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哈梅內伊遇襲身亡，他的肉身是作為在伊朗各方力量中維持平衡的脆弱防線。在中東這個地緣政治危機地帶和現代前現代的矛盾沖突之地，伊朗試圖營造一種獨立于東西方的發展模式，這個模式誕生于一個符號性對抗非常清晰的時代，在當前的形勢之下必然加速塌陷。
對伊朗來說，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曾經是外在的、可指認的、可以通過紀律、動員與意識形態對抗來抵御的對象，倒退之路在冷戰時期曾經在民族解放運動、反殖民運動中真實有效，而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中，國家的邊界不再是可靠的防御節點。伊朗統治集團已經無法再用宗教認同為社會提供一個能夠替代資本主義的未來圖景，神權體系搖搖欲墜。
神權政治道路并不是外在于伊朗人民的，不是伊朗人民被教士蒙蔽了所以選擇了一條邪路。它是二戰后的殖民主義體系崩塌的產物，也是現代性自身危機的產物，在中東的前現代社會結構和外部勢力的影響下，任何一個國家要在完全不依附的前提下走一條現代化的道路的門檻非常高。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是在伊斯蘭文明內部尋找現代性出路的嘗試，以抵抗為己任，最后的結局就是被孤立和制裁，逐漸在道德和政治上走向破產。
伊朗的模式難以在長期經濟制裁、人口結構變化與全球資本技術滲透的多重壓力下保持自洽，它既無法完全脫離，又無法加入全球分工體系。它既要維持革命合法性，又必須進行務實的交易；它強調內部團結，又不得不維持向既得利益集團傾斜的社會分層。伊朗無法真的封閉自己，統治集團被動地一次次試圖通過妥協和交易來提升經濟績效，所以一次次搖擺，震蕩，在意識形態上自我消耗。
以教法學家為核心的帶著前現代基因的伊朗統治集團只能駕馭暴力機器，無法駕馭資本以及現代國家，只能用宗教和經濟利益掌控軍隊，建設不了新時代的先鋒隊，在意識形態上更是一退再退，伊朗自己的現代化持續不斷消滅教權的社會基礎，年輕一代在全球信息與技術環境中成長，普遍受教育程度較高，他們的職業路徑與生活想象總要追隨西方中產的現代生活模版為標準，他們的動機也經過了現代理性的全面改造。
伊朗能作為中東地區的例外和“障礙”存在這么久是因為它曾在國際秩序的裂縫中找到了生存空間，冷戰時期的美蘇對抗的兩極格局，讓伊朗這樣的第三條道路看起來還蠻有希望。在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已經成為全球唯一現實的情況下，它對自身的傳統以及未選擇的道路同時抱有幻想，不堅定的幻想導致不堅定的選擇，它只能且退且戰且退。
當全球秩序開始加速新一輪重組時，它就被當作練兵場和戰利品，新的秩序正在成型，技術和安全成為新的博弈點。硅谷科技精英正在重新與國家意志綁定以對抗競爭對手。對伊朗的戰爭是新科技鷹派證明自身價值的最佳方式，又滿足了特朗普政府刷政治點數的需求，還能幫助美以能控制更多經濟政治利益節點，繼續維持美元霸權體系，舊秩序的新舊勢力也在尋求在新的勝利找到自己的位置從而實現升級重生。
美國及其盟友的目標是讓伊朗分化，變得更可控、更易被整合進全球資本安全體系，他們宣稱只有徹底自由化，只有放棄獨立自主的能力和意志，你才能跟著喝湯，這意味著接受依附道路、徹底放棄獨立能力和意志。
但是即便此時伊朗倒下，人們也不會像20年前那樣歡呼美國的勝利，不會體驗代表普世正義的帝國施加天罰的快感。因為沒有當年的那種樂觀的后冷戰的普世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全球資本主義分工體系將其吸納，因為如今的美國霸權正在疲于自救，美國新自由主義的道路和美國霸權已被送進了ICU。
哈梅內伊的離去打破了漫長的僵局，無論如何，在此之后伊朗人民有權擁有新的希望，有權展開新的政治想象，在擺脫舊有枷鎖的同時獨立探索最有利自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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