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田野文物保護形勢嚴峻，為加強田野文物安全工作，國家文物局于2001年批準了《文物保護單位防范體系研究》課題。本人參加了課題組，完成了《文物保護單位中古遺址古墓葬安全問題與基層保護網(wǎng)及其保護責任制模式的研究》一文并收錄在李曉東主編《文物保護單位防范體系研究》中。當前田野文物的保護仍是文物保護工作重點任務之一，現(xiàn)將當年的文章重新刊出，或許能對今天的工作提供些參考。

分布在廣袤的華夏大地上的古遺址、古墓葬，是中華民族優(yōu)秀歷史文化遺產(chǎn)的一部分，在全國已知的近40萬處不可移動文物類別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據(jù)統(tǒng)計，國務院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總計1271處，其中古遺址、古墓葬有412處，約占總數(shù)的百分之三十三。我國的文物大省陜西共有各類在冊文物點35750處，而古遺址和古墓葬占10497處，為全部文物點數(shù)的三分之一。這些數(shù)量龐大的地下文物大多具有較高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是各級政府、文物部門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重要保護對象。然而，由于古遺址、古墓葬均埋藏于地下，具有較大的不可知性，而且大都分布在田野鄉(xiāng)村，管理相當困難，如何保證它們的安全，使其免遭破壞，成為各級政府和文物行政部門著力解決的問題。

古遺址、古墓葬面臨的主要安全問題

我國的古遺址、古墓葬主要分布于田野鄉(xiāng)村，管理難度非常大。新中國成立后，為保護這些悠久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黨和政府頒布法令，規(guī)定對不可移動文物，根據(jù)其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分別由中央人民政府、省級和縣級人民政府公布為保護單位，而對于特別重要的文物保護單位，可設博物館、研究所、保管所等專門機構。于是像河北的趙邯鄲故城，清東西陵等一批非常重要、規(guī)模大的文物保護單位相繼成立文物保管所，派駐了管理人員。但是，能設立機構的畢竟是少數(shù)，大部分文物保護單位和文物點是靠五十年代末創(chuàng)立的一種制度——文物義務保護員進行保護。隨著這些專門機構的設立及文物義務保護員工作的開展，大部分地下文物得到了有效保護。

在客觀上，20世紀八十年代前，由于中國經(jīng)濟建設規(guī)模相對較小，對地下文物影響只限于局部；犯罪集團也未把盜竊地下文物作為發(fā)財?shù)哪繕耍I竊的地下文物不易出手。再加上固有的傳統(tǒng)觀念，人們不愿意觸動地下的舊東西，古遺址和古墓葬相對較少地受到破壞。

1997年3月河北藁城九門鄉(xiāng)莊貨頭村

白佛寺遺址被盜掘現(xiàn)場

但是，從八十年代開始，隨著大規(guī)模的經(jīng)濟建設，成片開發(fā)、出租、出讓土地，地下文物的保護遇到了極大的挑戰(zhàn)。同時國內外文物犯罪集團內外勾結，大肆盜掘地下文物，并將之非法走私出境，牟取暴利。居住于古遺址、古墓葬周圍的部分農(nóng)民在文物販子的唆使下鋌而走險盜掘地下文物。二十多年來，數(shù)以萬計的古墓葬、古遺址遭到毀滅性的盜掘，使祖國文物遭到了巨大摧殘和破壞，情景觸目驚心。1990年，國家文物局曾邀請全國11個省的文物部門到北京匯報本省的盜墓情況，據(jù)統(tǒng)計，在短短的兩年內這些省就有三、四萬座古墓被盜挖。

2001年內蒙巴林右旗遼慶陵被盜塌陷古墓

與古遺址、古墓葬面臨的嚴峻形勢相反，在對地下文物的保護中，一些基礎性的保護工作，不但沒有加強，卻出現(xiàn)了少有的松懈。新的保護方式?jīng)]有建立，而以往創(chuàng)建的，并且行之有效的保護員等制度未能認真執(zhí)行。有的文物行政部門在經(jīng)濟浪潮的沖擊下，工作方向發(fā)生了傾斜，與經(jīng)濟利益發(fā)生關系的工作得到加強，而另一些沒有經(jīng)濟實惠，費時費力的基礎工作被放在了工作重心之外。

2003年河北淶水元代舍利塔

被盜毀現(xiàn)場及保護員

由于缺乏管理，基層文物保護組織基本不復存在，文物保護制度難以在基層落實。沒有了這些基層文物保護組織和基層保護制度，各級政府對古遺址、古墓葬的保護就失去了眼睛和耳朵，造成了信息不靈、消息不暢的后果，許多地下文物受到破壞和盜竊時都不能及時得到信息，并進行迅速、有效地制止，地下文物受到了重大損失。

2003年河北淶水元代舍利塔被盜毀現(xiàn)場

九十年代，許多地區(qū)的盜墓活動曾達到了瘋狂的程度，一些地區(qū)的盜墓活動嚴重影響了地方改革開放的形象，甚至影響到了社會穩(wěn)定，如山西的侯林山、郭秉霖為首的幾個帶有黑社會性質的文物犯罪集團發(fā)展到了武裝盜掘、走私文物的程度，對國家財產(chǎn)和人民的生命安全構成了極大威脅。這些文物犯罪活動逐漸引起地方黨委政府的注意。文物保護方面存在的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有關地方在黨委、政府的領導下，由法院、檢察院、公安部門、文物部門等聯(lián)合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打擊文物犯罪活動。同時，為徹底改變地下文物保護不力的被動局面，各地重新實施了一系列保護措施，并因地制宜地總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保護方法和經(jīng)驗。

（本文原載于李曉東主編《文物保護單位防范體系研究》，《學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