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近期中國與巴基斯坦針對中東局勢提出五點倡議，為恢復地區和平提供了建設性參考。中國重視培養地區國家的主人翁意識，避免將地區安全“外包”給外部大國。中國調解外交的影響力主要體現在經濟與道義層面，而非美國那樣主要依靠軍事手段。事實證明，軍事同盟并不能使地區更安全。五點倡議雖無硬性執行框架，但回歸了十年前伊核協議的初心，強調平衡滿足各方核心利益訴求。中國的調解實踐彰顯了大國外交的智慧與擔當。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作者：張云

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近日，美國和伊朗代表在巴基斯坦舉行談判，但雙方分歧明顯，未能達成協議。隨著兩周的臨時停火期限過半，推動各方盡快回到談判桌前成為國際社會緩解中東局勢緊張、避免沖突升級的緊迫任務。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始終致力于通過對話協商化解爭端，為勸和促談發揮建設性作用。

3月31日，在美國和以色列發動對伊朗戰爭一個月之際，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到訪北京。彼時巴基斯坦剛剛在伊斯蘭堡就中東局勢同沙特、土耳其和埃及舉行了四方外長會談。中巴發表了關于中東局勢的五點倡議，提出立即停止敵對行動、盡快開啟和談、確保非軍事目標安全、確保航道安全以及確保聯合國憲章的首要地位。

對此，國際分析評價各不相同。積極評價認為，這既體現了中巴之間高度互信，五點倡議則是世界主要大國首次提出最為清晰的結束戰爭的結構方案。消極評價則認為，五點倡議停留在政治性表態，缺乏執行機制和硬性保障。筆者認為，中巴外長北京會談和五點倡議，是中國調解外交實踐特色日漸形成的具體體現。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首先，巴基斯坦成為美伊之間重要調解人，并不意味著中國在中東地區調解進程中被邊緣化。相反，中國積極支持地區國家培養“地區安全的第一責任人”意識，有助于中國在多邊主義基礎上實現相互協調和共同發力的新型大國調解外交模式。巴基斯坦地理上與伊朗相鄰，同時和沙特簽訂了安全協議，又和美國政府保持友好關系。作為大中東地區的一員，巴基斯坦對于地區穩定有著直接的利害關系，上述獨特的優勢也讓其在緩局降溫和促進和談上發揮重要作用。

過去幾十年，中東地區并不缺乏調解的努力，但外部大國依靠硬實力促成的調解成果難以長久持續，相繼失敗。這不僅是因為某些外部大國經常偏袒一方，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本地區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將自身安全“外包”給外部大國，缺乏將自己作為“地區安全的第一責任人”的主人翁意識。

近年來，中東國家日益意識到這種“外包式”的地區秩序越來越不可持續，阿曼、卡塔爾、阿聯酋等海灣國家都積極倡導和推動調解外交。2023年沙特和伊朗在北京達成和解之前，雙方已經有了和解的強烈愿望，阿曼和伊拉克等地區國家也已經做出很多的調解努力，并且得到海灣國家的支持。因此，這既是一次中國主導的斡旋實踐，也是中國順勢而為與各國協調，雙多邊多軌道并進的成功調解案例。

圖片來源：新華社

第二，中國調解外交的影響力主要體現在經濟紐帶與道義合法性上。為什么巴基斯坦外長選擇第一時間到北京進行戰略溝通？除了中巴“鐵桿”的傳統友好關系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任何調解外交都需要世界性大國的支持，而這個世界性大國必須既具有道義合法性，又具有實際影響力。

道義層面，中國在伊朗戰事爆發之初就明確譴責美國和以色列違反國際法。相比之下，歐盟發表聲明譴責伊朗13次，但卻沒有提及美以。

影響力層面，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主要體現在經濟紐帶上。雙邊角度看，中國是伊朗以及卡塔爾、阿聯酋、阿曼、科威特、伊拉克等幾乎所有海灣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沙特是中國在中東的最大貿易伙伴。多邊角度看，2024年中國首次同阿拉伯國家集體舉行領導人峰會，2025年中國還與東盟、海合會舉行了首次三方峰會。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更是進一步強化了地區一體化和與中國的經貿和物流聯系。

與此相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主要體現在軍事同盟、軍事基地駐軍和軍售軍援網絡上。美國在巴林、阿聯酋、卡塔爾、沙特、科威特等地都有駐軍，然而此次伊朗危機給海灣國家的一個教訓正是：軍事同盟網絡并沒有讓它們獲得真正的安全。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第三，中巴五點倡議誠然沒有硬性執行框架，但指明了回歸10年前伊朗核問題國際調解外交的根本指導性原則。很多人可能已經忘記，10年前的2016年1月，圍繞伊朗核問題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即“伊核協議”）生效，其中規定了相當明確和平衡的具體執行機制。2015年7月，經過艱苦長期的談判，伊朗與美中俄法英這五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及德國和歐盟達成了這個協議，并經聯合國安理會2331號決議核可，具有國際法效力。伊核協議的核心是伊朗承諾僅和平利用核能的，并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最為嚴格的核查機制；相應的，國際社會（主要是美國和歐洲）解除對伊朗的經濟制裁。

2016-2018年，伊朗遵守了協議，國際原子能機構也確認伊朗履約。然而，2018年特朗普政府單方面退出協議并且恢復對伊制裁，伊朗也減少了履約。因此，當前解決中東危局和結束伊朗戰事的關鍵，并不是建立什么新的硬性框架，而是回到10年前達成伊核協議的初心。

伊核協議本質上體現了調解外交中的一個重要原則，即平衡滿足沖突各方的核心利益訴求。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之所以能夠和伊朗達成這個協議，主要是因為美國的核心利益是阻止伊朗擁有核武器，而伊朗的核心利益是保持政權穩定。中東地區的調解外交關鍵在于重新建立共識性的認知基礎，即必須聚焦雙方的核心利益，而不是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

圖片來源：新華社

近年來中國的調解外交在實踐上已經有很大突破，2023年促成歷史性的沙伊關系正常化，2024年成功調解巴勒斯坦內部各派別和解，以及2025年在香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以調解為宗旨的國際組織——國際調解院。

此次伊朗危機爆發后，國際上對于中國在調解中東困局上發揮作用的期待也很高。此次圍繞伊朗戰事和中國角色的國際討論，本質上也體現了對中國積極介入全球熱點問題和中國方案的高度期待。

從此次伊朗的案例來看，中國調解外交已經顯現出以下三個核心特點：一是調動一切積極力量，共同形成調解外交合力，而不是單方面依靠中國自身力量。二是中國調解的影響力主要依靠經濟紐帶和道義合法性的共振，而不是軍力投射和武力施壓。三是中國調解外交的主要方式是改變各方對于戰略格局、具體利益和自我作用的認知動態，而不是單純的力量對比和利益分布。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英文版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英文版標題為 "Moral legitimacy, practical influence"，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查看。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杜娟 欒瑞英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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