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第二個任期帶來了對全球秩序的系統沖擊：

他公然蔑視多邊規則，以單邊關稅、退群和財政削減作為再塑世界的工具

這不僅僅是美國政策的臨時偏離，而是一種新型且危險的外交邏輯——既包含強烈的孤立主義傾向，又借助擴張性的權力運作維護國家利益，形成了所謂的“世界少一”或“世界暫時少一”的現實

長期的秩序供應者退場后，治理真空如何被填補，成為當代最重要的命題之一

“世界少一”并非新創的政治口號，自2025年初以來，這一表述被用來描述一個沒有美國領導或美國明顯退縮的國際體系。

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曾用“世界暫時少一”強調：在沒有美國領導的情況下，全球經濟與貿易治理將面臨重構。

但這種短缺遠不止經濟層面——它關乎規則、制度與合作機制的可持續性，人們擔心：若美國放棄長期承擔的公共品，全球合作與沖突緩和的能力會否被削弱？

歷史告訴我們，國際秩序并非完全依賴某一霸權持續性的恩賜

學者克拉斯納、基歐漢等人提醒我們，一旦規則和機構建立，它們會形成強大的慣性，因其服務于成員國的核心利益而延續

20世紀若干關鍵規范——如非殖民化與種族平等——并非完全由美國主導形成，甚至在華盛頓初期抵制下仍得以推進

1919年凡爾賽會議上，伍德羅·威爾遜反對將“種族平等”寫入國際框架，但這一理念隨后在全球南方國家的推動下逐漸成為國際共識，1955年萬隆會議便是里程碑式的證明

特朗普時期的敵意顯得更為徹底。其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指責“國際機構網絡”侵蝕國家主權，政策取向從條件性參與轉為經常性對抗

自2016年以來，特朗普已宣布或執行脫離《巴黎協定》《伊朗核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開放天空條約》、世界衛生組織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多項多邊安排；同時，他通過削減聯合國經費、凍結會費并減少維和撥款，實質性壓縮了聯合國體系的運作空間——維和部隊規模一度縮減約25%，聯合國被迫考慮裁員與預算重整

然而，“美國缺席”并非等于“治理崩潰”，眾多例證顯示，即便在美方不簽署或表現敵對的情況下，多邊規則與機制仍能發揮作用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雖未被美國正式批準，但這部公約依然構建了穩定的海洋法框架，成為各國—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在海上爭端中援引的法律依據

美國對《巴黎協定》的暫時退出雖會削弱氣候治理的財政與示范效應，但并未阻止其他主要經濟體承諾凈零目標：

中國提出2060碳中和，歐盟承諾2050，日本亦設目標，印度規劃2070。技術進步與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也在推動這些承諾的實現。國際刑事法院（ICC）在面對美國反對與制裁時，依然得到包括英國等盟友的支持，繼續在追責與制止人道罪行方面發揮影響

與此同時，世界各地正在通過既有與新興多邊平臺予以回應并自我組織：金磚國家（BRICS）、二十國集團（G20）、上海合作組織（SCO）、東盟，以及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等，成為對沖美國單邊壓力的重要機制

金磚與G20為新興大國提供了協調政策的渠道；上海合作組織在中國與印度對話中顯現出地區大國合作的可能性；RCEP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CAFTA）則在經貿層面搭建了更緊密的區域聯結

RCEP自2022年生效后迅速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集團之一，覆蓋中國、日本、韓國與東盟，目標在20年內取消集團內部90%以上關稅，并在電子商務、知識產權等領域制定共同規則

CAFTA的升級亦反映出東盟國家在面對美中博弈時試圖通過制度性安排維護自主空間

中國的表現尤為關鍵，北京不可避免地以國家利益為導向，試圖在美國退卻的真空中擴大影響力

然而，若中國選擇審慎而克制的路線，它可以成為維護區域穩定與合作的推動者，而非單一主導者

事實上，東盟國家并未完全倒向美國或中國，而是在利用CAFTA、RCEP等框架維護自身利益，防止被迫選邊

歐盟通過“全球門戶”（Global Gateway）計劃在基礎設施、能源與氣候領域投入數千億美元，試圖與中國的全球影響形成競爭與互補

理想狀態下，中歐在非洲與拉美可以采取互補而非零和的合作方式，共同回應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與可持續發展需求

印度在這一新秩序中扮演樞紐角色，新德里在抵制美國對華強硬政策的同時，積極拓展與東盟、日本、英國及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的經貿聯系，并在與俄羅斯的貿易中推動本幣結算，保持與俄羅斯的重要安全合作

這種戰略自主使印度既能對美中兩強施以策略性的平衡，也為區域與全球秩序提供另一種中間道路，削弱任何單一大國的絕對主導

區域主義興起也尤為顯著，在非洲，非洲聯盟與西共體等次區域組織在主導維和與危機應對上變得更為積極，歐盟提供資金支持，而美國的直接參與相對有限

非洲主導的維和行動在遏制若干叛亂與緩解局勢方面已見成效，展現了各地合作的彈性與主體性

聯合國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合作平臺：盡管華盛頓批評聯合國的偏見，聯合國仍是跨制度合作、救援與調解的重要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聯合國的財政與人力投入顯著上升，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主要捐助國，并派出大量維和人員，這為聯合國在美國撤出時維持運轉提供了現實支撐

面對特朗普式的敵意，各方并非坐以待斃，金磚、G20、SCO、RCEP與區域聯盟正在搭建替代或補充性的治理架構

貿易方面，2024—2025年間的事件顯示：特朗普對試圖替代美元的國家揚言加征高額關稅的同時，也促使這些國家加速探索替代支付體系與去美元化路徑

強壓有時產生逆效果：制裁與關稅反而成為推動金融與貿易多元化的催化劑

那么，“世界減一”何時結束？（世界少了美國）

這取決于美國國內政治的轉向與外部世界的持續應對，民調顯示，美國公眾并非徹底轉向孤立主義

2025年皮尤調查表明近半數民眾仍支持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多數人支持在重大問題上與他國妥協并對發展中國家提供人道援助

若美國最終擺脫特朗普主義，重返多邊機構并償還被拖欠的會費，國際社會的反應將各異

北約盟國可能急于恢復昔日凝聚力以應對俄羅斯與恐怖主義威脅

金磚國家則或更愿抵制美國恢復話語權的嘗試，要求更大話語權與結構性變革

可以想象兩種情景，其一是“美國浪子回頭”

美國被世界寬恕并逐步恢復領導地位，但這種情景雖被自由派精英期許，卻不太現實

即便政治回歸，信任的重建需要時間，過去數年的破壞不會被瞬間抹去

其二則更為可能，美國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流氓國家”——在軍事實力、經濟與技術上仍然關鍵，但不再是道義與制度的唯一定音者

世界會繼續利用美國的能力應對某些危機，但不會再將全球治理的重任全部寄托于華盛頓

對國際機構而言，這是一次生死考驗亦是改革契機

聯合國必須更加務實：削減冗余預算、聚焦核心任務、優化組織結構，必要時通過合并或撤銷不再關鍵的機構來提升效率

有人建議更激進的改革，例如將聯合國總部遷離紐約，降低運營成本并減弱美國對某些代表的簽證控制權

更現實的路徑是：各國在常規預算內外提供更多支持，鼓勵私營部門與民間組織參與，提升聯合國危機應對、氣候融資與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執行力

結論很清楚：美國地緣政治霸權或“自由主義霸權2.0”形態已被削弱，世界正在朝著更加多元化、分散與區域化的秩序演進

在這一秩序中，規則的制定、資源的提供與危機的處理將更多由多國協作、區域聯盟與跨國平臺共同完成，而不再僅憑單一超級大國的意志而行

美國若選擇回歸，它可能需要以更平等、更克制的姿態重新參與

否則，世界將繼續在“少了一個美國”的現實中自我調整，走向一個由多個大國與中等強國編織的網絡化治理體系

最終的教訓是雙向的：

對美國而言，信任一旦流失難以快速恢復

對世界而言，無論華盛頓如何波動，治理的需求不會消失，其他參與者必須主動承擔責任、改革機構并構建更具韌性的合作架構

倘若各方能把握這一契機，全球治理或許能在“世界少了美國”的時期，變得更為多元、更具包容性與更有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