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容（1163～1206），字南強，南宋湘鄉縣十四都大湖（今湘鄉市金石鎮狀元村狀元坪組）人，湘中地區歷史上唯一的狀元。湘鄉至今仍有許多與他相關的紀念地，如狀元坪、狀元塔、狀元巷等。

　　王容自幼便展現出對知識的渴望，他勤奮好學，博聞強記。少年時期，他慕名進入縣城漣溪書院讀書，十五歲時又進入岳麓書院，師從理學大師張栻。在岳麓書院濃厚的學術氛圍中，王容不僅汲取了豐富的知識，更培養了他的家國情懷和政治抱負。多年的潛心苦讀，為他在科舉之路上的輝煌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187年，王容赴行都參加丁未科會試。在會試中，他憑借《文德帝王之利器賦》展現出卓越的才華，成功被錄取為進士。緊接著，他迎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殿試。在殿試中，王容的文章引起了孝宗帝趙昚的注意，孝宗帝評鑒“王容之文質實”，親自將他擢拔為狀元。

　　在宋朝，考中進士要先過會試這一關，而會試的考試內容主要是寫賦，特別看重考生能不能“體物寫志”，也就是通過描寫具體事物，把自己的志向和想法表達出來。宋孝宗在位的時候，南宋剛經歷了“乾淳之治”，國家表面上挺繁榮，但朝廷其實特別缺人才，尤其是既懂儒家經典，又能提出實際治國辦法的人。這一年會試的題目是圍繞“文德”和“帝王之利器”來寫，說白了就是要看考生怎么理解“用文化治國”和“靠武力強國”之間的關系。孝宗皇帝一直想收復北方中原地區，可又不能直接發動戰爭，所以想用發展文治的辦法，先把國家根基打牢，為以后北伐做準備。王容寫的賦，把“文德”當作核心主題，既迎合了孝宗“重視文化、適當壓制武力”的政策方向，又在文章里藏著對北伐這件事的理性思考，既不顯得激進，又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得明明白白。

　　王容在賦里對“文德”的解釋，和他在湖湘學派學到的東西緊緊掛鉤。他的老師張栻在《論語解》里說過，“王者之興，必以文德為本”，意思是治理國家得把文德放在第一位，但也不能忽視軍事，不能光講大道理不辦實事。這種思想，王容在賦里做了詳細闡述。他把“仁政”當作文德的核心，就像賦里寫的“敷教化于黎元，播聲教于八荒”，這和孟子“以德服人”的說法一個意思，也是在悄悄批評北宋以來，有些官員只知道用法律管人，卻不重視道德教化；他把“禮樂刑政”都算進文德的范圍，還提出“修太學以儲才，定律令以繩墨”，這既強調了道德教育，又重視制度建設，完全體現了湖湘學派“既要講道理，也要立規矩”的治學風格；他提出“文德為利器之基”，還在賦里寫“藏利器于文德之中，若良工之儲材”，把軍事力量巧妙地和文德聯系起來，當時宋孝宗剛繼位時，發動“隆興北伐”失敗了，只能和金國議和，但他心里一直想著收復失地，到了晚年，孝宗重用王淮、周必大這些實干派官員，想通過改革文治來積蓄力量。王容在賦里寫“利器不示人，示之以文德”，這么寫，既不會得罪朝廷里主張求和的大臣，又給以后北伐提供了理論支持，足見王容特別懂政治門道。

　　王容在賦里把儒家的道德觀念、國家制度建設和軍事戰略想法融合在一起，這和當時朱熹“修政事，攘夷狄”的主張形成思想共振，都希望國家強大起來。但比起朱熹，王容的想法更懂得變通，他沒有單純強調道德或只追求實用，而是找到了一個中間點，這也體現出湖湘學派特別的地方，既不像理學派那樣只講大道理，也不像事功學派那樣只看重實際效果，而是在兩者之間找到了平衡。

　　在宋代的科舉考試里，會試評卷特別看重文章是否實用，同時也要求寫得漂亮，二者缺一不可。《文德帝王之利器賦》借鑒了漢代大賦那種鋪陳描寫的手法，比如引用“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樣的句子，把道理說得氣勢十足，但又融入了宋代流行的理學思想，讓文章既有深度又不枯燥。這種寫法，既滿足了科舉對文采的要求，又不會像一些人那樣只講大道理，卻不切實際。根據《宋會要輯稿·選舉》的記載，宋孝宗在位時，很多考生因為文章華而不實被淘汰，而王容的文章特別實在，比如他直接寫“田野有未辟之土，則文德未洽也”，意思是只要還有荒地沒開墾，就說明朝廷的教化沒做到位。這種務實的文風，正好符合孝宗皇帝選拔實干人才的想法，所以一下子就被打動了。

　　王容當上狀元后，把賦里寫的治國理念用到了實際工作中。在靜江府時，他一方面加強城防建設，一方面興辦學校，這就是他“用文德為利器”想法的實踐。后來開禧年間南宋準備北伐，王容主張先把國內根基打牢，再找機會出兵，這種思路和他賦里寫的“藏器于身，待時而動”的策略是一致的。可惜當時南宋朝廷內部斗爭激烈，宰相韓侂胄急著北伐立功，而史彌遠等人又堅決主張求和。夾在兩派中間，王容這種穩扎穩打的主張根本無法實施。最后他被降職到紹興當簽判，從這個結局就能看出，南宋朝廷在戰與和的問題上分歧太大，根本沒辦法調和。

　　《文德帝王之利器賦》其實提前反映了南宋后期思想界的兩大趨勢，一邊是理學慢慢成為官方正統思想，另一邊是講究實際功效的事功學派開始興起。王容受湖湘學派影響，既重視儒家的道德理論，又強調做事要有用，想把“講道理”和“辦實事”結合起來。他在賦里提出“德刑相濟”“文武兼修”，比只專注理論的朱熹更關心現實問題，又比只強調實用的陳亮、葉適更堅持儒家的道德根基。可惜在當時，他這種“兩邊兼顧”的思想沒能成為主流。但長遠來看，這為元明時期湖湘學派的復興打下了基礎。后來明代的李東陽、清代的曾國藩等湘中名人，他們“既要修身立德，又要建功立業”的做事風格，都能從王容的思想里找到源頭。

　　從明清時期到現在，湘鄉的老百姓和文人一直在講述王容和他的狀元賦。光緒年間編的《湘鄉縣志》，特意把《文德帝王之利器賦》整篇收錄，稱文章之格局大、思考深，有漢代大賦的遺風，為“文學佳作”。民間的故事就更有意思了，大家把賦里說的“利器”說成是王容的“狀元筆”，還流傳著“筆鎮湘水，文運昌隆”的說法。官方史書的記載和老百姓的傳說相互影響，慢慢地，王容不再只是個古代狀元，而是成了湘鄉人“文德為利器”精神的代表。這種文化影響一直延續到近代，比如曾國藩組建湘軍時，用書生帶兵、以文化凝聚軍心的做法，其實就和王容“文德為利器”的想法一脈相承。

　　王容的《文德帝王之利器賦》，是南宋時期科舉制度、讀書人的精神追求以及地域文化相互融合的結果。那支曾書就"質實"風骨的狀元筆，至今仍影響著湖湘大地，書寫著"以天下為己任"的千年浩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