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方丈釋永信被查，鬧得沸沸揚揚。急就了一篇發在冰川（《》），標題是老編起的。我和他說，我并不反對“商業化”，這標題容易引發誤會。老編笑問“你為何對大和尚如此愛護有加？”

“愛護有加”當然不至于，要說多大的惡意，確實沒有。寫篇“討釋永信檄”的爽文不難，但是犯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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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佛教徒，對大和尚娶妻生子之類的破戒行為無感。這到底是多大罪過，留給其他大和尚評判便是了。至于說少林寺的商業化和由此產生的經濟問題，釋永信當然是不干凈的。但是，“窮廟富和尚”俯拾皆是的當下，他這樣的“富廟富和尚”肯定算不上最壞的。何況山門里的糾葛，又沒動民脂民膏，喊打喊殺、苦大仇深的滿懷義憤是大可不必的。

釋永信的輿論口碑一直不好，塌房塌得那么慘烈，無非還是“商業化”的原罪。正經的商業人士動輒獲咎，何況是方外之人的跨界經商？

可是，追根溯源，少林寺的“商業化”并非始于釋永信，當時的背景下也有不得不“商業化”的苦衷。

若要較真“自古以來”，那寺廟道觀自古以來都有經營活動。開發山林、經營田產，都是常規操作。闊氣一點的，還搞放貸。唐代尤為盛行，稱之為“香積貸”。本金稱為“功德”，利息則稱“福報”。這在《長安的荔枝》中有專門的描述，并非虛構。

很多名山古剎的繁榮都是一代代僧侶經營的成果，甚至因為經營得太好了，引發了禍事。歷史著名的“三武滅佛”，并不是朝廷和佛陀有多大仇怨，都是寺廟的錢多人多惹了禍。

因此，少林寺的商業化并不是當代的發明。反而是寺院經濟的破滅，是49年后的一次次改造和運動。廟產中的占比最高的土地，或土改分掉了，或國有化易主了。“地主”是肯定干不下去了，經營商業更無從談起。佛門從此“清凈”？那倒也沒有。金身終究是泥塑，也躲不過特殊時代的沖擊。總之，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少林寺和很多名山古剎一樣，都是一副頹敗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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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涉足商業，也是情非得已。而且，少林寺的跨界破圈并非始于釋永信。1982年，一部電影和一個人，讓少林寺火遍大江南北。電影是李連杰的熒幕首秀《少林寺》，人是“武術大師”海燈法師。少林寺因此成為改開后第一代旅游熱點，來自海內外的游客絡繹不絕。1981年在少林寺出家的釋永信，和電影《少林寺》、海燈法師顯然都沒有關系。

可是，旅游熱帶來的經濟收益，大頭并不是寺廟的。當年的旅游收入主要靠門票，這是歸地方政府文旅部門管的。因為，廟是和尚的，山是地方政府的，“寺地關系”的恩恩怨怨持續多年。比如，各地的寺廟景區門票定價高曾經飽受詬病，游客都罵和尚鉆到“錢眼里了”，其實是很冤的。錢不是交給廟里的，但鍋是和尚們背。這種情況在后來的少林寺多次商業化風波中也屢次發生。

比如2010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少林寺上市風波”，釋永信被網民罵的狗血噴頭，不得不公開表示“少林寺永不上市”。其實，“上市”的傳聞和少林寺沒有關系。那是地方政府和香港企業搞了個合資企業，由地方政府授予了該公司景區門票和停車場的四十年經營權，并不涉及少林寺本體核心資產。

其實，少林寺這樣的宗教機構，壓根就不可能上市。地方政府做不到，釋永信也不行。因為中國的宗教機構管理很復雜，產權歸屬、管理權限都很模糊。普通的商業經營都難以正常開展，連正式的商業合同都很難簽，遑論上市這樣的高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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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機構的特殊管理機制下，少林寺的商業化運作自然也是特殊的。比如，釋永信名下有18家“少林寺相關企業”的股份，理論上并非他的個人財產。因少林寺并非法人無法辦理入股手續，所以由他個人“代持”。理論上講，釋永信不能參與這些企業的經營管理和享受分紅。但是，這些“理論”也僅僅是理論而已。實際上沒有機制約束他的行為。

寺院的管理機構是寺管會，而寺管會是由主持、班首等主要管理人員和部分居士組成的。這意味著釋永信只要能掌控主要管理人員，再有居士的提名權，偌大廟產就是他說了算。內部監督機制形同虛設，外部監督也僅有宗教管理部門。這樣高度封閉的“內部人體制”，本質上只對上負責。這套機制完全是為了“控制”設計的，從事商業活動的結果，可想而知。但凡不是真佛，不出問題才奇怪。

2015年，少林寺鬧出了著名的“師徒反目”，釋永信最倚重的弟子、武僧團總教頭釋延魯反戈一擊，線上線下揭發了一大堆釋永信的劣跡。當時的官方調查組一一為釋永信洗白，獨獨留了一個“存在財務漏洞”的尾巴。可以想見，少林寺的賬是真查不清。

釋永信在少林寺的商業活動中清白嗎？顯而易見不是。但是，少林寺的商業運作卻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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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釋永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我承認，成立武僧團、實業公司、藥局這些都是商業化行為。但做這些之前是什么樣子你們知道嗎？假武僧打著‘少林’旗號全世界招搖撞騙，假的‘少林藥方’、‘少林產品’滿天飛，連‘少林寺’牌火腿腸都出來了。難道我們出家人就得眼睜睜看著一千多年的古老文化這樣被人糟蹋？我們只有用自己的商業化行為消除這些商業化帶來的消極影響，弘揚真正的少林文化。”

他還舉了一個例子，“為了阻止少林寺的形象變成一個過分商業化的景點，我們是花費了很大的代價的。2004年前，寺門前是一條商業街，我們用寺產將這上萬老百姓搬遷并重新妥善安置，花了好幾個億。要是我們真的一切‘向錢看’，會干這樣的傻事嗎？”

他這番表白中有多少真心，無從判斷。但是，其中很多事有跡可循。想吃“少林飯”且吃相更難看的，大有人在。

我去過少林寺景區，平心而論，在中國諸多景區中，少林寺景區還真算不上“過度商業化”。武僧表演區、商業區集中在景區外圍。寺廟核心區域稱得上十分清凈。古建筑和文物基本上也是原汁原味的古意盎然。與很多宗教景區里里外外都是算命、拉客的相比，少林寺還算是好的。

這當然不能證明釋永信經營有方，但是也確實可以稱得上吃相沒那么難看，至少可以眼不見為凈。

拋開宗教身份不談，釋永信其人其行，與改開初期的首批企業家并無不同。野心勃勃、長袖善舞、精明強干，卻又粗魯無文、私德不謹、德不配位。

這種共性不難理解。能在“商業即原罪”的主流風氣中逆流而動、走上商業道路，多少都有些逆天改命的倒逼因素，能是什么“好人”？社會變革總是從邊緣開始松動，為“社會邊緣人”創造了很多機會。

崛起于邊緣的“野蠻生長”能否修成正果，則需要好的制度環境保障。這是少林寺的宗教管理體制無法實現的。這套以“控制”為唯一目的的機制，容不下多少“發展”的空間。還有微妙復雜的“寺地關系”掣肘，更走不了多遠。

釋永信的倒掉，不值得慶祝，卻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