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蘇力退休感言：“法學移植”走到盡頭，創新是中國學者的宿命

本文為朱蘇力教授在北大法學院榮休儀式上的致辭，向朱蘇力教授為中國法學研究與教育作出的卓著貢獻，致以崇高敬意。

老兵不死，尚未謝幕

謝謝北大法學院為我們三位老師舉辦榮休儀式。

從1978年入學算，我進北大法學院已經47年了；從1992年留學回國任教算，也整33年了。感謝北大，感謝北大法學院，感謝和我一起我渡過這段歲月各位同事和朋友；尤其得感謝那些今天不在場的，教育、培養和陪伴過我的老師和同事。

我曾是文青，但骨子里是個理工男。

只因文革，沒讀高中，1970年底不到16歲就當兵去了。在部隊，訓練和生產之余，我讀“一個幽靈在歐洲游蕩……”、《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也讀李瑛的“這樣的山才真正叫山”。

無人指點，從繁忙艱苦軍旅生活中，我居然發現了節奏和韻律，寫作并發表了最早的詩歌（后來還被不知名者翻譯后在《中國文學》法文版出版）。

因炮兵測量，也學了些許三角幾何，鬼使神差，多年后，也許數學多了幾分，把我送進了北大。

最重要的，長期住在村里，戰友也幾乎全來自農村，我初步了解了中國農村和中國社會。我至今熱愛戰友，關心軍備。這與我的學術一直有關，從《送法下鄉》《法律與文學》以及《大國憲制》的某些章節都可以看出。但這也注定了恢復高考后我只能考文科，不熱愛，卻也不得不接受法學。

對于一個認真的人，生活永遠在當下；在生活中失去的，也會從生活收獲。更重要的變量其實是時代的，近代以來一直持續的中國社會和知識體制的長時段變遷，最終促成并滋養了我的法學關注和研究。

我是幸運的，但也有遺憾。最大的是這幾年來精力顯著不如以前，一些計劃好的事沒做或沒做完，很可能做不完了。

十年前，寫文章，從早到晚10多個小時，吃飯都顧不上；躺床上看書直到凌晨1-2點是常規。如今備課、寫文章最多兩小時，注意力就開小差了，晚上10點半就犯困了。

不全是嘮叨，我其實更想明確告訴年輕同事和朋友，若真愛學術，65歲前一定要抓緊研究和寫作。之前可沒人給過我這類事非經過不知痛的告誡。

困獸猶斗，但我不會太強求。強扭的瓜不甜，強求有損學術。5月開會時，針對Deepseek等人工智能體，我就說過，今后主要不靠翻書了，那種活，人工智能體更擅長。我會篩選一些現有的人工智能體還做不到的活：盡可能從歷史和社會中的“草蛇灰線”中去展示那些乍一看很不合邏輯的制度譜系。

講這點，不只是分享人生經驗，其實更想與各位分享我對法學研究和教育前景的一些預判：由于人工智能的發展，法學教育和研究面臨重大變革。

最大的變化可能是，諸多基于現有法律、判例和法學著述的綜合整理分析概述的傳統研究注定衰落，甚至可能出現學科知識的某種斷裂。癥候已經顯著：各國各地圖書館門庭冷落，中外律所紛紛裁人，減少雇人。我想法院也會如此。

但更貼近我們的職業意味是，現有的著重強調資料占有、演繹推理和教義分析的法學教育和研究，很可能會像其他廣義的文科一樣，持續衰落。這勢必要求我們的研究要轉向更經驗、更敏銳、更個體化的研究發現，其實就是創新。如果課前學生就能完全了解老師講授的內容，甚至了解比老師還多，且過目不忘，你還怎么教？繼續念教材或去年的講義？或是添幾個段子？

要真正贏得學生和教職，你就必須轉向，基于那些眾所周知的材料，展示你獨到的視角、發現和鞭辟入里且令人信服的分析，別開洞天。

更開闊些，這也是中國的必然。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事實上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和科技最發達的國家。人工智能和中國的偉大復興，這些關鍵變量一定會重塑中國和世界的政治法律格局。

這意味著法律人不能繼續抄書，美其名曰“法學移植”，來給既有的法學續命了。創新是中國的也應當是中國學者的宿命。中國面對的問題一定會催生中國的各種方案。

想想昨天的新聞：“國務院批復同意新建黃巖島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其中的法律意味。中國的發展會注定中國的學術創新，注定中國法學的世界影響。

一定要記住：“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

這離不開，卻不能僅靠個人的勤奮、努力甚至才華，總體而言，卻是這個時代、是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格局決定的。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應當激發這個民族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以及我們的自信心。

別忘了，這里是北大！這是北大法學院！

我仍會努力，在我的余生。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