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雅奇2026年的三個目標，其中一個就是“強奸案，能拿到無罪判決”。

強奸案，難點在于判斷什么叫“強奸”，

“強奸”在司法解釋上叫“違背婦女意志與其發生關系”。

“違背婦女意志”不好界定，有點心理學與玄學的味道，“不同意”會好理解些。

羅翔講過一個案件。

一個農婦提著一籃子雞蛋去感謝大夫，因為大夫治好了她丈夫多年的頑疾。大夫表示不缺雞蛋，如果真要感謝，來點實際的。農婦在大夫的引導下，與他發生了關系。

很明顯，這個案件，違背女方意志嗎，違背了，女方同意嗎？也同意了。

所以構成強奸罪嗎？

羅翔從2003年做博士論文時候，就開始研究“性侵犯罪中的同意問題”，目前已有20多年了。

同意還是不同意，不是一個單純的事實問題，而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

法律人，眼中永遠只有價值問題，不會存在純粹的事實問題，這就是蔡雅奇的“難”。

目前判斷“不同意”，大致有四種立場。

第一，最大限度反抗標準。

啥意思？就是在“強奸”時，有沒有做最大限度的反抗。

按這個標準，有個法官說“夾緊腿就不會被強奸”。

為什么會有這個標準？

因為以前的女性沒有獨立的人格地位，被視為是丈夫或父親的一種財產。

貞操高于生命。

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

慢慢有第二種，合理反抗標準。

電梯強奸案，在電梯里，男方要求女方脫衣服，女方照做并全程沒有反抗，兩人發生了關系。

因在密閉空間，男女雙方體形相差懸殊，女方孤立無援，所以法官覺得女方沒有反抗也是合理的。

其實，如何界定合理的反抗是非常困難的，即便是語言，你很難判斷對方當時說的是“don't stop”，還是“東，stop"。

于是，慢慢有第三種，不等于不標準，No means No，說不，就意味著不同意。

拳王泰森強奸華盛頓案，泰森邀請選美小姐華盛頓共進晚餐，期間，一起吃飯，兜風，并在車里親吻，凌晨進房間一起看電視，發生關系時，女方也沒有明顯身體反抗，只有語言上的拒絕，但最終法官還是認為，女方語言說了“不”，就是不同意，行為就應停止。

這個案件，爭議很多。

有人說“吃飯就是吃飯，坐車就是坐車，親吻就是親吻，看電視就是看電視，這和同意性行為是兩碼事。”

也有人說“君子不立于危墻之下”、“接受=同意”。

即然不同意這么麻煩，慢慢有了第四種，肯定性同意標準，Yes Means Yes，只有表達肯定性同意的，在法律上才被視為同意，沉默則認為是一種拒絕。

很顯然，采取肯定性同意標準，打擊面更寬，甚至是種過度打擊，男女雙方談個戀愛，“親”一口都有可能被定為“強制猥褻”。

羅翔提出一個“新的合理反抗標準”，就是把“不等于不標準”和“肯定性同意標準”合二為一。

我國的司法解釋規定，在判斷女方不同意時，主要依據反抗，判斷男方是否采取了暴力威脅或其他方法，使得女方不能反抗、不知反抗和不敢反抗。

而這里的不能、不知和不敢，其實也就是羅翔說的“新的合理反抗標準”。

在理解不同意問題的時候，是從女性的角度去思考，什么叫做“不同意”。

蔡雅奇指出：

對只有女方控告的強奸案，取得無罪效果，包括撤案、不起訴甚至法院宣告無罪。在講法考課時，強奸罪的內容非常簡單：是否成立強奸罪，核心在于發生性關系時是否違背了女方的意志。但在實踐中，何為“發生性關系時違背了女方的意志”，卻是個爭議非常大的事情。男方幾乎必然會說：對方是同意的、自愿的、半推半就的、我倆早就認識、我倆是在約炮，但女方則一口咬定“當時我是被迫的”。面對這種非A即B、非黑即白的現實，現在的“司法慣例”是采納女方的觀點。這就導致了如下局面：只靠女方一張嘴，就可以把一個男的給送進去，定個強奸罪，判3—10年有期徒刑。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類似的案例，我曾被咨詢過無數次，也曾辦理過數起這樣的強奸案（包括強制猥褻案）。后來，我曾“賭氣”說：今后再也不接強奸案了，因為律師無論怎么辯護，都意義不太大，現在的“司法大環境”對男性非常不利，過于苛刻。與之相對，上述只靠一張嘴就可以把男方送進去的女方，卻從未被追究過誣告陷害罪的刑事責任。我看了很多相關的資料，包括律師同行寫的辯護思路，包括但不限于：發生性關系之前雙方的關系、發生性關系時的細節、發生性關系后女方是否第一時間控告，等等等等。洋洋灑灑，看得我一頭霧水。非常遺憾的是，這幾年的強奸判決越來越多，無罪判決（包括不起訴或者宣告無罪）簡直鳳毛麟角。

人類事務太復雜了，復雜性意味著我們往往面臨“悲劇性選擇”，無論怎么選，都會犧牲某些重要價值。

人類事務很少是非黑即白的，而是灰度空間中的權衡與妥協。

基于此，就能理解，“強奸案，能拿到無罪判決”是蔡雅奇的目標，甚至是奢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