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單律師，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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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罪，其保護的法益是公家和私人的財產權益不被侵犯。換言之，詐騙罪的社會危害性，主要體現為被害人的財產被他人非法占有導致的經濟損失。

既然如此，如果當事人在取得詐騙資金之后、偵查機關發現詐騙事實之前，主動或被迫退還所騙款項，彌補了被害人的經濟損失，使被侵害的法益得以恢復，是不是等于這一詐騙事實可以被抹除，進而不作為定罪依據？

對于這個問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1991年《關于申付強詐騙案如何認定詐騙數額問題的請示》曾有過答復：

被告人申付強以欺騙手段，與新沂縣酒廠簽訂了價值為106200元的各類曲酒合同。案發前，新沂縣酒廠追回曲酒價值61086.24元，下余45113.76元已無法追回。

對此案，我院審委會有兩種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對申付強的詐騙數額，可把案發前被追回的6萬余元扣除并作為從重情節在量刑時予以考慮，按下余的4萬5千余元的數額予以認定；另一種意見認為，申付強已將價值10萬余元的曲酒詐騙到手，詐騙數額應按合同總標的計算，屬數額巨大，被追回的6萬余元可作為從輕情節在量刑時予以考慮。我們傾向于第一種意見。

換言之，當時的官方態度是，已歸還的詐騙數額，從詐騙數額中予以扣除，不作為定罪依據，僅作為量刑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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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法律適用問題請示答復的規定》，申付強一案中最高法的答復屬于針對具體個案的請示答復，不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也不能作為裁判依據援引。

因此，對于“案發前歸還數額的認定”問題，當前仍存在爭議，主要有兩種觀點：

支持者認為，實務中，詐騙罪的成立以實際的財物損失為結果要件，這類案件之所以案發，基本也是因為被害人無法挽損所致。因此，只要在案發前歸還了部分或全部詐騙資金，被害人也就不存在對應的經濟損失，相應的危害性消失，基于罪刑法定原則和刑法的謙抑性精神，不宜再追究已歸還部分的刑事責任。

對此，最高法《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也指出，集資詐騙的數額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計算，在案發前已歸還的數額應予扣除。

可見，現行司法解釋也支持上述觀點，基于存疑有利于當事人的原則，將案發前歸還的數額不計為詐騙罪定案數額。

反對者認為，取得詐騙資金表明詐騙行為終了，屬于既遂，而既遂是一種不可逆的犯罪形態，已經發生的詐騙事實不可能當作沒有發生，所以事后的退還、追贓行為均不影響詐騙罪的成立。雖然詐騙案件往往以財物為目標，但其造成的損害結果并非僅僅由案件中的被害人承擔，或多或少也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否則，如果騙了錢后又還回來，就能不以犯罪論處，那干脆把詐騙案作為自訴案件處理算了，不告不理嘛，但為何在我國法律上詐騙案屬于公訴案件？

退一步說，即便是詐騙未遂，兩高《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也明確規定，以數額巨大的財物為目標，詐騙未遂的，應當定罪處罰；詐騙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別達到不同量刑幅度的，擇一重論處；達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詐騙罪既遂論處。

顯然，詐騙罪的成立并不完全以實際損失為前提，對于詐騙未遂的行為，國家司法機關也應予追究刑事責任，這也是公訴案件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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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種觀點各有理據，之所以始終存在爭議，本質上是立場的不同。

從有利于打擊犯罪、懲前毖后、引領社會風氣的角度，當然要堅持依法治罪，根據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詐騙行為既遂、詐騙金額達到了立案追訴標準的，就應該以詐騙罪論處；即便沒有既遂，一些以數額巨大財物（5萬~10萬）為目標，或具有其他嚴重情節（電信網絡詐騙、詐騙弱勢人群、造成被害人自殺等）的詐騙行為，依法也應以詐騙罪處罰。

在這個前提下，以總詐騙金額予以定罪，就其中已退還的部分作為量刑情節酌定從輕，也并不違背罪刑法定原則。

從有利于挽損追贓、修復法益、定紛止爭的角度，在案發前退還詐騙資金的，可以考慮從詐騙數額中扣除已退還的部分，再根據實際未退的數額予以定案，整體詐騙數額作為量刑情節酌情從重。

有人說，若按這個邏輯，全額退回詐騙款項的話，豈不是無需追究刑事責任了？

從實務來看，即便是全額退還，也要看具體退還的時間點：

如果是在被害人報案之前，這個案子基本不會案發；

如果是在被害人報案之后、公安機關立案之前，由于被害人一方已經挽回了經濟損失，在沒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情況下，確實存在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可能性；

如果是在公安機關立案之后，無論當事人全額返還或家屬代為退還，都只能作為案后表現，此時一般推定為當事人系因公權力介入而迫不得已返還被害人財物，并非主動返還，進而證明當事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應當予以定罪處罰，被動退還的部分不宜從詐騙數額中扣除。

以上僅是根據退還時間點來討論入罪可能性，若結合具體的涉案金額，又有存在一定的“出罪”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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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詐騙公私財物達到“數額較大”標準的，當事人若具有“一審宣判前全部退贓、退賠”“被害人諒解”等情節，可依法予以（酌定）不起訴或定罪免罰。

換言之，在詐騙數額未達到“數額巨大”標準的案件中，在公安機關立案之后、一審宣判之前，當事人全額退還的，可爭取不起訴或定罪免罰的“出罪”結果。

實務中，根據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當前的裁判要旨是：對于涉詐騙案件，當事人在公安機關立案之前歸還的數額，可從詐騙數額中予以扣除。

如（2023）豫17刑終605號一案，

2021年3月，被告人F某以掛牌發行的定向融資產品展開宣傳，虛構合作開發項目和融資提供擔保的虛假事實，以認購產品年收益高回報率為誘餌吸收資金，累計吸收認購轉賬資金381萬元。2021年8月20日，某公安分局接到舉報后即調查落實。同年8月25日，F某將上述381萬元分別退還給認購轉賬參與人。同年9月3日，該局對F某涉嫌詐騙案立案偵查。

一審法院認為，公安接到報案時，F某涉嫌犯罪的信息已被公安機關登記掌握，即犯罪事實已被公安發現，故判決被告人F某犯集資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

宣判后，F某上訴。二審法院認為，F某在公安機關立案前已全部退還集資款，就該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而言，偽造印章的行為明顯重于集資詐騙行為，因此以偽造企業印章罪定罪處罰符合罪責刑相一致的原則，故依法改判F某犯偽造企業印章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1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