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0日下午，備受社會關注的“成都女子王紫雅家門口遇害案”一審宣判：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定，被告人梁某瀅無故滋擾他人住宅安寧，持刀捅刺被害人王紫雅致其死亡，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依法判處梁某瀅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此判決一公布，社會輿論嘩然，成都市中院的一審判決結果，明顯與中華民族數千年來“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樸素正義觀相悖，當下的法律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出現了嚴重脫節。12億閱讀量的熱搜背后，是全社會對精神障礙者暴力犯罪量刑標準的深度質疑：精神疾病能否成為極端暴力犯罪的擋箭牌？現行法律條文為何不能回應公眾對公平正義的訴求？

根據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通報，被告人梁某瀅作案時患有精神分裂癥，屬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之人，依據我國現行《刑法》第十八條的規定獲得減輕處罰，適用法律并無不當。但庭審細節卻讓被告人的鑒定結論充滿疑點：被告人思維清晰、邏輯嚴密，能精準地反駁對其的不利指控，甚至在受害者家屬陳述時面露不屑的冷笑，其表現與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典型特征相去甚遠。更令人費解的是，出庭作證的鑒定專家居然未參與實際鑒定，僅在他人已完成的鑒定報告上簽了字。對于確定刑罰的關鍵評定依據，只能以“綜合反映”含糊其詞。用這種存在程序瑕疵的精神病鑒定報告作為減輕刑罰的量刑依據，更是有違司法舉證的嚴謹性，很容易使“精神疾病”成為暴力犯罪者的逃生門。

近些年來，“精神障礙患者”惡性犯罪案件時有發生，各法院在個案的量刑判決上也不盡相同。比如，2018年6月28日，精神分裂癥患者黃一川在上海市浦北路世外小學砍殺兩名兒童，事后鑒定雖屬限定刑事責任能力，但仍然被法院判處死刑；2025年3月27日，廣東省湛江市葉德志案件，同樣是精神分裂癥患者持刀致3人死亡案件，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情節極其惡劣判處其死刑。我舉證這兩起案例表明，精神疾病并非死刑適用的絕對隔離障礙，當被告人的犯罪行為達到“罪行極其嚴重”的標準，人民法院仍然可以依法適用極刑。對比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梁某瀅案件的判決，被告人多次無故滋擾鄰居、被警方警告后仍然蓄謀作案，持刀捅刺被害人十刀致其死亡，其主觀惡意與社會危害性并不亞于上述案件，成都中院的死緩判決顯然難以服眾。

公眾的憤怒，本質上是對“受害者權益被忽視”的集體焦慮。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有關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僅有12%的精神障礙刑事案件罪犯被判處死刑（含死緩），而68%為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這一比例與普通故意殺人案形成明顯差距。更令人揪心的是，精神病人犯罪的民事賠償往往難以落實，多數患者家庭經濟困難，導致受害者家屬既承受喪親之痛，又面臨索賠無門的困境。王紫雅被害后，其家屬在近兩年的等待中，未收到被告人方面的一句話道歉、一分錢賠償，等來的卻是兇手獲判死緩的結果。這種權益失衡，是對受害者及其家人極不公平的。

有人認為，對精神病人從輕處罰體現了法律的人道精神，但是，人道不能以犧牲受害者權益和社會安全為代價。如果一頭瘋牛無差別地攻擊行人，最有效的處置是毫不猶豫地擊斃。精神障礙患者與瘋牛，雖不是同一物種，但造成的傷害后果是一樣的，為什么瘋牛可以擊斃，對精神病人卻要網開一面？我做這種類比，無意否定人的尊嚴，而是為了提示矛盾的核心。當個體權利與社會公共安全發生沖突時，法律應優先守護多數人的生命權。那些兇手如果是真正的精神障礙患者，即使不追究其任何責任，他也感受不到法律的人道溫暖，但他們的攻擊性對公共安全的威脅卻依然存在。試想，將緩期兩年的梁某瀅關進監獄，意義何在？將其改造成好人的前提，必須是先將其病治好。能不能治好暫且不說，誰來承擔其治療的成本？如果讓公共財政買單，這顯然是對受害權利的再次踐踏，是對法律和公平正義的嘲諷。

現行《刑法》對精神病人犯罪，在普遍原則的基礎上，應增加對“嚴重暴力犯罪”的特殊條款，堵塞司法實踐中精神鑒定的漏洞。在法律條文上，應細化《刑法》第十八條，明確規定對實施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等嚴重暴力犯罪的精神障礙者，即便屬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若情節極其惡劣、社會危害極大，仍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司法公正不僅需要程序正義，更要讓公眾感受到實體正義，成都女子家門口遇害案的爭議，是立法和司法中亟待回答的一道命題。法律的人道精神不能淪為暴力犯罪的保護傘；程序正義不能成為忽視受害者權益的遮羞布。當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行為嚴重威脅社會安全時，法律必須亮出利劍，既要守住人道主義底線，更要堅守公平正義的核心。不能讓這場悲劇留下短暫的輿論嘩然，要推動相關制度的完善，使精神障礙疾病不再成為暴力犯罪的免死金牌。讓正義既不缺席，也不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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