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近日作出重要裁決，明確將Google、蘋果等科技公司保存的用戶位置數據納入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的保護范圍，認定警方在使用所謂“地理圍欄令狀”（geofence warrants）時構成一次“搜查”，必須具備合理的犯罪嫌疑和相應理由，方可向科技公司調取相關數據。

長期以來，警方會向蘋果、Google等公司發出地理圍欄令狀，要求提供特定時間段、特定區域內所有設備的定位記錄，希望通過大范圍數據篩查鎖定嫌疑人。這種做法常被批評為“大拖網式”搜查，會在追查一名嫌犯的同時，讓大量毫不相干的普通民眾卷入調查。

根據法律專業網站 SCOTUSblog 對該判決的解讀，最高法院認定這種地理圍欄令狀符合第四修正案中“搜查”的定義，因此，令狀中涉及的每一名個人，都必須有明確的理由被納入警方調取數據的范圍，而不能僅僅因為其設備曾出現在某一地點。

裁決指出，警方今后不得在完全沒有具體嫌疑人的情況下，單純依靠大規模位置數據篩查來“捕魚式”尋找線索，除非屬于極少數、非常特殊的情形。這意味著，過去那種以“先把附近所有人的位置數據都要來再慢慢篩選”為基礎的調查模式，將受到嚴格限制。

這一判決并不意味著執法部門從此無法獲取用戶位置數據。最高法院強調，如果警方已經通過其他證據鎖定某一具體嫌疑人的身份，在此基礎上向蘋果或Google申請調取該個人的定位記錄，仍屬于合法且可行的調查手段。

法院也指出，對于已經確認存在犯罪團伙的案件，或是在追查已知犯罪嫌疑人的同伙時，警方仍可在一定條件下申請使用地理圍欄令狀，但必須在個案基礎上逐一提交、逐一審查，不能再以籠統的大范圍拖網搜查替代針對性的偵查工作。

在過去的一些案件中，警方往往會直接向Google索要某一時間段、某一地理范圍內所有設備的定位記錄，即便當時并沒有任何確定的嫌疑人。如果有人的手機恰好在該地點附近經過，也可能因此被納入調查，甚至受到牽連，僅僅因為他“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并攜帶了一部智能手機。

最高法院此次以 6:3 的票數裁定，這種做法違反了第四修正案對公民免受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保護。參與撰寫判決意見的法官埃琳娜·卡根指出，個人對于記錄其手機位置的數據享有合理的隱私期待，而當警方向第三方科技公司索要這些數據時，就已經侵犯了這一受憲法保護的利益，即便調取的時間范圍有限且數據由第三方持有。

卡根強調，未來警方必須通過其他手段先行鎖定嫌疑人，不能再主要依賴大規模位置數據篩查來“反向”尋找犯罪嫌疑人。換言之，僅憑“錯位出現”這一因素，已不足以成為警方調取某人位置記錄的正當理由。

據《哈佛法律評論》統計，僅在 2020 年，Google就收到超過 11，500 份針對地理圍欄搜查的令狀，要求其提供大范圍位置數據。隨著最高法院這一新裁決生效，缺乏對每一名涉及對象的具體理由的此類令狀，在法律意義上應視為“不具備正當理由”，相關數量預計將在未來歸零。

此次裁決源于一宗發生在 2019 年的銀行搶劫案。一名男子搶走近 20 萬美元現金后成功逃脫，警方最初手中毫無嫌疑人線索，這一“零嫌疑人”的起點，對案件最終演變至最高法院具有關鍵意義。

當時，警方向Google發出了地理圍欄令狀，要求提供案發前后約一小時內，在銀行附近 150 米范圍內所有設備的定位記錄。Google隨后提供了 19 個賬號的數據，警方在此基礎上縮減至 9 個賬號，并繼續索要案發前后兩小時內更詳細的定位軌跡。

經過進一步分析，調查范圍被收窄到 3 名個人，其中一人名為奧凱洛·查特里（Okello Chatrie）。通過其位置記錄，警方最終找到了其住所，并在屋內發現近 10 萬美元現金、一支槍以及用于搶劫的勒索紙條。查特里隨即被逮捕并認罪。

然而，查特里隨后提出，他在本案中的第四修正案權利遭到侵犯。該案在上訴過程中，圍繞地理圍欄令狀的合法性出現截然相反的判決意見，最終一路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并促成本次具有標志意義的裁決。

根據最高法院星期一公布的結果，查特里的案件并未就此終結，而是被發回聯邦巡回上訴法院，要求其進一步審查警方當初是否具備足夠理由調取相關位置數據。該案的具體走向仍待后續司法程序確定。

無論個案結果如何，最高法院已明確表態：美國公民的手機位置數據受到憲法層面的隱私保護。未來，警方若要獲取這類數據，必須提供遠超“你剛好在那附近出現”這種模糊理由的證據基礎。對普通用戶而言，這意味著即便手持智能手機在公共空間活動，也不應再輕易成為大范圍“數據拖網”中的無辜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