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依然是個發展中國家，依然有大量的人生活不易，依然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中國國情復雜，既有許多人擔心藥品質量，更有許多人擔心藥品價格。仿制藥的流行正是因為許多人根本吃不起昂貴的進口藥或原研藥。當然，這絕不是忽視進口藥或原研藥的積極價值，而是說一個合乎公平價值的社會除了要有進口藥或原研藥之外，還應該有能滿足中下階層民眾訴求的大量平價仿制藥。

連日來，因為上海、北京的三甲醫院醫生同時發聲質疑集采藥品質量問題，讓社會早已存在的對集采藥、仿制藥的質量憂慮迅速成為輿論場關注的熱點。
在最近召開的上海“兩會”期間，上海瑞金醫院普外科主任鄭民華醫生等20位上海政協委員在一份共同提交的提案《關于在藥品集采背景下如何能夠用到療效好的藥物》中寫道：“我們在臨床實踐中發現某些集采藥的藥效不穩定，特別是在高血壓、糖尿病藥物，內鏡檢查腸道準備的瀉藥、麻醉藥等，在臨床使用中經常有反映藥效不佳的情況，有些往往加大藥量也不起效，面對如此情況醫生很無奈，因為沒有選擇權，向上反映也沒渠道。”
在接受財新采訪時，鄭民華醫生用“麻藥不睡、血壓不降、瀉藥不瀉”來形容某些集采藥藥效不穩定的現象。
與此同時，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朝陽醫院心內科主任醫師盧長林提交提案表示，雖然缺乏臨床試驗支撐，但醫生普遍反映，與進口藥或原研藥相比，集采藥療效欠佳。
鄭民華、盧長林兩位醫生的說法引來不少醫藥界人士的跟進和輿論的關注。盡管網上有分析對鄭民華、盧長林等人的說法存在懷疑，認為他們的說法缺乏充分的證據，但總體而言，擔心集采藥、仿制藥質量的聲音不容回避。有鑒于此，近日國家醫保局已經聯合衛生健康、工業和信息化、藥品監管部門赴上海調研。
應該承認的是，盡管需要進行充分的論證，但擔心仿制藥質量是一個長期以來的問題。拋開品牌溢價、中間環節差價不談，“一分錢一分貨”的確是樸素道理，所以才有網上的疑慮——“3分錢一片的阿司匹林能吃嗎？”省錢、便宜是非常重要的維度，但不能只考慮省錢、便宜，藥品應該有保證質量的最低成本價。

除此之外，讓醫院、醫生、患者有選擇權十分必要。不同患者的情況往往存在區別，他們對于價格、療效、仿制藥、原研藥的傾向未必相同。既然這樣，醫保體系在發揮兜底作用、保證公平的同時給予不同患者的多樣選擇，應是必要的制度設計。
然而上述分析與藥品集采并不矛盾，反而互相補充。現在有不少聲音因為擔心國產仿制藥的療效而質疑、否定藥品集采，甚至把藥品集采與計劃經濟等同。這其實是一個誤區。
國產仿制藥療效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藥品集采，而在于藥品生產和監管環節出現問題。國家醫保局集采的藥品都是獲得藥品監管部門認可的藥品，如果藥品療效欠佳，必然是生產的問題。只有從藥品生產和監管源頭確保質量和療效，那么無論是藥品集采還是患者在藥店和網上自購，都能確保同樣的質量和療效。
將藥品集采與計劃經濟等同更是缺乏說服力。藥品集采的核心是帶量采購、以量換價。這其實是自古以來常見的采購策略，與計劃經濟根本是兩回事。從制度設計的初衷來看，藥品集采能起到減少中間環節、降低藥價、節約醫保經費的積極作用。畢竟，大規模集中采購確實能有效降低成本。如果因為藥品集采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就片面否認藥品集采制度，無疑是因噎廢食。

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學院教授、病毒學家金冬雁在回復VOA時表示：“實行健保制度的國家或地區都用集采，由職業藥劑師按療效和價格決定采購什么藥物。既是藥劑師的專業決定，也有監管機構嚴格監管藥物的質量或療效。出售無效、有毒及質次的藥物會被刑事追究。集采作為制度設計并沒有問題，關鍵在執行。”
自古以來，關于藥品都有兩個最重要的考慮維度，一是安全、質量和療效，二是價格。無論何時，藥品的安全、質量和療效都應該排在第一位，因為這直接影響人民的生命健康。在保證安全、質量和療效的同時，價格是非常重要的考慮維度，因為有錢人永遠都是少數。如果藥品價格過高，超出中下階層民眾的經濟承受能力，那么縱使是救命神藥，仍是不敢想象的奢侈。相反，在藥品的安全、質量和療效有保證的情況下，如果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來降低藥品價格，才能惠及更多人。
2018年一部大火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我不是藥神》，講述了一個小老板從印度走私、代購用于治療白血病的平價仿制藥故事，打動了許多人。

中國依然是個發展中國家，依然有大量的人生活不易，依然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中國國情復雜，既有許多人擔心藥品質量，更有許多人擔心藥品價格。仿制藥的流行正是因為許多人根本吃不起昂貴的進口藥或原研藥。當然，這絕不是忽視進口藥或原研藥的積極價值，而是說一個合乎公平價值的社會除了要有進口藥或原研藥之外，還應該有能滿足中下階層民眾訴求的大量平價仿制藥。
正因這樣，要反思的不是藥品集采、平價仿制藥本身，而是通過有效的藥品監管和充分的社會監督來保證藥品的安全、質量和療效。藥品集采的過程應該保持公開、透明，要引入充分的社會監督，要防止“一刀切”和壟斷，要確保醫院、醫生和患者能有選擇原研藥和仿制藥的自由空間。仿制藥的生產要強化監管和社會監督，要確保任何進入市場流通的藥品都能有安全、質量和療效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