資料，他接到西安方面的急電，得知發生了緊急情況，立刻飛回南京。

但他飛回來了，能做什么？

這是他職業生涯里從沒遇過的局面。

蔣介石被自己人扣了，特務系統在西安的據點全線瓦解——西安站負責人直接逃跑，組織徹底崩盤。

他能做的，是派人攜帶秘密電臺潛入潼關，利用郵車掩護進西安，搜集情報，同時對東北軍展開策反。

然后，他做了一個決定——親自飛去西安。

飛機落地后，張學良派來的士兵將戴笠隨身武器全部搜走，把他帶到張公館，關進了地下室。

地下室里，戴笠面對了一份要他命的請愿書。

戴笠展開來一看，八個字："速殺戴笠，以絕后患。"

這是東北軍67軍上下聯名寫的請愿書。

士兵們恨戴笠，不是沒有道理——戴笠的特務網絡長期滲透東北軍，這是公開的秘密。

據張學良口述，他對戴笠說：我不殺你。

這一幕，張學良在1990年的口述里平靜地復述了一遍。

他說，戴笠那時候的處境，他理解，"在那時就把這事完了，解決了，死了就死了，沒有了，省去這個麻煩了。

我也不認為就是戴笠的錯。"

這是他1990年的口氣，平靜，甚至帶著幾分寬容。

但到了1991年，他的口氣變了——據哥大口述歷史記錄，他說："蔣先生太狹隘了，天下就敗在CC與戴笠手上，總是安個特務在你身邊，蔣先生就喜歡聽這些人的話。"

同一個戴笠，同一個張學良，一年之隔，評價的溫度截然不同。

這就是口述歷史的麻煩，也是它的魅力。

再看何應欽。

西安事變爆發后，據公開歷史資料，南京緊急召開會議。

何應欽被任命為"討逆軍"總司令，全權負責對張學良、楊虎城的軍事行動。

12月16日，中央軍越過隴海線進入潼關，與東北軍發生沖突，空軍轟炸渭南、華縣一帶，毀房千余間，居民死傷慘重。

何應欽主導了這一切。

但事情的吊詭之處在于，他主戰，蔣介石卻不一定真的希望打起來。

于是，何應欽一邊把軍隊往西安方向推，一邊又在最后關頭同意將最后期限再延四天，"令飭前方在25日以前停止攻擊"。

這一手，是典型的"以戰逼和"——用軍事壓力配合宋美齡的外交談判，兩路并進，最終促成蔣介石獲釋。

從結果來說，這個策略起了作用。

但從張學良的眼光來看，何應欽的方式，暴露了他的本質——他在等，在看，在服從，從來沒有自己的主張，只有蔣介石身邊那把椅子。

蔣介石稍微強硬一點，他就跟著強硬；宋美齡施壓，他就跟著退。

一個缺少主見的人，偏偏占據著軍事二號的位置，這才是張學良最看不起的地方。

張學良送蔣，登上了那架飛機，從此再沒回來。

戴笠比張學良早一天被放出來，塞上飛機遣回南京。

兩個人的命運，從這一天起，走向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軌道。

戴笠繼續做蔣介石身邊的特務頭目，一直到1946年飛機失事。

張學良則在南京被軍事法庭判處十年有期徒刑，隨后被"特赦"，卻遭特務"嚴加管束"，開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囚禁生涯。

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資料，1937年1月30日，戴笠親自押送張學良到浙江奉化雪竇寺，把他關了進去。

這兩個人的關系，就這么奇怪地纏在一起：西安那間地下室里，張學良救了戴笠的命；西安事變結束后，戴笠把張學良關了半輩子。

張學良晚年說那句戴笠是"'罪人'"，背后壓著的，是這一層復雜到理不清的恩怨。

張學良在口述歷史里夸過的人，屈指可數。

他給出的那些正面評價，幾乎都是在反襯他對另一些人的否定。

他的評價體系，只有兩條線——骨氣，和真本事。

兩者都有，他服；有其一，他認；兩者皆無，他直接批評，而且批得很準。

先說他夸的人。

周恩來是其中之一。

1936年4月，據史料記載，張學良和周恩來在延安一個天主教堂里第一次見面，兩人深談了一整夜。

張學良晚年回憶這次見面，用的詞是"一見如故"。

他說周恩來"一句話把我刺透了"——這話他沒講清楚是哪句，但那個"刺透"的感覺，他記了一輩子。

西安事變后，周恩來飛到西安參與斡旋。

據張學良口述歷史記載，他這樣評價周恩來："周恩來的人好厲害，他們都控制住了，連我的部下、楊虎城的部下都聽他的，他說出的話很有理。

這個人好厲害，不但會講，也能處置事情，是我佩服的一個人。"

這個評價出自一個被周恩來"控制住"的人之口，分量不輕。

被人控制了，還說對方厲害——這是張學良評人的一個標準：不服輸，但服真正有本事的人。

再說蔣經國。

張學良對蔣經國的口氣，和他對蔣介石完全不一樣。

蔣介石去世后，張學良寫了一副挽聯，十六個字："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

這是給蔣介石的歷史定論，藏著愛、恨、恩、怨，拆不開。

但談到蔣經國，張學良的語氣里有真實的溫度。

1950年代，蔣經國接手相關管理工作，張學良的監管權移交到他手里。

據張學良口述及相關記載，蔣經國時常來北投陪張學良聊天，談歷史，談京劇，談書畫，送他烏龍茶、紅酒，給他修房子。

兩人互稱兄弟。

1979年，蔣經國特批張學良去了一趟金門，據記載，張學良舉著望遠鏡看了對岸的大陸很久，沒有說話。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病逝。

87歲的張學良由趙一荻攙扶著走進懷遠堂，對著蔣經國的靈柩深深三鞠躬。

他在靈前站了很久，回家后只對身邊的人說了一句："經國先生對我很好。"

這句話他說了不止一次。

每次說，都是這七個字，沒有多余的修飾。

七個字，是張學良給蔣經國最真實的評價。

然后是對蔣介石的評價，他沒那么收斂。

據哥大口述歷史資料，張學良這樣評價蔣介石：他說，蔣先生這個人，思想非常頑固，舊的思想，不是當代的思想。

他還拿蔣介石和自己父親張作霖做比較："蔣先生跟我父親相反，一個是有雄才，無大略；一個是有大略，無雄才。蔣先生這個人就是沒雄才。"

他還說：蔣先生失敗，就敗在"他不用人才，用奴才"。

何應欽，就是他眼里最典型的例子。

張學良講何應欽，用了中國近現代軍政史上極為刻薄的評價。

據口述歷史記錄，證據是這么一件事——有一次蔣介石當眾罵何應欽："你把軍服脫下來，你走。"

何應欽當場沒有走，一聲沒吭。

張學良說：若蔣先生這樣罵我，我真會把軍衣脫下來就走。

所以我看不起何應欽。

這就是他的標準：軍人可以輸，可以敗，可以犯錯誤，但不可以沒有骨氣。

何應欽是當時黃埔系的二號人物，當過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后來還做過國防部長、行政院長。

職位不低，資歷不淺。

但在張學良看來，這個人從來沒有自己的脊梁——蔣介石指哪他打哪，蔣介石罵他，他低著頭挨著，這樣的人，職位再高也是空的。

戴笠，張學良給的評價是"有罪"，但語氣比對何應欽稍微復雜。

1990年他說戴笠的時候，還有一絲體諒的意思——據唐德剛口述錄記載，他說："我也不認為就是戴笠的錯。"

但1991年之后，他的口氣變硬了——據哥大口述歷史資料，他說：天下就敗在CC與戴笠手上，總是安個特務在你身邊，蔣先生就喜歡聽這些人的話。

戴笠代表的，是一種政治運作的弊病——用特務代替信任，用監視代替管理，用恐懼代替忠誠。

張學良在這套系統里被關了五十四年，他的判詞不是情緒發泄，是親身體驗之后的結論。

除了這幾個核心人物，張學良對國民黨財政系統的幾位人物，也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評價。

孔祥熙：據口述歷史記錄，張學良評價其**"視財如命，不是真正的政治家"**，一個字都沒留情。

這種寬容，放在張學良平時對人的苛刻評價里，顯得格外突出。

把這些評價放在一起，張學良的邏輯就清楚了：他評人，不看派系，不看職位，只看兩條——你有沒有真本事，你有沒有真骨氣。

據口述歷史記載，他講過一句話，最見底——"我寧給好漢牽馬蹬，我不給賴漢當祖宗。"

這話是他的人生哲學，也是他貫穿整個口述歷史的評人準則。

歷史學家最怕的，是當事人自己說的話。

不是怕他說謊，是怕他在不同時間說出不同版本的"真話"。

張學良口述歷史的爭議，從他開口那一刻就沒有停過。

最大的翻案，是關于"九一八不抵抗命令"的問題。

幾十年來，歷史課本、影視作品、回憶錄里，都在說蔣介石在九一八之前密令張學良"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

甚至有說法稱，于鳳至把蔣介石的這份密電帶到了美國，存在歐洲銀行里，成了張學良的"保命符"。

這個故事，張學良自己否定了。

據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資料，1992年6月，張之丙在訪談中把這段說法讀給張學良聽，張學良直接回答：蔣先生沒說這話，沒有。

他說，那些說法是替他"開脫責任"，好像是奉中央命令才不抵抗，"其實沒有，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他還說，于鳳至"不懂政治，也不搞政治，沒這事"，什么密電都是"胡說"。

這番話，讓當時在場的唐德剛教授當場感嘆："這個說法可是歷史的大翻案，我們五十多年來，光知道是蔣公讓你不抵抗的。"

一個流傳了幾十年的歷史成說，就這樣被當事人自己推翻了。

但翻案，并不等于新的說法就一定完全準確。

歷史學家楊天石在整理哥大版本的口述資料時，也發現了若干內部矛盾之處。

張學良在不同時間講述同一件事，細節上會有出入，甚至結論也不一樣。

比如他1990年說戴笠"不能算錯"，1991年又把戴笠列為有責之人；他說送蔣回南京時"真決心去死"，但據相關史料，他在受審期間給毛澤東發的電報里卻說"俟二三日把政府事做完，幾天即回"，語氣相當樂觀。

口述歷史的可信度，從來就不是百分之百的事。

記憶會變，立場會變，說話的對象不同，他呈現出來的那個"自己"也會不同。

張學良在唐德剛面前是一種講法，在哥大姐妹面前又是另一種講法，這兩種講法，都是他，但也都只是他的一部分。

好在，還有別的史料可以交叉驗證。

據黨史研究資料，1956年12月，蔣介石在日記里讀了張學良上呈的《西安事變反省錄》之后，感嘆當年"對東北軍很多處理方針與人事之失當，加重了三七年冬東北失地之因素"，"甚為遺憾"。

這說明蔣介石本人對西安事變前后的歷史，也有反思，也有他自己的解讀——而這個解讀，和張學良的講法，有吻合之處，也有不一樣的地方。

兩個當事人的日記和口述對照著看，才能大致逼近那段歷史的真實。

但"逼近"永遠不是"抵達"。

口述歷史的史學價值和局限，研究者們爭論了很多年。

歷史學家楊天石的觀點是：口述史可以為歷史著作提供豐富、生動的細節，但細節本身不能虛構，必須依賴當事者敘述，而這個敘述，又受制于記憶的衰退、情緒的變化、種種現實顧慮。

張學良的口述，就是這個矛盾體。

他說了很多，也留下了很多空白。

比如西安事變最核心的那些細節——他和各方之間是如何協調的，他和楊虎城之間最后的分歧在哪里，他為什么最終決定親自送蔣回南京——這些問題，他每每在關鍵時刻要求關掉錄音機，或者用幾句含糊的話帶過。

據張之丙回憶，張學良有時候在訪談到某個節點，會突然停下來，笑著說，這個我不說，將來你們自己去查。

他知道歷史學家要什么，但他不一定愿意全部給。

他說了什么，是記錄；他不說什么，是選擇。

一個活了整整一百零一年的人，對于該開口說什么、該沉默什么，有自己的判斷。

還有一個問題，是史學界長期在討論的：張學良晚年開口之后，他的敘述在多大程度上是"重塑歷史"，而不是"還原歷史"？

據黨史研究資料，在軟禁期間，張學良曾寫過《西安事變反省錄》，對西安事變進行了帶有強烈自我批判色彩的檢討。

1990年之后，他開始以完全不同的口氣講同一件事——據口述歷史記錄，他說："西安我不講那也可以，國家糟糕就糟糕吧，我認為事情應該那樣做就那樣做。"

前后兩個張學良，說的是同一段歷史，得出的卻是截然不同的結論。

到底哪一個是他的真實想法？

也許都是，也許都不完全是。

他在不同的處境下，說出了不同的話，而這些話，每一句在當時的語境下，都可能是真實的。

歷史的復雜性，往往就藏在這種矛盾里。

口述歷史的學術檢驗，從來不是要把當事人"定性"，而是要把不同時期、不同版本的敘述放在一起，和檔案、日記、第三方記錄交叉比對，在矛盾中找出那條盡可能接近真相的線索。

這項工作，在《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2014年出版之后，才真正有了足夠完整的一手資料作為基礎。

一百萬字的口述，145盤磁帶，六十次訪談——這是張學良留給歷史學家的材料，也是他留給歷史的謎。

2001年10月14日，張學良在夏威夷去世，享年一百零一歲。

距離1936年12月那個他親手發動的"西安事變"，整整六十五年。

他活著的最后幾年，已經在夏威夷，聽不見北投宅院里的風聲，也看不見大陸的山河。

但他的磁帶還在，一百四十五盤，放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毅荻書齋"里，溫度恒定，防潮防塵。

那些磁帶里，有一個人用一輩子的時間，把他活過的二十世紀，細細講了一遍。

這些話，每一句都像是一顆石頭，扔進了民國歷史這片湖里，漣漪還在擴散，沒有停。

歷史學家們還在爭。

爭他說的哪些是真的，爭他省略了什么，爭他對蔣介石的評價是否客觀，爭他對自己的敘述是否誠實。

但有一件事，沒有人在爭——

那個九十歲的老人，對著錄音機，說出那句壓了半個世紀的話，這件事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

一百零一年的人生，壓縮進一百四十五盤磁帶。

磁帶停轉之后，那個聲音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