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疫情暴發時，喬伊斯正在上班。喬伊斯是國際組織在剛果（金）的工作人員。她工作的城市是該國東部伊圖里省省會布尼亞（Bunia）。伊圖里省正是疫情的中心。省會布尼亞是一座人口約50萬的城市，坐落在剛果（金）東部海拔約1200米的高原上，俯瞰著裂谷和湖泊，湖對岸30公里處是鄰國烏干達。

喬伊斯告訴本刊，其實早在五月初，她就聽到過本市出現埃博拉的傳言。5月15日，當剛果（金）政府宣布疫情時，辦公室里來自塞拉利昂的同事對此不以為意。她說：“有什么好擔心的呢？到下周一，我們就能控制住。”

到了周一，他們等來的是疫情被世衛組織認定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鄰國烏干達也已報告了埃博拉的確診與死亡病例。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通報，這一輪疫情的“警報”是在5月5日拉響的。當天，伊圖里省蒙布瓦盧（Mongbwalu）衛生區稱當地暴發不明疾病疫情，“死亡率極高，包括醫護人員死亡”。5月9日，國際醫療援助組織無國界醫生（MSF）響應警報，和剛果（金）衛生部一起派出調查小組前往伊圖里省。該組織的剛果（金）項目醫療主管恩東·讓-吉爾伯特（Ndong Jean-Gibert）告訴本刊，調查小組拿到患者體液樣本后，伊圖里當地的實驗室沒能檢測出異常。于是，他們將樣本用飛機運送到首都金沙薩后，剛果（金）國家生物醫學研究所（INRB）確認，樣本感染的是埃博拉邦迪布焦毒株（Bundibugyo，BDBV）。

埃博拉出血熱（EHF）是由絲狀病毒科正埃博拉病毒屬的病毒引起的傳染病。感染者通常在2天到3周里出現癥狀，首發癥狀包括發熱、咽痛、肌肉疼痛，隨后會出現嘔吐、腹瀉，尤其是吐血和血便，以及皮疹、肝腎功能障礙和內外出血等癥狀。病毒通過體液和血液傳播。

目前，科學家已發現六種埃博拉毒株，其中四種會感染人類。最早被記錄的埃博拉疫情發生在1976年，當年在扎伊爾〔剛果（金）的前身〕北部和蘇丹南部（現屬南蘇丹），分別暴發了互不相關的兩輪埃博拉疫情，兩次疫情的毒株不同，分別被記錄為扎伊爾毒株和蘇丹毒株。此外，1994年在非洲科特迪瓦發生一起單人感染，該毒株被稱為塔伊森林毒株。

邦迪布焦是一種相對罕見的毒株，它與最常見的扎伊爾埃博拉病毒之間相比，基因組序列差別大于等于30%。邦迪布焦此前僅暴發過兩次疫情——2007年在烏干達西部的邦迪布焦、2012年在剛果（金）的伊西羅地區，分別造成37人和29人死亡。

此前兩輪邦迪布焦埃博拉疫情的死亡率分別為25%和51%，稍低于扎伊爾毒株的平均致死率83%。但它的罕見性給疫情的控制帶來了困難。

無國界醫生的傳染病專家阿爾曼德·斯普雷克爾（Armand Sprecher）告訴本刊，針對常見埃博拉病毒的核酸檢測無法檢出邦迪布焦毒株。而檢測邦迪布焦毒株的試劑盒，因為不具有商業價值而沒有量產。偏遠的伊圖里省缺乏這種試劑，而首都金沙薩和伊圖里分別位于剛果（金）的西南和東北角，需要用飛機運送樣本，一定程度上延誤了病毒的檢出。

伊圖里當地的醫療條件極為有限。喬伊斯告訴本刊，今年年初她身體不適就醫，發現即使在首府布尼亞，要找到一家B超檢查令人放心的醫院都很難。埃博拉疫情暴發后，喬伊斯馬上想起：一次，她住處的保潔阿姨生病后向她要醫療費。她查看保潔阿姨的就診檢驗單，發現上面只有很粗略的幾個分類——瘧疾、傷寒、尿液和糞便是否異常等。她猜想，誤診和漏診在本地醫療系統內可能很常見。

越來越多的醫療人員認為，埃博拉病毒已在不受控制的情況下擴散了很長時間。紅十字與紅新月國際聯合會（IFRC）在5月下旬發表聲明稱，該組織三名志愿者在3月27日前往蒙布瓦盧（距離布尼亞約75公里的金礦小鎮）執行一次遺體處理和喪葬任務時，尚沒有任何有關埃博拉疫情的消息和通知。三名志愿者后來都患病了，分別于5月5日、15日和16日去世。現在，三人被認為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們是這次疫情暴發已知的首批受害者”。

美國傳教士醫生彼得·斯塔福德（Peter Stafford）5月確診感染埃博拉。他此前在距離布尼亞46公里的一家鄉村醫院工作，是院內唯一一名外科醫生。斯塔福德供職的基督教團體Serge表示，斯塔福德懷疑自己是在為一名嚴重腹痛的患者做手術時感染的。當時醫生懷疑患者得了膽囊炎。膽囊炎一般可以通過血檢和B超判斷。但這名患者沒有得到診斷。為其開腹后，斯塔福德發現該患者的膽囊正常。該患者第二天去世，還沒有來得及接受病毒檢測就被下葬了。

截至6月19日，剛果（金）和烏干達分別報告確診病例896例和19例，死亡232例和2例。其中剛果（金）一周內新增220例確診病例。疫情遠未得到理想控制。

本地的醫療衛生系統幾乎沒有獨立應對疫情的能力。5月中旬，距離疫情警報第一次被“拉響”約十天后，《紐約時報》記者德克蘭·沃爾什（Declan Walsh）在最初發現疫情的蒙布瓦盧看到，當地的公立醫院并沒有“好萊塢電影里演的、身穿防護服的醫護人員在巨大白色帳篷外忙碌”的場景。患者和家屬擠滿了埃博拉病房：因為醫院不為患者提供食物和水，家屬只能自己送進病房，守候在患者身邊，幾乎沒有佩戴任何防護設備，用手舉著水桶去接患者的嘔吐物；患者與患者間沒有隔離，前夜死去的患者遺體，僅僅蓋著一層薄床單，放在仍在接受治療的患者幾米開外。

醫院的醫護人員告訴沃爾什，醫院里已有七名醫護疑似死于埃博拉；余下的醫護們不堪重負、情緒低落。醫護人員表示沒有接受過任何埃博拉救治的訓練，醫院的防護裝備也不夠給所有工作人員使用。患者樣本必須送到布尼亞檢測，來回需要四天，往往在得到檢測結果時，患者已經去世了。他們對剛果（金）的政府和衛生部門感到憤怒，因為他們過了幾個月才發現疫情；他們也對國際醫療援助體系感到憤怒，因為遲遲沒有得到支援。

喬伊斯告訴我，疫情暴發的區域極為閉塞。從首府布尼亞到金沙薩，地圖上的距離超過3000公里。從地圖上看，一條土路貫穿布尼亞，向北通往剛果（金）的東北角和鄰國南蘇丹，向南則通往北基伍省（Nord-Kivu）的省會、大城市戈馬。

但實際上，土路年久失修，雨季時常常不能通行。加上剛果（金）東北部有多達100多個武裝團體盤踞，出行十分危險。要離開布尼亞，本地人通常走另一條路——坐車向東，顛簸兩個多小時后到達湖邊一個港口小鎮，從這里乘船穿越艾伯特湖，抵達烏干達，再乘車前往烏干達的首都坎帕拉，通過那里去往目的地。布尼亞有一座機場，平日里有少數航班飛往烏干達和剛果（金）的其他地方，如戈馬和首都金沙薩。但戈馬在2025年被叛軍占領，航線中斷。疫情暴發后，前往首都和烏干達的航班也都取消了，僅保留應對埃博拉疫情的航班。

無國界醫生的讓·吉爾伯特告訴我，從布尼亞到烏干達的道路運輸，比布尼亞到首都金沙薩要方便快捷很多，但在烏干達為防疫而關閉邊境后，醫療和人道主義援助物資很難進入疫區。

無國界醫生調查完蒙布瓦盧的初始病例后，派出了新的團隊，在蒙布瓦盧綜合醫院建立了一個52張床位的臨時埃博拉病房。另一個獨立的、擁有65張床位的病房還在籌建中。在布尼亞和戈馬，該機構分別運營著擁有36張床位和80張床位的埃博拉病房，前者已經“滿負荷運轉”。

在首府布尼亞，另一國際醫療援助組織“國際醫療隊”（International Medical Corps）6月3日在布尼亞綜合醫院啟動了一個有24個床位的埃博拉病房。

該機構緊急項目主任艾哈邁德·馬哈特（Ahmed Mahat）告訴本刊，他們在布尼亞綜合醫院門口設立了“篩查室”。被檢測出埃博拉病毒的患者會被收治進隔離病房。根據世衛組織發布的信息，針對扎伊爾埃博拉毒株的兩種單克隆抗體藥物，對此次疫情中流行的邦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無效。因此，針對患者的護理主要是支持性治療，包括給患者補液、給氧，控制發熱、嘔吐和腹瀉等癥狀，控制和治療繼發感染，監控血液指標，等等。

但如今控制疫情應對最大的挑戰在于檢測速度。

“最初樣本要被送去金沙薩檢測，效率很低，”馬哈特告訴我，“后來衛生部向伊圖里省派遣了一些檢測人員。但由于檢測試劑不足，每天都會很快用完，患者的樣本大量積壓。”進入6月，馬哈特被告知，衛生部承諾可以在24小時內給出檢測結果，但實際上通常要等待48小時。他說，如果未感染的患者和感染者長期待在一起，會增加未感染者暴露在病毒中的風險，因此理想的檢測時間是6小時，方便醫護人員將感染者和未感染者分開收治。

除了感染控制和救治，國際組織在疫區還和衛生部門一起承擔了事無巨細的防疫工作。讓·吉爾伯特說，當地的遺體處理和喪葬工作是紅十字與紅新月國際聯合會（IFRC）負責的，而在蒙布瓦盧，一開始由于缺少車輛，IFRC不得不用同一批汽車運送患者和遺體，這無疑會加劇病毒的傳播。無國界醫生因此支援了一批車輛到蒙布瓦盧，才緩解了這種情況。

為了控制社會面的感染，國際醫療隊和衛生部一起組建了40個健康教育小組，志愿者從社區和村里招募，會說當地語言，更容易被信任。他們進入社區，挨家挨戶地科普埃博拉的癥狀、它和瘧疾之間的區別。若發現發熱患者，他們會呼叫急救人員來檢查。志愿者也和社區長老保持溝通，一旦有居民發熱或出現疑似癥狀，長老會通知急救人員去篩查和轉診。

這些手段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疫情，目前難有定論。無國界醫生的讓·吉爾伯特說，由于尚未找到疫情中的“零號病人”，也不知道疫情宣布前病毒是如何傳播的，當下仍然無法對疫情走向做出判斷，也難以就邦迪布焦毒株的致死率和治愈率給出清晰的答案。

在疫情中的布尼亞，喬伊斯有點緊張。5月下旬的周末，她到市場采購食物，留意到擺攤開店的人臉上疲憊的神色。發熱和疲憊是諸多傳染病的初始癥狀之一，這讓喬伊斯“無端猜測”。她決定將采購任務交給保潔阿姨。但她知道，這并不意味著她和病毒隔離了——保潔阿姨家甚至沒有流動水，而這是布尼亞大多數平民的生活常態。

喬伊斯所在的辦公室向員工發放了口罩和酒精。布尼亞街頭的一些小商店，在門口放置了帶有水龍頭的水桶，方便民眾進出時洗手。但對這座城市的大多數人來說，生活沒有太多變化。街頭依舊人來人往，周末教堂的集會照常。喬伊斯對外出和疫情的謹慎，讓她被同事們笑稱“全辦公室最害怕埃博拉的人”。

在剛果（金），人們對疫情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認知，這使得防疫變得更為困難。有一次，喬伊斯聽到本地人在討論“埃博拉是世衛組織的生意”。《紐約時報》記者沃爾什也發現，一些剛果（金）人認為，這場疫情是剛果（金）醫生和外國援助人員“為了牟利而精心策劃的陰謀”，也有人稱之為詛咒。

1976年8月，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被記錄到的埃博拉疫情，正是出現在剛果（金）。從1995年起，剛果（金）每隔數年就會發生一次導致上百人死亡的埃博拉疫情。最致命的一次發生在2018年至2020年，病毒在東部的北基伍省和伊圖里省蔓延，造成2200多人死亡。

剛果（金）的“詛咒”并非無來由的。加拿大約克大學社會學家哈里斯·阿里（Harris Ali）長年研究環境與傳染病的關系。他告訴本刊，人與埃博拉病毒的接觸，通常并不是來自戲劇性的“人走向山洞里的野生動物”，而是在大規模工業化后，因為森林砍伐、環境破壞，人類侵入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導致動物失去家園，反過來“進入”人類社會尋找生存空間，增加了人與動物的接觸。

阿里提到，上世紀60年代起，跨國公司的工業化采礦和資本密集型的農業進入扎伊爾。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上世紀70年代（蒙博托政權期間），扎伊爾90%的出口收入來自銅、鈷和鋅。礦場在全國各地隨處可見。

1997年蒙博托政權被推翻后，剛果（金）陷入長期沖突。在伊圖里省所在的剛果（金）東部，各路民兵和軍閥為了爭奪礦產、交通線和口岸，也由于殖民時代遺留的土地和統治權問題，不斷地相互殘殺，聯合又分裂。人權組織統計，截至2026年，仍有超過100個武裝組織活躍在剛果（金）東部。

阿里認為，戰爭和采礦造成的環境污染，都可能迫使人口遷移。“武裝組織會占據交通要道，為了躲避他們，流民們不得不走林中小路，這就加劇了人們與森林中的動物和病原體接觸的機會。”阿里說。

沃爾什在蒙布瓦盧的金礦工人居住地，遇到了27歲的蒙貝雷·賽義迪（Mumbere Saidi）的家屬。賽義迪家鄉的農場被“伊斯蘭國”剛果（金）分支（ISIS-linked ADF）燒毀后，他和兄弟來到蒙布瓦盧挖金礦。他們在森林邊緣挖礦，手要直接接觸汞，頭頂的樹上不斷有蝙蝠飛過。

賽義迪的兄弟說，起初他們以為賽義迪患了瘧疾，于是帶他輾轉了六家不同的診所，都沒能治好他。他病得越來越重，最后在家里去世。蒙布瓦盧的醫生告訴沃爾什，由于埃博拉的早期癥狀與其他疾病（如瘧疾或傷寒）相似，因此，當患者前往醫院并很快死亡時，容易讓人以為死亡是醫院導致的。

5月底，無國界醫生在蒙布瓦盧綜合醫院的一間埃博拉帳篷病房被民眾襲擊并燒毀。《紐約時報》報道稱，18名疑似感染者在混亂過后逃離了病房，消失在鎮上。

當地的風俗習慣也使得防疫變得困難。沃爾什在醫院采訪時，目睹了憤怒的人群試圖沖破軍人把守的醫院的大門，想要搶奪一名確診埃博拉的死者的遺體。院長洛庫杜說，剛果（金）人的葬禮習俗是觸摸遺體以示尊重，但這樣的行為勢必會造成病毒的超級傳播事件，于是他拒絕將遺體交給群眾。由于死者是當地一名天主教傳教士，在當地有很多信眾，當晚有100多名男子手持砍刀和棍棒，襲擊了醫院，軍警用了5小時才平息了事件。傳教士的遺體沒有被奪走，但混亂中又有更多病人溜出了病房。

美國醫學人類學家保羅·法默（Paul Farmer）在參與2013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救治工作后，將他的反思寫進其著作《發熱、世仇與鉆石：埃博拉病毒與歷史的蹂躪》（Fevers, Feuds, and Diamonds：Ebola and the Ravages of History）。他不贊同常見的敘事，即“非洲人迷信、愚昧，執著于與現代流行病學脫節的傳統觀念”。他指出，在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間，在非洲被感染的西方醫護被轉運回本國，在高醫療資源地區接受妥善治療時，埃博拉的致死率大大降低，這與病毒在非洲的高致死率截然不同。

法默進一步提出，當埃博拉被描述成一種“必死無疑”的疾病時，當感染者被當成傳染源來“控制”，而非作為患者被“救治”時，感染者自然會對醫療機構產生抵觸。相比于病毒起源，他認為更重要的問題是社會與政治：瀕臨崩潰的醫療系統、長期貧困、同時存在的其他疾病，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一種病毒會造成多大的災難。

美國疾控中心（CDC）發布的埃博拉疫情預測稱，若沒有強有力的公共衛生措施，如果只有20%的病例在癥狀出現后的兩天內被隔離，未來三個月內預計會出現超過2萬病例和4000人死亡。

在距離布尼亞3000公里外的首都金沙薩，在中資通信企業工作的姜先生告訴本刊，公司要求盡量不要外出聚會、購物。和本地同事聊天時，他才得知剛果（金）在2025年12月，剛剛結束了上一波埃博拉疫情。他發現，本地人對疾病“習以為常”——即使有了青蒿素作為特效藥，剛果（金）仍是每年因瘧疾死亡人數世界第二多的國家。人們默認瘧疾、登革熱、季節性流感等等，“年年出現、病毒不斷變異”。他猜想，在剛果（金）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有500～700美元的情況下，人們的首要關注是溫飽，而非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