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1日，高市早苗當選日本第104任首相，成為日本歷史上首位女首相。

很多人可能覺得日本換首相的時間很短，選個女首相出來更是翻不起大浪。

這實在是一種誤解。

早在半個月之前，高市早苗當選日本第一大黨自民黨黨主席的時候，就有不少媒體分析了她的性格和作風，簡單點說，就是“女版特朗普”。

而她的當選，將會對在日華商、在日工作的華人、以及想去日本旅游的中國游客造成很大的影響……

高市早苗的當選，是日本政治風向很大的一個轉變。

她算是日本右翼政客代表人物，曾多次參拜靖國神社，主張修改戰后和平憲法，承認日本自衛隊的軍隊地位。

她還主張“日本優先”，明確表示將繼承并發展“安倍經濟學”，核心是通過大膽的貨幣寬松政策，以及對國防和尖端技術領域的全面投資來重建“強大的日本”。

怎么讓“日本優先”起來呢？她的矛頭首先對準了想來日本做生意、工作的外國人。

就在高市早苗當選前不到兩周，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正式公布“經營管理”簽證新規：

將申請資本金從500萬日元提高到30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40萬），該新規自10月16日起已正式生效。

這一金額不再僅僅是注冊公司的形式要求，而是需要通過“登記事項證明書”來確認企業確實具備相應規模的經營實力。

除了資本金要求大幅提高外，對經營者資歷的明確要求也首次寫入規定：申請人須具備三年以上企業經營或管理經驗，或擁有與經營相關的碩士以上學位。

新規還要求申請人必須雇用至少一名全職常勤職員。該職員必須為日本國籍或持有特定長期在留資格的人士，如特別永住者、永住者、日本人配偶者、永住者配偶者或定住者。

新增的日語能力則要求規定申請人或其雇用的全職員工中至少有一人具備“相當程度的日語能力”，具體標準相當于日本語能力檢定N2級別以上。

申請流程也更為復雜：新政要求申請人提交的商業計劃書必須經過中小企業診斷士、公認會計士或稅理士等具備經營知識的第三方專業人士確認。

同時，新規明確禁止使用個人住宅作為公司經營場所。

截至2024年底，持有經營管理簽證的外國人中，超過一半是中國人。

十年間，持有該簽證的人數從2015年年底的約18100人，增加到2024年底的41600人，增長了一倍多。

所以說，此次的高市新政影響了至少2萬個華人家庭。

不單單是生意人，想去日本游玩的中國游客也即將面臨成本的上升。

據10月17日《日經新聞》的報道，日本正在審視各項因素，決定上調簽證費用。

2024年，日本向中國公民簽發了524萬份簽證，約占所有簽證的70%。可以說，中國游客是日本旅游界的第一大客群。

當前，日本單次入境簽證申請費用約為3000日元（約145元人民幣），多次入境簽證申請費用為6000日元（約290元人民幣）。

相比之下，美國的短期簽證申請費用為185美元（約1300元人民幣），英國為176美元，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等申根的短期簽證申請費用為90歐元。

日本官員表示，相比于他們，日本的簽證費太低了，而且自1978年以來一直沒變過，明顯跑輸物價。所以日本政府正在考慮仿效歐美，提升簽證門檻，緩解過度旅游帶來的影響。

而高市早苗的上臺，還可能進一步強化對外國人的管理措施。

畢竟她一直被認為是日本政壇“反移民”的強硬代表，在移民議題上主張“有序共存”并強調依法處理逾期滯留等問題，防止簽證濫用。

所以說，在她的政策框架下，入管與相關部門的現場稽查與證件審查很可能加強。

對高科技行業從事研發、留學后就職或欲在日創業的華人專業人士而言，將來的簽證、工作內容乃至公司股權與合同安排可能會被更嚴格審查。

而高市早苗代表“明治式的國家信仰”，也可能會引發新的民族情緒波動。

前不久，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就發表演說，特別提到了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是怎么在民族情緒下上臺且把持政權的，這就是在點高市的政策，害怕日本開始變得排外。

而對在日中國人而言，這種變化很可能會激發更多的中日民間矛盾。

在經商層面，也會以更隱性的社會冷淡與制度壁壘呈現：

銀行開戶更難、公司設立審查更細、簽證延期更慢。

一邊打擊華商，一邊提高旅游門檻，這兩個新政推出的背后，是日本社會對移民矛盾心態的變化。

一方面，日本面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希望有外來青壯年來從事臟亂苦的工作。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增長動能的不足，日本的排外情緒開始在社會蔓延。

2025年，定居日本的外國人達到了歷史最高的377萬，3年多增加了100萬，達到日本總人口數的3%，日本的外國游客數量幾乎每個月都在打破歷史最高峰值，“過度旅游”“旅游公害”等成為日本網絡熱詞。

有日本媒體人士指出，現在這種政策轉向，就是高市為了迎合選民心理而匆忙推出的。

有人說，這不是封閉主義嗎，難道不會影響日本的經濟活力嗎？

有意思的是，高市的當選恰恰獲得了日本產業界的歡迎。

早在10月6日自民黨的選舉結果公布后，日本股市就開始飆升，直接沖破47000點。

之所以高亢，就是因為高市主張“有為政府”的經濟發展模式，強調用國家財政的力量去刺激經濟，推行量化寬松政策，擴大赤字，增加國家對關鍵經濟部門的投資。

這一點和日本過去依賴外資、無為而治路徑大相徑庭，反而和中國大力扶持新能源、芯片、人工智能的模式很像。

在人才引入上，拒絕“低端務工”，但對生物化學、芯片半導體、AI等高精尖領域人才加大補貼和引入的力度。

面對新政的變化，在日華人需要及時調整策略來應對。

合規經營是首要任務，盡早補齊相關手續，否則很容易被“遠洋捕撈”，面臨巨額罰款。

對于計劃通過經營管理簽證赴日的中國人，可能也需要重新考慮自己的計劃，特別是一些資本實力不足、日語能力不夠或缺乏經營管理經驗的申請人。

隨著高市政權展開，在日華商面臨的已非單純經營問題，而是如何在新的營商環境下主動規避風險，尋找結構性機會的進退問題。

政治既是經濟的體現，也是經濟的延續，這一點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