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和袁崇煥雖無多少交集，但命運殊途同歸。皆因遼事成為封疆重臣，同樣因外力影響半途而廢，最終也因遼事落個死無全尸。那么二人的平遼策略，有哪些區別或者優劣之分呢？

熊廷弼首任經略之初不僅樂觀，還放出“一年平遼”的豪言，“守住遼陽數月，選練人馬，整造器械，挨到明春二三月間，大兵一集，何慮不能制之”。但遼事的復雜艱難，遠超他的預估。

其中原因不僅是八旗兵野戰能力強于明軍，還有遼鎮和遼東都司的潰爛（可參考他的《遼左大勢久去疏》）、九邊軍衛的荒頹、明廷財政拮據 …… 等等他難以處理乃至無權涉及的問題。

所以熊廷弼出關沒多久，在策略上就轉變為以防守來消耗、拖垮后金，其對遼事的信心也減弱很多。但明廷無法與熊廷弼感同身受，他們看到的是“出關逾年，漫無定畫”，認為原因是“無謀畏敵”。

因此言官們針對熊廷弼展開彈劾圍攻，熊廷弼也乘勢托病卸職。所以遼沈淪陷后，熊廷弼果斷拒絕了朝廷的起復（以兵部右侍郎參贊遼事）。直至天啟連發三道敕諭，才不得不赴京覲見。

為了不再接手遼事，熊廷弼一到京師就奏請朝廷取消遼東經略一職，并擴大遼東巡撫職權以讓其專理遼事。因涉及封疆統轄規劃，明廷拒絕了這一建議。熊廷弼不得不在天啟召問時，拿出了“三方布置”。

廣寧，用騎步對壘于河上，以形勢格之而綴其全力；海上督舟師乘虛入南衛，以風聲下之而動其人心，奴必反顧而亟歸巢穴，則遼陽可復。于是議登、萊、天津并設撫鎮，山海適中之地，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以一事權。
《明熹宗實錄·卷十一》

這個策略不僅是倉促間拿出的一個大略構想，還包含著不便明言的謀劃。要解釋這一點，需先補充一些前置信息。

首先，熊廷弼二任經略時，遼東巡撫歸屬薊遼總督管轄，而薊遼總督與遼東經略平級且互不統屬，所以熊廷弼是無權直接指揮遼東巡撫王化貞的。但戍衛遼東也是遼東巡撫的主責之一，王化貞必然會參與遼事。

其次，楊鎬、熊廷弼、袁應泰相繼倒于遼事后，遼東經略已成人人避之的“糞坑”，熊廷弼也不例外，不然不會數次拒絕朝廷和皇帝的起復召令。所以熊廷弼二任經略是很不情愿的，他于遼事的決斷自然會向自保、盡量不擔責這個方向偏移。

所以“三方布置”本身就有軍事之外的考量，那就是待在山海關（不直接經手遼事）讓王化貞擋在前面。注意此時熊廷弼和王化貞之間尚無“經撫不和”，而且熊廷弼奏對時，也沒要求節制遼東巡撫。

這也是他和王化貞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熊廷弼希望王化貞按他的謀劃行事，但成敗責任由王化貞自負。而王化貞認為經略想拿主意就得擔責，要么自己來前線親自指揮。朝廷則希望熊廷弼盡快組織征剿，從而越來越厭煩他的“拖延”……

即便完全從軍事角度去看，三方布置也風險很大，因為它是“一錘子”買賣。

熊廷弼的謀劃是，王化貞在廣寧吸引以及拖住后金主力，自己則在“登、萊、天津”三地征募和訓練軍隊。待時機成熟后，發兵橫渡渤海直接襲取遼陽，“海上督舟師，乘虛入南衛，以風聲下遼。而動其人心，遼陽庶可復也”。

首先，從秦至明末，大軍渡海作戰就沒有真正獲勝的實例。原因很簡單，科技生產力水平太低，無法有效建立和維持一條運力足夠的海路。不僅大軍后勤、快速渡海、快速增援軍或者轉移軍隊等等都是問題，運氣不好軍隊還未上岸就大半喂魚了。

所以大軍即便成功渡海，但若不能一戰定乾坤，大概率也會因無法及時增援和撤退以及后路被隔斷而全滅。

注：為實現一戰而定，熊廷弼非常反感毛文龍襲擊鎮江以及在后方騷擾。他覺得這會迫使后金強化遼南方向的防御，不利于他的渡海作戰。

其次，這個策略沒有考慮明廷的財政。

如想在廣寧一線吸引和拖住后金主力，兵馬必然不能少。想要渡海直接下遼，兵馬必然也不能少。雖然熊廷弼本人沒詳細上報所需軍隊數，但戶部奏疏間接透露了“三方布置”規劃的用兵數。

自遼沈繼陷，時勢益危，前議兵止十七八萬，今三路布置共二十六萬，并薊遼總督添募將三十萬矣。前議餉止八百萬，今增至一千二百萬，或云當千五百萬矣 …
《籌遼碩畫》

二十六萬大軍，年餉銀一千二百萬兩，還不是一年搞定且不一定能一戰定乾坤。對于本就掏不出這么多銀子的明廷來說，這個策略再高明也是“紙上談兵”。所以當下關于“三方布置”的資料極少，因為它未被執行過。

袁崇煥的平遼策略，其實就是脫胎于熊廷弼 -- “以守為正”。只是將熊廷弼的一戰而定，改為更務實或者說保守的“以守緩進”。袁的戰術核心有兩點：一是，憑堅城，用大炮；二是，不野戰決戰，只騷擾。

前者的戰例是“寧遠之戰”。雖然對后金的直接殺傷低至可忽略不計，但這是明軍首次找到抗衡、阻止后金大軍進攻的方法。

后者的戰例是“寧錦之戰”。圍繞和依托錦州、寧遠兩城，和后金大軍拼消耗。期間只派出小股兵力騷擾（滿桂和尤世祿各兩千人），以免后金圍點打援。最終皇太極因難以取得有效戰果，而主動撤圍。

這兩戰后金方面的直接戰損都不高，但發動大軍除了要人，還需要大量錢糧。如果無法從敵方獲取有效補充（戰利品），即便仗打贏了實際也虧，尤其是后金這種體量尚小的部族。

后金不主動進攻時，則通過新筑堡壘、堅城向前推進，壓縮后金的空間 ……

這套戰略也不是袁崇煥獨創，熊廷弼之后的王在晉、孫承宗、高第、王之臣等人均是這樣，他們的區別只在于推進的頻率和幅度不同。

但這套策略也有問題。

其一，明廷難以堅持這種效率偏低的戰略。受主戰思維以及財政壓力的影響，每當遼事暫穩，就會響起催促前線盡快征剿的聲音。這種輿論很快就會裹挾朝廷，進而干涉前線的決策并導致遼事大壞，然后進入新的循環 ……

楊鎬、熊廷弼、袁應泰、孫承宗等等莫不如此。所以寧遠之戰，雖然袁崇煥堅決不出城，但因止住明軍敗勢而成英雄，“深足為封疆吐氣”。而到寧錦之戰，袁崇煥的打法雖更積極主動，卻得了個“暮氣難鼓”的評價。

危難時朝廷求穩，真平穩了朝廷又要求速勝。因此袁崇煥的策略也難有成功的可能，因為朝廷的信任和支持，會隨時間不斷流逝。

其二，敵人會調整策略。

為改變戰略被動，皇太極選擇了冒險 – 繞道薊鎮破邊墻攻入京畿，主動去給明廷放血。后金在變，但明廷方面卻沒有變，所以才有了“薊西潛越”。

就如同認為后金不攻破“關寧錦”不會入關，此時的袁崇煥還是覺得皇太極不確保后路無虞不敢深入京畿（孫承宗也是一樣）。所以他仍抱定“憑堅城、不浪戰”，覺得可以在薊州阻擋住皇太極。

結果皇太極沒按套路出牌，直接繞過薊州城并淡定圍著京師轉圈?；侍珮O沒慌，明廷和崇禎卻驚慌失措，各種葫蘆娃救爺爺、臨陣換帥、貿然出擊，最終釀成己巳之變的苦果。

所以熊廷弼和袁崇煥各自策略本身并無什么優劣之分，因為它們都不適配明廷?；蛘哒f大明自身的朽爛和僵化，讓自己失去了應對調整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