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歷史·社科

著者：王德昭

定價：89.00元

出版時間：2026年6月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從書：溯源·學術經典

書號：978-7-203-14121-1

開本：16開

成品尺寸：155*230

印張：14

字數：206千字

頁數：224

讀者對象：歷史愛好者、對考試制度感興趣者、對清史感興趣者

普通關鍵詞：明清科舉、考試制度、戊戌變法、百日維新

學科關鍵詞：中國史、清史、考試制度史、清代思想史

◆內容簡介

本書為王德昭先生代表作，以專題研究的形式論有清一代之科舉制度，從大處著眼，由要處入手，論其由來、與政治社會的關系、對于教育與民風士習的影響，至于清季廢止之經緯，及近代新教育制度之萌興等。尤其著重于清季朝野有關科舉的存廢之爭，從維護科舉者和主張停罷科舉者各自所持的理由，以見科舉之所以存在的政治和社會的根源，及其最后不得不遭廢止的原因。本書在綜合分析制度、排比史事的同時，也呈現出一部圍繞科舉的清代思想史。行用五百年的考試之法雖已廢除，但圍繞科舉產生的種種觀念，其殘影仍徘徊于世間，則本書于今之社會亦有現實意義。

◆作者簡介

王德昭（1914—1982），浙江嘉興人，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后于美國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曾任新加坡南洋大學歷史系主任和文學院長，1966年起任敎于香港中文大學，歷任歷史系主任、中國文化研究所副主任和文學院院長等職。學貫中西，尤專長中西交通史、西洋史及史學理論、明清及中國近代史等方面，主要專著有《明季之政治與社會》《文藝復興》《西洋思想史》《清代科舉制度研究》《歷史哲學與中西文化》及《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

◆編輯推薦

教養之道在學校，鼓勵之方為考試，兩者殆如車輪、鳥翼而交相成也。明清兩代，科舉必出于學校，學校與考試漸混為一，卒至于視學校為科第之預備，教授、訓導不聞課學，專以送考。“科舉之法興，而學校之業廢矣。”

◆王德昭的治史之風

人們曾經非議過史學界專注考證的風氣，認為這種風氣每會使史學者對史事的認識襞積破碎，因而違反史學本身所應具的經世致用的價值。不過接著而來的卻是一陣無力的空潮，若干取巧的、大言的、公式主義的著作，風行了一時，接著又消沉下去。

本來，歷史的發展既然是一個歷程，我們對史事就也應該用一種對于歷程的看法，來加以觀察。我們觀察一條道路的延伸，如果我們需要得到關于這條道路的全部知識，第一我們就必須要知其“然”，方向的遵循、地勢的崇卑、景物的取舍、基面的構筑，乃至沿路的設施等等，都是應該知道的條件。然后我們再進而求其“所以然”，就是從各種相重的關系中，探索出所以如此的理由。不知前者而想追尋后者，其結果只能出諸憑空的虛構；僅知前者而不知探索后者，則其勢將永不能透悟其中的道理，而其所得也只能限于路工的片斷知識，不能往觀全局。這兩種看法，前者是考證的、記錄的、敘述的；而后者則是哲學的、原理的，或所謂史觀的。

——王德昭《明季之政治與社會》（1942）

◆圖書目錄

一　弁言與史料舉隅二　明清制度的遞嬗三　清代的科舉入仕與政府四　科舉制度下的教育五　科舉制度下的民風與士習六　新時勢、新教育與科舉制度的廢止后記補記

◆試讀章節

一　弁言與史料舉隅（節選）

本書為撰者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成績的一部分。計劃之初，原只擬就清季朝野有關科舉的存廢之爭，一加論究，從維護科舉者和主張停罷科舉者各自所持的理由，以見科舉之所以存在的政治和社會的根源，及其最后不得不遭廢止的原因。科舉考試，在中國歷史中可以遠溯至隋唐，成為歷代政府登進人才和民間社會地位升降的一條重要的途徑。科舉考試，在實行的制度上歷代雖有因革損益，然清承明制，即以清代所實施的制度而言，行之也有五六百年，則其卒遭廢止，其歷史意義及其所生的政治社會的影響的重大，可以想見。但一經從事，便見科舉考試既關系一代的制度，如不對制度本身及其他有關的方面有所澄清，則其存廢問題的歷史的意義，也難以充分闡明。于是遂從原來的一個專題的擬議，擴張而為五個專題的研究，即（一）明清制度的遞嬗，（二）清代的科舉入仕與政府，（三）科舉制度下的教育，（四）科舉制度下的民風與士習，和（五）新時勢、新教育與科舉制度的廢止。

以上的說明之所以必要，因為本書雖尚能包攝清代科舉制度的重要的方面，然究竟仍是一專題研究之作，而不在概述清代的科舉制度。后者自有商衍鎏先生的《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一書，竊意一時尚不必另作。同時，因為本書各章皆取專題論文的形式，獨立成篇，為求各篇首尾完整，在篇與篇的起訖之間便不免有少數語句的重復。各篇的附注也都各自獨立，不相牽涉。

鄧嗣禹先生于其《中國考試制度史》一書中說，“中國載籍，言及考試者，幾于無書無之”，確是事實。所以要為科舉制度聚集史料，無論如何不憚涉獵，也總難免仍有遺漏。而且，即就涉獵所及，影印鈔摘，結果加以引用的，又往往十才一二。不過，一項歷史研究的進行，必有其基本應用的史料。以下是本書借以撰成的基本史料的舉要，并作淺釋。

本書因關系一代的制度，所以應用資料，以官書為多，而官書又以政書為主。清代自康熙朝始，雍正、乾隆、嘉慶歷朝皆修會典，頒示現行典制，以官統事，以事隸官，稱《欽定大清會典》。乾隆以前，于《會典》各條下散附有關則例，以明其因革損益的由來。乾隆時始以則例別錄，所謂《會典》“具政令之大綱”，《則例》“備沿革之細目”。嘉慶朝因之，于《會典》外別編《會典事例》，并附《圖說》。今所用者為光緒十二年（1886）時所敕纂，二十二年纂成進呈，二十五年刊刻頒行，共計《會典》100卷、《會典圖說》270卷、《會典事例》1220卷。內吏部有關職官銓選與除授各卷、禮部有關貢舉與學校各卷，以及翰林院與國子監各卷，本書征引尤多。《會典》既為現行的典制，而《事例》明現行典制的由來，所以纂修極其慎重。據光緒十二年敕纂《會典》時大學士李鴻章等奏請，“應令會典館纂修各官，親赴皇史晟，敬謹恭閱〔歷朝寶錄〕，凡于典例有關者，鈔錄備纂”；嘉慶朝《會典》后增修的部分，因“皆系現行常例，查核〔在京大小衙門〕案牘，最為緊要”。清政府各衙門記載詔令章奏的日期，因收發時日不同，先后互異；私家記載亦然。今一以《會典事例》為準。

政書中介乎記注與撰述之間的有《通典》和《通考》，論其體例，蓋源于紀傳體史書的書、志。唐杜佑撰《通典》，分八門，內第二為選舉，第三為職官。其自序說，“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足見其對于一代典制中的選舉的重視。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大抵仿《通典》而益加推廣，分二十四門，內第九為選舉，第十為學校，第十一為職官。其自序說，所謂“文”者，“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征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獻”者，“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宋鄭樵撰《通志》，分帝紀、列傳、世家、載記、譜、略，有會通諸史之志，而四庫目錄既以之列為別史，金毓黻又稱之為“總輯之史”。清乾隆時敕修續三通與皇朝三通，唯《欽定皇朝通志》200卷，只仿《通志》作二十略，省去紀、傳、譜、世家與載記。《通志》二十略，據鄭樵自序，欲以總“天下之大學術”“百代之憲章”，而據其綱目，其第十一為職官，十二為選舉。所以《清通志》既僅修二十略，便成了一典制之書，四庫也便以之與《清通典》和《清通考》同列為政書，與《通志》和《續通志》之在別史者分列。《欽定皇朝通典》100卷，仍杜佑《通典》的舊例分門，其第二為選舉，第三為職官。《欽定皇朝文獻通考》266卷，內容增廣為二十六門，而選舉、學校與職官三門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