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對做好調查研究的啟示

高金國《 人民周刊 》（ 2024年01月16日 第 09 版）

“調查研究”是現代才有的詞匯。古代雖然沒有這個詞，調研活動還是有的，當然程序不像現在這么嚴謹。孔子曾經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批評有些人“自己不懂卻憑想象制造”，強調要“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論語·述而》）。“不知而作”、拍腦袋決策，是孔子所反對的。

孔子做過地方官，調查研究之類的工作自然少不了。《論語》主要記載孔子的言論，對他的行為記錄較少。既然是發表言論，多數情況下，孔子直接“講結論”“作總結”，不會“繞彎子”去談自己如何作調研。然而，在《論語·八佾》中，孔子卻罕見地提及了自己的“調研思路”——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孔子的意思是，夏朝和殷朝的禮，我是可以說出來的（吾能言之），可是，如何證明我說得對呢？按道理，可以到這兩個朝代的后裔所在國——杞國和宋國，去找一下證據，但春秋時期禮壞樂崩，杞國和宋國也沒法作證了（杞、宋不足征也）。原因是什么呢？“文獻不足故也。”文獻，今天指資料的遺存；在《論語》中，一是指資料遺存，二是指當時的賢者（獻，賢也）。

孔子對于“禮”，態度是嚴謹的。他一方面充分利用自己所學來宣傳“禮”，另一方面重視“征”，希望找到充足的證據來證明自己傳播內容的準確性。如何證明呢？最好的辦法是實地調查。夏商已經成了“過去時”，但后代還有封地，是可以去“調研”的。

孔子真的去杞國和宋國做過調研嗎？從文獻記錄來看，答案是肯定的。《禮記正義》卷21《禮運第九》中，有如下記載——

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

內容比《論語》更為詳細，孔子明確表示自己到了杞國和宋國（之杞、之宋），結論也和《論語》相同——杞國和宋國現在的禮或者道，都已經無法作證，和夏禮、殷禮相去甚遠了。雖如此，孔夫子有兩個意外收獲，得到了兩本書籍《夏時》和《坤乾》（注意不是“乾坤”）。

“不足征也”的“征”字，有人注釋為“作證”，也有人解釋為“成也”，后者意指孔子到了杞國和宋國，游說兩個國君恢復夏禮和殷禮，但兩國都太弱小，無法實現。就后者而言，孔子的調研不是“把調研報告等同于調研成果”，而是注重實效，希望切實推動恢復古禮。

孔子調研“禮”，目的一是“言”，為了宣傳古禮，尤其是恢復周禮；二是為了“征”，即驗證自己的宣傳是否準確，同時力促其“成”，爭取有實際效果。他的調研手段，和現在差不多，重視“文”和“獻（賢）”，“文”就是文件資料，“獻”就是賢人——通過對他們的走訪了解更多真實情況。

《論語·學而》中，有一段子禽和子貢的對話，兩人討論的問題是：孔子到了一個邦國后，是怎樣準確掌握當地情況的？這段話可以看作對孔子“調研方法”的總結——

子禽問于子貢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孔子每到一個國家，都能迅速準確地了解該國政治的真實情況，引發了子禽的好奇心，于是問子貢：老夫子掌握的情況，是自己調研得來的呢，還是別人主動給他匯報的？求之，是孔子主動；與之，是別人主動。子貢回答：孔子是靠溫和、善良、嚴肅、節儉、謙遜取得的。他老人家獲得的方法，和別人獲得的方法，不相同吧？

就是說，孔子是主動去了解情況，而不是被動“等、靠、要”。子貢之所以強調夫子的做法“異乎人之求之”者，有點褒揚老師的意思，同時也反映出那個時代的從政者缺乏這種務實、主動的精神。

“溫、良、恭、儉、讓”五個字，大家都很熟悉，但很少有人把它們和調查研究聯系起來。仔細想想，兩者是可以契合的。溫和、善良，既是調研時的態度，同時也是出發點之一，調研目的要體現積極的一面，不能先入為主、“有罪推定”；嚴肅、節儉，是對調研程序的要求，既要嚴謹、準確，也要避免給被調研方增加經濟負擔；謙遜既是調研過程中的態度，也是對調研結果的態度，要防止對調研對象“過度美化”、為了塑造典型而夸大其詞。

這五個字的“調研方針”，完全可以古為今用，為我們今天的調研工作提供借鑒。

高金國，筆名高了高，高級編輯，著有《好父母養出好孩子》《寫給孩子的趣味中國歷史（12冊）》《少年讀史記故事（3冊）》《中國歷史超好看（6冊）》《人生是一場修行》《唐朝那層窗戶紙》《齊國那些事兒》等圖書32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