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畢正明的證明》。

一，片名成敗論

這部國慶檔遺珠、黑馬，在網播分賬之后、票房表現有起色，但依舊讓人有幾分意難平。

都說這個片名讓人一頭霧水，太小眾文藝片，所以沒能吸引觀眾入場。

起初我也這么覺得，但仔細一想，這個片名，更像用已知情況下的最優解，去張羅未知情況下的觀眾。

與其說是類型的錯位，不如說是“技法被封印”的時態不匹配。

在已知全片內容的已知時態下，這個片名一點沒毛病，點題、點人、朗朗上口，甚至還挺好記。

但問題是，片名要面向的是尚未看片的觀眾，未知時態下，情況就變成了：誰是畢正明？不知道。證明什么？不感興趣。不知道要說啥，算了，過。

如果是《火車神探》《貓鼠游戲》《綠皮驚魂》這類高度套路化但類型風格粘連性明顯的片名，就會給觀眾比較具象的暗示，會在無形中傳遞有類別指向性的有效潛臺詞。

但畢正明票房配不上品相，命門當真只在片名嗎？

或許未必。

叫好不叫座，痛因大概是多方面的。

這一篇我們不做專門的票房分析，依舊是展開講講影片。

《畢正明的證明》讓人眼花繚亂的“偷術”，無奇幻之名、有奇異之實。

大白桃帶著兄弟伙們偷，流水的動作、生動的奇觀。

畢正明臥底跟著學偷，不是功夫、卻也肖似拳腳，張弛間大開大闔，細膩處螺絲殼里有道場。

咔咔咔一頓，很成熟的類型片。

扒手和反扒，動作節奏都很有看點。

同樣是偷盜團伙，《文雀》中任達華幾人，冷雨夜撐傘，于黑暗街頭幽幽而來，那是江湖道義、黑白碰撞、兩性情感的復雜混合體。

那一場面對面的口中吐小刀、傘下偷錢包，被處理得很寫意，像某種風格化的舞曲。著墨不被形役所拘，落筆不被實體所困。

《驚天魔盜團》魔術“偷”的炫目技法，結構中規中矩、而呈現可圈可點。

《畢正明的證明》某種程度上，似乎介于兩種風格之間，又或者說，有自己的風格和節奏均衡點，本該被更多人看到。

二，反派榮門：前現代的江湖語境

《畢正明的證明》拍的是九十年代的綠皮火車，很有意思的一點，是在真實復刻九十年代氛圍的同時，又營造了一個前現代的江湖反派體系。

這當然是警察抓賊的故事，但某種意義上，或許也是當代文明法制，和前現代“反派江湖法則”之間的角力。

畢正明和他的警方同事們，很標準的九十年代模樣，火車上的乘客也同樣如此，而賊組織榮門，是一個隱秘的，躲藏的，小規模的，活躍于彼時浪潮中、又仿佛龜縮于時空之外的前現代江湖。

三橫五縱，根據鐵路干線劃分勢力范圍，四爺之下有師爺和二爺三爺，繼承人是少爺，此外還有一支專門干臟活的鬼隊。

想上火車，得先上英雄會，既是比拼手藝，也是人情利益博弈的一張大網。所謂榮門的規矩，有某種古老的江湖氣息。

當這種前現代的江湖架構、江湖規矩、江湖氛圍，遇上火車軌道、遇到現代生活，陡然生出幾分都市奇譚般的奇異感。

而這種新奇張力，又能嚴絲合縫落在落地生活感的鋪面中，里外里，很有意思。

你看，故事中陣營的劃分，表面上當然是職業身份，警察抓小偷，但往下滲透一筆，或許也是不同時期文明法則的分野。

最惡毒的花手，少年時代殺追自己的警察，后來殺自己的師父，殺“盜亦有道”的江米條、殺完人甚至用桔子來洗刀上的血，甚至不在乎自己手上的血。

一路血債累累的罪人花手，是一種前文明時代的生存驅動，是前江湖時代的邪惡生物本能。

精于算計、工于心計，但他的道德體系、共情體系，通通排在“寧可我殺所有人”之后，排在怨恨和惡毒之后。

前任的四爺，斷手退出的曼姐，后任的四爺，想去海南養老、給少爺支招“花手貓毛過敏”，這倆，一個想退身江湖之外、樹欲靜而不能，一個弄潮風波中、黑吃黑翻了船。

某種意義上，他們是一種邊緣化的叢林法則，是人在江湖波譎云詭的那一面。

大白桃、江米條和二寶，盜亦有道的理想，是一種“去賊本位”的人道愿景，人在江湖、心向明月。

他們當然都是很典型的惡行圖鑒中，很有代表性的不同身位，但或許也可以理解為，他們是同一個個體中，不同的欲望層次。

花手是最底層的“惡”我，要活要殺要恨、哪怕狼心狗肺、哪怕不是個東西；

四爺和曼姐是中層的“利”我，在趨利避害和人性溫度中搖擺；

而大白桃、江米條和二寶，或許是在淤泥中、希望不同流合污的一種“超我”傾向。

當然不是什么道德完人，但愿為那一點光，喋血而去，生死以之。

三，淤泥中的良心稅

影片中一直在鋪墊，大白桃對畢正明的真實身份早有察覺。

對榮門，這是一個臥底警察搗毀窩點的故事。

對大白桃，這是一個在淤泥中、堅持交道德稅的故事，是一場“我與我周旋久”的修行。

大白桃、江米條、二寶，都在年幼之時被迫走上賊路，小小年紀就沒得選，被捆綁在一種“賊之原罪”的亞文化中。

某種意義上，這是結構性、生存性、強制性的惡，和個體良善愿望之間的沖突。

想在榮門混下去，要交的，是一種“去良心”“去道德”的冷血稅，花花綠綠鈔票快樂滿天飛，管他來路又如何。

但大白桃他們，論跡也好論心也罷，都期期艾艾交著一點人性稅、良心稅。

他們要用自己個體的道德感的“盜亦有道”，來對抗這種殘酷血色，無異于以卵擊石。惡行的執行團隊中，偏偏是這些良心未泯的，掙扎泅渡的，不至于底色全黑的，最容易隕落在擺脫漩渦的路上。

如果說逼上梁山的故事，講的是草根的不平則鳴，那么“生于惡鬼窟”中的他們，則是被擄進黑山洞的白色種子。

內心依舊有一塊不肯同流合污，依舊在溝渠中向往明月。

那是人的樸素正義和惻隱之心，不肯被異化、被刀化、被洗腦式鏈條式黑化。

與其說他們對抗的是具體的四爺、花手，不如說他們是以孤弱之身，對抗暈染性、蔓延式的、大家長式的“吞噬”路數。

或者說，是人在絕望中的希望，對抗賊窩亞環境、亞文化體、亞規則對人性的吞噬。

臥底過程中，畢正明一度對周師父說“我看到傷我手的人了，我可以報仇了”，后來他變了，拘泥的不再是報仇。

私仇被高度淡化，或者說格式化進了法律秩序的框架之內。

而導致他變化的，與其說只是聶遠耳提面命一通罵，不如說是他在大白桃他們“人情式道義念想”中看見的局限性和悲劇。

江米條最后的結局，是死在為可憐老頭鳴不平的路上。

大白桃最后的結局，是死在將功贖罪的路上。

她和畢正明一起抓花手、為二寶掙一點可以減刑的功勞。

她死前最后的表情是釋然的，甚至是愉悅的。她早已認出畢正明，她苦苦在地獄中支撐“盜亦有道”的門楣，她終于可以卸下重擔，去往另一片不必有原罪的彼岸。

她偷來的每一分錢，某種意義上，最后都血染生命還了回去，那是她下地獄的罪行之跡，也是她回人間的溫暖贖罪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