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列維王朝接手的伊朗是一個非常落后的前現代國家，小巴列維時期想搞繼續世俗化和現代化改革，但他代表的是王室權貴和親西方的大企業、大資本的利益，假如堅定地跟摩薩臺代表的民族主義的力量聯盟，或許還有可能比較平穩推進現代化。但由于跟英美綁定太深，最終配合外部勢力發動政變，聯手推翻摩薩臺政府。

現代化在沖擊傳統社會秩序的同時，也帶來了迷茫和混亂。伊朗當年面臨的問題并不特殊。

在現代化過程中產生了龐大的被邊緣化的群體，經濟和象征秩序中都沒有位置，于是他們逃回到宗教所承諾的替代性秩序中去，因為那時候伊朗宗教組織承擔著基層福利、組織生活、身份認同等實際職能，比政權更容易觸及底層。

初期的現代化往往是由資產階級政治力量主導或深度參與的，由傳統的王權主導現代化罕有成功的案例，伊朗也不例外。

最終還是霍梅尼將當時被邊緣化的傳統勢力教士階層、巴扎商人、農民、知識分子等人的不滿力量整合為一場出人意料的革命，但當1979年霍梅尼回到伊朗時，他所帶來的是一套嚴肅而徹底的反現代化方案。

獲得了成功的是一場保守主義革命。

霍梅尼政治神學的核心原則就是“法基赫的監護”，教法學家治國，教法家精通伊斯蘭法典，是真主在人間的代表，可以保障社會不偏離伊斯蘭教義，所以由教法學家依據伊斯蘭法律的統治國家，國家只是為了監督和實施宗教規范的設施。

這是在現代社會重新搞起了政教合一的原則，但也意味著伊朗或許可能走出一條另類的現代化道路。

霍梅尼的伊朗旗幟鮮明地反美反資，美國代表的是侵入伊斯蘭世界的帝國主義、墮落邪惡的現代世俗生活。他的夢想是伊斯蘭民族的聯合和團結，并建立普遍的"世界伊斯蘭政府"。

這在當時精神消沉、歷史終結的西方看來，是一種相當新穎而且值得期待的事件，左翼主張居然可以和最保守的伊斯蘭教義聯盟。

當然，那也是現代化的必然產物，資本主義產生了疏離、無依的群體，現代生活摧毀了“意義”的土壤，驅使人們在前現代的信仰中尋求克服這種“無根性”。

雖然民眾的內在訴求只是走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但教權治國確實也并不如人們想象的那樣荒謬，宗教的精神在某些時候依然會展現出某種感召力，美國的宗教是自由資本主義，以色列的整個國家的實質則是形式個人主義下的集體主義，形式的民主下的猶太復國主義。

所以，跟中東的恐怖主義一樣，霍梅尼的神權政府也是英美制造出來的，是中東地緣政治的結構性的產物，也是對現代化危機的一種極致反應。

反美、親美都不算什么，更現實的問題是，伊朗的教權能否駕馭現代化的進程，是否有足夠彈性處理好錯綜復雜的矛盾。

無奈的是，對當時的伊朗來說，要獨立自主的現代化，擺脫親美依附路線，只能依靠教權，甚至以攻為守的戰略，沒有其他可用的替代性資源。而歷史送走巴列維，送來霍梅尼，是特殊條件下的偶然。

從實際結果看，革命后的伊朗的戰略空間很小，遭遇到的阻力很大，

更為悖論的是，教權需要經濟發展來鞏固自己的合法性，但這會不斷侵蝕教權統治的根基。始終要把外部的、現代化的壓力當成敵人進行防備。

但是越是卓有成效的現代化，就越是帶來一個小時代，宗教信仰等倫理資源將會被掏空。

無法擺脫傳統，也無法融入現代秩序，所謂的“第三條道路”名存實亡，伊朗不得不處于這種尷尬別扭的處境。

那場造反推翻了一個表面正常實際上腐朽的政權，宗教只是形式，人民的不滿是其內容，霍梅尼的旗幟代表的是人民沖破歷史格局的行動。

但如今全世界似乎都喪失了信念。

在一切穩定下來的后秩序時代，所有人被安放在特定秩序之中，無法創造，無法影響和參與歷史，只能獨自照料自己的生活和悲歡。

信仰是偉大的，信仰能凝聚人心，但信仰是人創造的，而霍梅尼卻想讓信仰反過來統治人，這注定是刻舟求劍，大量資源和力量會被浪費。

相比霍梅尼的時代，如今的伊朗人在精神上的確更加虛無，人需要意義、需要理想，曾經人們接受宗教來告訴他們這種意義。

跟那時候的不同的是，現代化的生活條件似乎是一種更加普遍和容易觸及的許諾，有資格成為新的理想。

但現代化不是簡單線性的事件，處于改革和利益結構調整的國家，社會機體的免疫力很脆弱，容易被文化輿論擊穿，并陷入無休止的內耗，需要民族主義來守最后的防線，也需要更進步的意識形態。

如今年輕人中大量親美傾向似乎表明，世俗生活的吸引力是無法抗拒的，伊斯蘭主義早已經破產，陷入虛無。

但親美的深層原因在于年輕人中高本科率、高失業率，而難以實現小資的欲望再生產，追根溯源，這又是歐美經濟封鎖造成的并維持的，種種困境滋生的不滿必定會被投射到美國或者其他對象上。

伊朗的軟弱似乎激活了網友挨欺負的創傷記憶，但痛罵伊朗無濟于事，這是一個長期生活在封鎖和匱乏中的中東國家，能扛，就守住了最起碼的歷史進步性。

萬一被顛覆掉，親美政權上臺，歐美、遜尼派國家將大力分化削弱，從而一勞永逸消滅其反抗潛能，伊朗將重蹈顏色革命的覆轍，面臨失去主權和戰略獨立性的危險。

知識分子、文士集團更可能會淪為附庸。最根本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集團或者隊伍能代表上升階級，團結整合國內上下不同群體，主導現代化進程。

不斷的危機化本來就是資本主義的內在趨勢。

現代化就是在不斷的失敗、矛盾、失衡、撕裂、動蕩中前行的，扛住壓力，解決問題，馬上又會涌出新的問題，曾經的巴列維王朝扛不住這種失敗跑路了，現在的伊斯蘭共和國被這種失敗搞得沒了心氣，很多人則藉著這種失敗幻想出一種抽離的安寧。

近百年來，這個破碎、虛弱的中東格局都是域外勢力深度參與塑造的，今天的以伊戰爭依然是在傳統地緣政治和全球資本主義的斷裂的延長線。

而這場沖突似乎已經站在一個全新的更加粗鄙的地面上了，原來的圖景維持不下去，種種矛盾在釋放和激化，但這些矛盾一直都在，也一直無法完全浮出來。

這是一個低谷，在這個低谷的最底部，是加沙人民無比悲慘的處境，沒有人能置身事外，人類要繼續前行，擺脫叢林法則，需要新的價值和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