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點兒虛的，從僵化的“大公司病”和各地對“一人公司”的政策扶持說起

相信很多在大公司、大機構里工作過的人，都經歷過這樣的場景：

當你正在靈感爆發瘋狂寫代碼的時候，突然被主管叫過去要你辦理一單設備采購；當你正在埋頭鉆研于一份需要亟待完成的報表或報告時，突然接到單位通知說要你立刻起身去參加一場重要會議；當你已經坐上了車準備去拜訪一位已經預約了很久的重要客戶時，突然接到領導電話讓你立即折返陪同他參加一場無聊的接待；當你完成了一天的辛勤工作累得精疲力竭時，突然收到HR一封劈頭蓋臉毫無來由的郵件指責你為什么沒有按時提交日報。

于是，無奈的你不得不一邊罵娘，一邊被迫中止手頭上明明更加重要的工作，轉頭去承擔一件既無產出、又無收獲、完全是為了迎合上級喜好或者程序要求的無聊事務，然后將個人精力全部浪費在這種簡單機械的無腦重復或者毫無價值的刻板應對之中，公司還要對此美其名曰為“精細化管理”；

放在體制內，這就是屢禁不止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

在任何一家大公司里，辦公室政治、人情世故、部門間扯皮、領導忽悠、對齊顆粒度、冗長的會議、繁復的表格、PUA課程、KPI考核、OKR管理、內部控制、后臺監督、定期團建等等這些純粹內耗性的工作都不可避免。但沒辦法，這就是公司為了人力協作所必須繳納的“稅”，公司規模越大，所要為此繳的“稅”也就越高。

到了最后，閑人越來越多、流程越來越長、規矩越來越雜、辦事越來越慢、效率越來越低也就成了一切大公司、大企業、大機構不可避免會走向的宿命，很多公司最后沒有死在市場競爭的大潮里，而是死在了自己龐大臃腫、沉疴纏身的困局中。

而這種大公司病的詛咒，單純通過優化公司管理是無法自解的。因為管理本身就是大公司病的產物，一切管理者和管理制度都是依附在大公司身上的寄生蟲，正是這些管理者和管理制度像病毒一般侵蝕著公司原本健康的肌體，進而才一天天地把這家公司給拖垮。

所以，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徹底告別“大公司”模式，摒棄大公司的規模幻想，回歸小團隊的靈活初心。而小團隊運行的極端形式，就是“一人公司”。

眼下，“人多力量大”、“大力出奇跡”、“集體主義”、“團隊協作”正在成為過去時。盡管野望谷在過去的文章中曾多次聊及“體制”，但如今野望谷也不得不坦誠，“體制”只是對舊時代傳統的記錄，而不是對新時代未來的展望。

近段時間來，許多地方政府都密集出臺了針對“OPC公司”的扶持政策。所謂OPC，就是One Person Company的簡寫，翻譯成漢語就是“一個人的公司”。一個人、一個工位、一臺電腦、一部手機，就是這家公司的全部資產。

北京市發布的首個人工智能OPC服務計劃宣稱，以中關村AI北緯社區6000平方米孵化空間為載體，向OPC公司提供從拎包入駐、租金減免到一站式政務、彈性算力、Agent（智能體）超市等全方位支持。

蘇州市發布的人工智能OPC培育發展行動提出，到2028年要打造OPC社區超30個，市級OPC公共服務平臺上線好物工具超100個，新增培育OPC企業1000家，集聚OPC人才超10000名。

上海市臨港新片區提出了“超級個體288”計劃（“超級個體”的概念約等于OPC公司），其中“2”指的是辦公、居住雙重空間支持，首期將在臨港集團旗下臨港科技城創新魔坊園區開放2萬平方米拎包入駐空間，辦公區附近的人才公寓首年免租；兩個“8”，即聚焦硬核科技、數據加工、跨境直播、跨境醫療、短劇基地、游戲創客、代碼外包、小眾賽事等8類創新業態，提供資助展業、托底融資、代辦落戶、精準推介、加持流量、保障網絡、優惠物流、便利出海等8項配套政策。

杭州市上城區為OPC公司提供了5萬平方米免租空間，還計劃開放湖濱、吳山、錢江新城三大商圈，作為OPC企業產品應用的“試煉場”。

溫州市文成縣則打造了政校企協共建的OPC服務中心，整合免費場地、技能實訓、資源對接等一站式服務。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深圳市，深圳市提出的《打造人工智能OPC創業生態引領地行動計劃（2026—2027年）》中明確指出：

——“大力支持人工智能OPC創新創業”，“到2027年底，建成超10家面積均不少于1萬平方米、集聚效應明顯、全國領先的OPC社區，培育超千家高成長性人工智能創業企業，集聚超萬名人工智能創新創業人才，形成特色鮮明、輻射力強的OPC創業生態”；

——“布局一批市區聯動、協同創新的OPC社區”，“先行依托南山、龍崗、福田、光明等重點區的AI創新生態社區建設OPC社區，面積原則上不少于1萬平方米”，“到2027年底，全市OPC社區面積超過50萬平方米”；

——“對新引進的博士、碩士、本科人才，分檔給予最高10萬元的入戶補貼”，“對符合條件的入駐其他產業空間的人工智能創業個人和團隊，可享受最大50平方米的低成本創業空間”，“符合我市青年人才政策條件的創業者，可租住最長36個月、租金標準為市場參考租金60%左右的過渡性住房，或選擇領取最長24個月、每月1250元（稅后1000元）的安居補貼”，“支持各區加大房源籌集力度，為OPC社區企業提供專屬保障房源”。

——“對入庫的鯤鵬青年創新創業項目，給予最高5萬元創新創業獎勵、最高100萬元研發資助；對符合條件的留學回國青年人才，給予最高100萬元創業資助；畢業5年內的青年人才創辦初創型企業，可按規定申請最高60萬元個人創業擔保貸款、最高500萬元小微企業創業擔保貸款與財政貼息”；

——“為企業提供最高1000萬元“訓力券”、最高200萬元“模型券”、最高200萬元“語料券”，資助企業開展模型訓練、智能體搭建、API調用等研發活動”，“對在政務領域實際場景中投入使用的人工智能產品，給予最高500萬元資助”，“對具有推廣價值的示范應用項目，給予最高200萬元研發資助”，“承接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任務……成功揭榜的項目可獲得最高3000萬元資助”。

聯想到從2025年開始國家屢次提及的“堅持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我們就能對AI時代下OPC公司的時代定位和未來趨勢產生不一樣的認識。

從2026年開始，OPC公司這種創業模式已不再是一種小打小鬧式的偷雞摸狗之舉，而是被各地政府爭先恐后地明確為了要鼎力扶持的創新模式，各地為此所提供的政策資源也都是實打實的真金白銀。

此情此景，讓野望谷不由地想起了十年前國家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時那種一派熱火朝天、個個豪情萬丈、人人心潮澎湃的難忘場景。

講到這里，我們不妨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學校里從來沒教過我們怎么賺錢？

對此，有一種回答是這么說的：“說白了，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本質上是一種“雇員思維”的訓練——遵守規則、完成任務、換取回報”，野望谷對此深以為然。

我們每個人在青少年時都會經歷的至少16年教育，無時無刻不在向我們灌輸著一種意識：

個體是卑微的、藐小的、脆弱的，集體才是光榮的、強大的、穩定的，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培養自己進入集體、融入集體、在集體中一步步出人頭地，我們只需要學習為集體提供服務的技能，學會當一個忠誠聽話的、吃苦耐勞的、手藝超群的、不需要自我意識的高級技工，把自己的一生“嫁”給公司、“嫁”給單位、“嫁”給組織、“嫁”給體制；

作為回報，這個公司、單位、組織、體制會向我們發放穩定的薪水，制定一套無比繁復、但卻給了我們一種階級晉升假象的職級體系，為我們提供市場風險的庇護，也會通過無處不在的員工規范、績效考核、團隊建設、課程訓練對我們進行勞動力壓榨和精神PUA。

可即便如此，還是有很多人會被公司、單位、組織、體制身上自帶的“穩定性”“安全感”光環所蒙蔽，誤以為自己進到了大公司、大單位、體制內后就相當于領到了一盞鐵飯碗，直到最后在“35歲危機”降臨時被公司拋棄、或者因為年齡超限后與體制內晉升通道被迫說再見、或者外部大環境的劇變直接顛覆了整個行業整個公司時，方才恍然大悟、如夢方醒。

有句話，野望谷覺得說得很好——“當公司無法再承諾終身保障，那么要求個體貢獻終身忠誠，就成了一個笑話”。

很多人會經常為自己的事業前途感到焦慮，但野望谷想提醒你的是，在焦慮之前你需要搞清楚你所焦慮的究竟是事業、還是僅僅是職業：

因為，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是一個以契約關系組成的社會，而契約帶有鮮明的功利性和臨時性，沒有哪個公司或單位有義務為員工提供職業教育、終身保障的福利，所以我們作為個體自然也就不該對公司或單位抱有忠誠不貳、終身奉獻的期許，學會適度叛逆、狡兔三窟應該成為現代社會里一種基本的謀生技能。

記得多年前剛開始到香港拓展業務時，野望谷曾對香港社會的商業生態感到頗為驚訝——

那些蝸居在密密麻麻的香港老舊寫字樓中的一個個小隔間背后，往往都是一家家在真實運營的公司法團，每家公司的門面看上去只有幾平方米大小，但進去之后往往都是別有洞天，少則三人五人，多則八人十人，往往就構成了一家公司，公司的員工們也不會自稱“經理”，而都說自己是“合伙人”。

——這種極其精煉的公司人員規模，是彼時哪怕組一個初創團隊都要至少糾集一二十人才能啟動開干的大陸同行們所不能想象的；這種每一個員工都擁有公司股份、從而把自己當成半個老板的狀態，也是彼時尚在為如何激發員工斗志而絞盡腦汁奇招迭出的大陸老板們所學不來的。

從那之后，野望谷就明白了一個道理：

生產力的高度決定了生產關系的水平，而生產關系的一個具體表現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勞動協作組合形式；

歷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會帶來人類生產關系和勞動組織形式的顛覆，小農經濟模式適用于農耕時代，集中式負重式的工廠化大生產模式適用于工業革命時代，輕型式開放式的公司化社團模式適用于信息互聯網時代，極度簡約的小團隊作業甚至是一人公司模式則適用于正在悄然而至的人工智能時代。

某種程度上說，隨著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公司的規模一定是越來越小的，公司對員工的控制力、員工對公司的依附度一定是越來越低的。在現代社會，經濟科技的發展階段與全社會存續經營的公司數量成正比，與每個公司擁有的資產規模和員工人數成反比。

可能有人覺得，所謂一人公司說白了不就是個體戶嗎？這有啥好新鮮的呢？

這話說得沒錯，一人公司說穿了就是個體戶。政策鼓勵一人公司其實就是在承認個體戶模式的可取之處，畢竟，只有個體戶模式才能最大限度給予創業者充分自由、最大限度調動創業者的積極性、最大限度減少創業過程中的內耗、最大限度讓潛藏在這個社會底層的經濟活躍因子充分迸發和涌流起來。

野望谷不否認，政策對OPC模式的鼓勵不排除是有緩解就業壓力的考慮；

但我們也必須承認，這種用疏不用堵、給予個體自主和鼓勵、不強行向大企業施壓的做法，正是一種兼顧了自由市場經濟導向和社會公平訴求的好辦法，是一種不再片面強調大企業、大平臺、大機構作用的合乎經濟規律之舉，是一種尊重并彰顯個體價值、不再依賴某個集體組織進行管控的撥亂反正之舉，所以野望谷才聯想到了多年前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相比起尾大不掉步履蹣跚的大公司模式，一人公司的好處簡直不要再多——

它輕資產運營，成本投入可以壓減到極低，即便經營失敗也損失可控；

它不需要考慮什么管理，只需要一門心思琢磨經營，與大公司病完全絕緣；

它不存在決策與執行之間的立場博弈、利益沖突、信息漏損，從思路設想到行動落地只需秒級；

它徹底排除了人情紛擾，最大程度減少了內耗；

它經營思路自由，轉型靈活，出了問題可以馬上回轉掉頭；

它不存在任何PUA，不存在同事的排擠、領導的奴役，工作強度和內容完全自決；

它不需要統一他人的思想和意愿，可以實現人生夢想、財富追求、個人興趣、個人特長、風險后果、法律責任的高度統一。

如果說過去的生產力條件還不足以讓一人可以完成一個公司的工作的話，那么現如今信息網絡的發達、尤其是AI時代的到來已經把這種奢望變成了現實。

在野望谷認識的朋友里，一個人完成保險代理、銷售推廣、財富規劃，一個人完成短視頻直播帶貨、腳本撰寫、視頻編輯、廣告承接，一個人完成股票投資、經驗心得分享、代客理財、顧問咨詢，一個人完成SaaS軟件設計編程、銷售推廣、訂單交付、售后服務，一個人完成web3交易、社群推廣、行情研究，類似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

眼下，各地政府紛紛出臺的對OPC公司模式的明文鼓勵以及真金白銀的支持，必將為這場生產關系和勞動組織形式的革命性迭代再添一把火。

野望谷可以預見，“一人公司”、“小力出奇跡”、社區化共生、社群化協作才是未來經濟的主流形態；

終有一日，個體與社會之間將不再需要公司（單位、組織）這種“中間商”從中賺取差價，政府將取代各類公司（單位、組織）直接面向個體提供資源支持和兜底保障，個體與個體之間的交易可以通過平臺來達成，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協作可以通過自由組合的社區（社群）來實現，個體無法獨立完成的工作則可以聘請AI機器人來當員工；

甚至不排除有一天，這個社會上將會出現“0人公司”。

歷史規律浩浩蕩蕩勢不可擋，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時代的進步一定是伴隨著個體價值的無限放大，我們每個人都應學會并善于做一個輕盈的劍客，而不是沉溺且依附于一個臃腫的胖子。

（參考資料：虎嗅、機械師阿舍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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