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愛具體的人》，喬葉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互聯網時代，相比于周遭的現實世界，人們更熟悉的是遠方。那些天邊的消息隨著不斷彈出的推送提醒，隨手刷到的短視頻，群里發來的鏈接，牢牢抓住了人們眼球。與之相呼應的是，“線上”虛擬世界對“線下”真實世界的壓迫。“宅”文化、做“老鼠人”在年輕一代中風行，他們走向外部世界的意愿大大減弱。“身邊”和“附近”猶如“燈下黑”般，成為被漠視的場域，人與現實世界的關系愈發間接。另一方面，在媒介輿論場中，“退出家庭群”“斷親”的言說，將代際沖突的問題又一次推到風口浪尖；階層對立、性別對立、情緒對立，讓霍布斯所言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從“自然狀態”變為“現實一種”；網絡暴力無處不在，攻擊謾罵、窺探隱私的行徑成為社會公害……

此類現象折射出國民心態的變異與時代的文化癥候，當人與世界、與他人、與生活的關系變得遙遠——“愛”，何枝可依？文學又是否能重塑我們“愛”他人的能力？

某種程度上，“愛”的前提是具體性，它既需要一個敞開的“我”做主體，又需要一個個特定的、活生生的對象。喬葉無疑是對這個問題有著切身體會的作家，在散文集《要愛具體的人》中，就表明了這樣的態度和立場——去發現身邊世界那些日常的光澤，去愛人，愛“具體”的人。在作品中，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脫離人群的敘述者形象，她本就在人群中，是蕓蕓眾生的普通一員，有著凡心與俗骨。而恰恰是這凡心與俗骨，讓她能發現平淡日子里的微光，進而生發愛的可能。作家的姿態不是排斥他者，而是打破隔閡，進入他者的世界。這些他者，不唯她的故舊親人，更有眾多“不相干”的人。那遛彎遇到的老太太，火車上遭逢的少年，飯店熱情的服務員，賣香樟木的兄弟……他們與“我”相遇，進入我的生活，盡管只是泛泛之交或轉瞬邂逅，卻成為“我”身邊“具體的人”。

“要愛具體的人”既是一種價值立場，也是一種實踐哲學。喬葉用“要”字讓它變成了一個祈使句，一種生活和寫作態度。

“喜歡和這樣既生又熟的人聊天。生是因為不知道她的姓名，熟是因為這樣的人生活里處處都是。所以啊，這都是些多么可親可愛的人啊。”（《要愛具體的人》）

不論生與熟，她往往將他人視作“可親可愛的人”。實際上，從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對人的覺醒的推崇從來不是把個人當作原子化的存在，個人是人際關系中的個人，是社會生活中的個人，更是民族國家中的個人。個體之間的聯系，在新文學中是反復不斷被書寫的母題。然而當下許多創作者似乎失去了對身邊人與事的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我”而不是“我們”。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斷裂暗含著創作的隱憂，更意味著作家認知方式和自我定位的失調。在《要愛具體的人》中，喬葉試圖重建寫作主體與書寫對象之間的有機聯系，用“我”與“他/她”建立起“我們”的敘述場域。作家明顯采取了一種“重新發現附近”的觀察視角，將那些習焉不察的微末細節、略過心間的點滴感觸化作散文語言，從波瀾不驚的生活基本狀態中尋找文學的可能性。

《要愛具體的人》寫的都是青萍之末、微瀾之間的人、事、物，乍看起來沒什么了不起，實則更凸顯了寫作的難度。寫日常大體上有兩種路徑，一種是凸顯“我”對生活的介入性，用“我”的態度、觀點、視角乃至立場重構現實；另一種是原生態地還原某種生活狀態，作者調動起全部的自身經驗，為寫作賦能。前者中，“我”的認知色彩和價值傳達更鮮明；后者中，被還原的生活本身的樣態更重要。同樣是寫日常，喬葉的寫法無疑屬于前者，與那些以自我為言說主體的“素人寫作”不同，她在散文中蘊藏著作家的悲憫之心，后者往往是窮盡自身經驗的寫作，以題材的新異性奪人眼球。

“素人寫作”在近些年的興起引起了文學界內部和大眾讀者的注意，以《我在北京送快遞》《在菜場，在人間》《我在上海開出租》《我的母親做保潔》《生活在低處》《我比世界晚熟》《趕時間的人》《我曾是一名飼養員》《認識我的人慢慢忘了我》等作品為代表，因寫出了生活的粗糲感引發大眾情感共鳴，但也潛藏著經驗枯竭的危機和認知能力有限的問題。當然，這類作品本不以生活哲思取勝，但若能從專業作家的創作中汲取相關經驗，亦不啻為一件好事。

喬葉的散文，難得在“悲憫”二字，她接納人生的不完滿性，從不求全責備。在《生菌》中，她意識到徹底的清潔未必就是好事，并打了一個比方，“宛如沒有瑕疵的一張臉，那一定是化了濃妝，很可疑”。而盡管能看到皺紋、毛孔、黑痣或雀斑，臉卻更鮮活，更可信。

在《有疤的觀音》中，那個有瑕疵的觀音首飾令作家想到人世間的殘缺、暗淡和破碎，“這些不完美的事物，或許只是因為我越來越明白，這世上的萬物都不完美，即使是觀音”。神佛尚且如此，更何況人，不完美的物恰恰可配不完美的人。由于悲憫，她能體味和接受人世間的不完美，進而更能對自身所擁有的感到知足。一頓餃子，一叢花，一次有意思的對話，一場與故人的重逢，一絲陌生人帶來的暖意，都散發著美的光輝。

在《薄荷一樣美好的事》中，由取薄荷，作者想到“這些如薄荷一樣清香簡單的事，如音樂，如電影，如童年的山崗和少年的相思，都是我們的精神之肺”。

在《鮮花課》中，她被陌生人分享鮮花帶來的美好所觸動。

在《這一點兒土》中，她從菜根帶著的泥土中，看見了農民勞作的體溫，看到了大地的歷史。當然，喬葉不僅書寫那些生活中的小美好、小情調、小清新，更觸及到失去、死亡等永恒性精神命題。

春女思，秋士悲，古人傷春悲秋的情結在《聽秋風》中注入了作家的新解。“十五歲父親去世，我認識并領教了死亡，也開始明白，原來，我不是一下子死去，每一個人死去，都帶著一部分的我。我就是這樣慢慢死去的：他們每一個人的死，都帶走了我的一部分活。”喬葉筆下的那個“我”，不單單是自我，而是與他人血脈相連的“我”，處在不同關系中的“我”。她在他人身上投注進自身的情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與不同生命共情的作家之“我”。事實上，喬葉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我”——敏感、柔韌、重情。

《最慢的是活著》中，那個“我”是跨越歲月長河與至親奶奶深度碰撞的孫女。同樣是寫脫貧攻堅，喬葉的《寶水》與眾不同，原因在于那個“我”（地青萍）在寶水村完成了全方位的自我重塑。

作家自述，“常常覺得自己是一個拿針的人……拿針的人，似乎也有一根針一樣的心。常常覺得自己的心是很小很尖的，見到什么都想扎一扎，縫一縫。”她以針尖的敏感和銳利刺透生存的表象，希望看到眾生的表情。

喬葉對身邊世界的表達方式是人情、物理與哲思相融合的，她記得姐姐高定旗袍背后的溫情，也記得春花的生長姿態，更從老朋友身上看到了“所有的故人那里，都儲存著當年的自己”。她寫情，而有節制；寫景，不羅列；寫感悟，一定要獨出機杼。最值得記取的是，她對那些萍水相逢之人的態度。

書中作家提及的理發師、摩的司機、小商販、搬運工、飯店服務員乃至散步時邂逅的老人，都有觸動“我”的特殊之處，正是那些擊中“我”心的時刻，誕生了一種“身邊詩學”。而他們之所以能擊中“我”，恰恰因為作者本就與他們血脈相連、情感相通。“我不知道他們是什么人，每天能賺多少錢，他們的親人和他們的關系怎樣？多長時間能夠喝一回酒，吃一回肉？水費多少，電費多少，孩子們的學費又是多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他們都是為生計操勞和奔波的人，是社會最普通的人，是離浮艷的享受和輕飄的快樂最遙遠的人。”這些叩問，就是喬葉口中的“針”，她在這小小的針尖上，看到了“天空的遼闊和海洋的深情”。

尤瓦爾·赫拉利在《今日簡史》中將互聯網時代的現代生活與遠古人類的生存境遇做過一個比較。他提到，那時的人類“采集者必須永遠保持警覺、專心一意。走在森林里尋找蘑菇的時候，要注意地面是否有小小的凸起，還要注意草叢中是否發出了細微的聲音，以免有蛇躲在那里。等到發現可食用的蘑菇，還要極其小心地試嘗一下，以免吃到有毒的菌類”。

然而到了現代社會，人類的感官發生了退化，不再需要時刻緊盯著身邊世界發生著什么，“我們可以一邊走在超市的走道里，一邊發短信，一邊在成百上千種食物中隨意挑選”。因為我們都知道這些食物是經過檢驗的。當我們一邊吃著東西，一邊刷著手機、看著電視甚至是打著微信語音之時，我們還會注意到嘴中食物的味道嗎？進一步說，對嘴中食物的滋味都漠然無感，又何談“愛具體的人”？

喬葉的這部散文集是對感官經驗的全面復活，她用祈使句做書名，意在希望我們從身邊開始，推己及人地重新與世界產生積極聯系，進而少一些矛盾、糾紛和對立。這種“身邊詩學”的價值無疑超過了文學本身，進而具有社會學的意義，這恐怕正是作者本人冥冥之中所希望的。

作者：張鵬禹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喬葉 |《要愛具體的人》| 人民文學出版社

初審：周 貝

復審：薛子俊

終審：趙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