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真慚愧，《律師法》是由法工委刑法室負責的，我在刑法室工作多年，卻對《律師法》并不熟悉。這一方面是因為《律師法》在我調入法工委后沒有修改完善，所以工作中關注的少，用到的也少；另一方面也因為相比于刑法、刑訴法這些基本法律，律師法的重要性還有不小的差距。

即便不熟悉，對律師法的立法精神、立法邏輯和基本脈絡還是清楚的。我記得有幾個方面的規(guī)定，較為顯著：一個是，所有律師，不分三六九等，一律平等，僅為律師。其他名頭一概不算，不能在執(zhí)業(yè)活動中對外示人，更不能用來招攬案源。另一個是，考慮到律所實行合伙制和律所內部管理服務的需要，律師分為合伙律師和非合伙律師。二者的區(qū)別僅是：合伙律師對律所的責任大些，非合伙律師責任小些。

離開體制做了律師以后，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一直搞不清楚，為什么律師有那么多的名頭。“中國區(qū)總裁”、“全球法律服務中心主任”、“全球董事會主席”、“中國區(qū)總裁”，等等。

凡是有這些名頭的律師，凡是用這些名頭的律所，你們都不要請。這或者是一個傳銷犯罪團伙，只是還沒有案發(fā)；或者是對職業(yè)沒有基礎的認知，對專業(yè)沒有基本的信心，所以拿名頭來騙人。

市場上總有觀點，批評法律這也不行那也不好。其中不乏一些所謂的“學者”、“專家”、“教授”。據實看，批評的對的很少。“批評使人進步”，“也使法不斷走向完善”。法律中也確定有不少需要進一步修改完善的地方。但要說哪部法律的根基不穩(wěn)，基礎邏輯不清，基本的社會定位不準，那肯定是立不住腳的。

同樣，律師法也有不少需要修改完善的地方，但它對律師和律所的角色定位是不會出現差錯的。基于這點，所以雖然總有“利益集團”推動律師分級和分級出庭，立法機關從來不讓步，自始至終不同意。而且態(tài)度堅決，答復明確，沒有什么變通空間。

市場上一些律所，在法律規(guī)定的合伙律師和非合伙律師外，又發(fā)明了各種各樣的名頭。這種把律師分級分層分類的做法，從表現形式上看，就已經背離了律師法的立法邏輯和基礎性規(guī)定。

“事出反常必有妖”。“事出違法而且很普遍，有的，就不單純是妖了。而是必有鬼。”

之所以這么做，我想主要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迎合市場需要。

群眾對法律和法律職業(yè)的認知是有限的。你要像央視采訪“你幸福嗎”一樣，去做街頭采訪，問問老百姓“是全球董事會主席水平高，還是普通律師水平高”？我想，答復十有八九是“肯定是主席水平高啊”。

所以，一些不良律所用名頭對律師分類，這一方面可以迎合市場心態(tài)，另一方面可以用來吸引、管理和限制律師。前一個當面是“奸”，后一個當面是“壞”。合在一起，是又奸又壞。

二是，可以內部收割。

據說，有些律所，拿這些名頭賣錢。當個什么“中國區(qū)總裁”一個價、當個“全球董事會副主任”另一個價。

買者趨之若鶩。

所以，盈科爆雷，那些有這些名頭的律師，不值得同情。不爆雷，拿著這些名頭憋著壞，四處走穴；爆雷了，就該為這些名頭付出相應代價。這是因果必然。

有些律師也很特別。“你不收他錢，讓他做合伙人，他首先想到的是責任。”“你收他錢，讓他做這做那，他擠破頭往里鉆。”這主要是因為，在一些人眼里，收了錢，就得給他相應托舉、宣傳和回報。而一旦踏上這艘賊船，只能越出越多，而且還下不了船。等出了事，還說不出來。

總不能讓律師自己說出來，“哇偶，我被我自己所在的律所給收割了吧”？

三是，可以抬高身價。

有些律所的推廣，不以業(yè)務能力，而以在律所的“身份”為標準。溜須拍馬的，助紂為虐的，與管理層（實際上服務團隊）勾連好的，推廣就多。悶頭做業(yè)務的，不僅律所不給推廣；自行推廣，還會受到他們各式各樣的限制。

律所推廣后，“中國”、“全球”、“副主席”、“主席”??，委托費用逐次上升。

實際，這些名頭和業(yè)務能力、辦案能力和效果，毫無關聯。如果要有，只有負關聯。

提高業(yè)務能力的過程很漫長，辦案子也很累而且還有風險。買個名頭，進而謀取高額利益，又快又顯眼兒，還不涉及執(zhí)業(yè)風險。這符合“彎道超車”的速成思維。只是一定不健康，也不能長遠。

考驗律師能力的，首先是法律素養(yǎng)。而法律素養(yǎng)的高低，主要看的是“有事想法，辦事靠法”的法商和帶頭守法的堅定。

所以，凡是于法無據的，而又實質違背了法律精神的，都該予以廢除和排斥。

中國區(qū)總裁、全球董事會主席，這些花里胡哨的由頭，該清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